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在第二册末尾马克思的一个笔记“主题索引”中，我们看到他的两条主要思考线索：一是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结构，二是所有制和财产关系。虽然此时前一条线索仍然是马克思的主要关注点，但他毕竟在“所有制及其结果”和“财产”这两个索引中，标注了有产者与社会、所有者与财产、占有与财产、平等与财产、政治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在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财产作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的意义。由此出发，在第三册中，马克思通过罗素的近代英国史进一步了解到，在18世纪末，当时英国84个市镇的所有者把157位代表送进了议会，可资产阶级的“议会的成员不是人民的代表，大部分是他们自己利益的代表”①。同时，当人民与政府的意见不一致时，“下院”总是“更多地”倾向“政府一边，而不是人民一边”!这证明，“代议制基于两重幻想：统一的公民权利的幻想和代表大会是全民代表的幻想。特别是等级选举法表现出人民主权的骗局”②。马克思发现，这种所谓民主的政体决不是人民主权的表现，而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表现。而且，这种新的“现代私有制的体系是长期发展的产物”③。这时，马克思原来所倾向的民主主义政治力量的真实面目终于逐渐地清晰起来了。这也意味着，马克思政治立场中那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第二章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 Karl Marx, 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V/2,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S. 85.

② Karl Marx, 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1，S.103.中译文参见《马克思1843年克罗茨纳赫摘录笔记》，曾宪森、熊子云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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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克思最为重要的哲学理论变化发生在笔记第四册的后半部分。当马克思在对兰克主编的《历史政治杂志》第一卷中发表的(也是兰克自己撰写的)《论法国的复辟时期》一文进行摘录时(该书第41页第28—32行间)，他写下了在全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篇幅最长的非常性评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哲学话语的重要转变。因为，这里出现的已经明显不是青年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的理性原则，而是在社会现实中对这种唯心主义原则的否定。由此，革命被凸现出来。在思考兰克对波旁王朝的历史分析时，马克思原来关注的是新旧法国交替中的复杂政治转变机制。旧法国的基础是王权与贵族，新法国的现实起点已经是革命后所确立的新的所有权。一般的历史现实表明，国家与法的基础都是财产关系。所以在这一注释的开始，马克思写道：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 Karl Marx, 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2,Text, Berlin: DietzVerlag, 1981,S. 128- 129.

② Karl Marx, 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V/2,Text，Berlin:DietzVerlag，1981,S.160.中译文参见《马克思 1843年克罗茨纳赫摘录笔记》，曾宪森、熊子云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③ Karl Marx, 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2, Text, Berlin: DietzVerlag, 1981,S.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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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十八朝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法)，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发现，主语(Subjekt)变为谓语(Prädicat)，谓语变为主语，被决定者(Bestimmenden)代替决定者(Bestimmten)，这些变化总是促成一次新的革命，而且不单是由革命者发动的。①

这段话本来是在于试图说明历史变革中的一种具体关系，可马克思可能开始时无意识使用了黑格尔哲学术语主谓语关系，所以他接下去仍然说，“国王创立法律(旧君主制)，法律创立国王(新君主制)”②。可是，这突然激起他思想的激流，让他顿悟到一个重要的哲学根本问题：

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Staatsidee)的因素变成主语(Subjekt)，而把国家存在(Staatsexistenzen)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现实的真实(während in der historischen Wirklichkeit)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③

很显然，这个突现的新认识中包含着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革命因素。④这是一种重要的承认！马克思的思想一下子从历史中的新旧时代的变化研究跳跃式地游移到暂学基本问题的指认上来。他实际上确认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自始至终存在的现象：所有制决定政治与法，现实决定观念！这样，黑格尔的错误就十分明显了：“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这种形而上学(Metaphysik)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der alten Welt als Wahrheit der neuen Weltanschauung)。"①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② Karl Marx, 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V/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1,S.181.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8—369页。

③ Karl Marx, Historisch- 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r-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1，S.181.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 版社1982年版，第368—369页。中译者漏译了Wirklichkeit(现实)。—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参见[德]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洪谦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页。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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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述，从我们对这一文本的研究来看，马克思并不像传统理解的那样简单地外在地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是在真实的社会历史研究中自觉地确认一般唯物主义前提的。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一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后，他的立场就不仅仅是费尔巴哈的那种自然唯物主义，即直接的物质(自然)与意识的主宾颠倒，而是特指人的社会现实存在(所有制)决定观念的社会唯物主义。当然，这种社会现实存在，实际上类似于法国唯物主义已经提出的那种在社会生活中能“感到的东西”，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从经济现实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这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唯物主义批判逻辑的真实发源地。麦克莱伦曾武断地说：马克思“直到《神圣家族》以前，他的任何著作都是不能称之为唯物主义的”。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评判。②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一文本中，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正是在真实的历史发展中逐步看清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面目，从而为他在当时的德法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进一步转到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打下重要的思想基础的。确认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尤其是哲学前提层面的转换本质是极其重要的。

在接下去的摘录中，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念变革又持续不断地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在同一册关于兰克的《1775年的议会》的笔记中，马克思注意到，在法国“农业地区僧侣的影响取决于他们的地产”③。在浦菲斯特的《德国史》里马克思发现，在上古史中，“土地所有制总是德国制度的基础”。在G.朱诺弗的《继承权的原则和法国与英国的贵族》一书中，马克思注意到“英国的代议制建立在地产的基础之上。地产的巩固是立宪君主制的基础”①。这大大强化了马克思刚刚获得的社会唯物主义观念。而根据笔记第五册的记录，马克思在默瑟尔的《爱国主义的幻想》一书中看到，“在上古时期的制度里只保障人身自由，这就是说，自由只同人本身相联系，后来国家为了有利于物质的自由而限制人身的自由，物质自由是同土地相联系”。由此导引出如下观点：“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真实历史的不同制度下，自由观念的内容完全不同。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点。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自己原有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不再稳如泰山，开始了根本性的动摇。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 Karl Marx,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V/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1,S.181.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8—369页。

②参见[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1页。

③ Karl Marx,Historisch-politische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2,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S.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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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发现，马克思这时所面对的历史学文本里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经济学内容。比如路德维希的《最近十五年的历史》中的纸币兑现问题，在第二册笔记的主题索引中第1条、第7条、第16条中多次出现了赋税、财产等重要经济学主题。在第四册笔记摘录施密特《法国史》里关于土地与财产的问题时，马克思甚至概括出私有制的不同形式：“私有财产的不同形式：自有的、恩赐的、有付息义务的产业。”②在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中，他看到了商品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更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罗素关于近代英国历史的论著中直接摘录了“劳动是唯一的财富”(斯密语)这句话;在汉密尔顿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与风俗习惯》一书中，马克思记下，“纽约市民社会为两部分：劳动者与不劳动者”。可是这一切依然是潜伏于大海底的冰川，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特别注意，因为此时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政治与法，历史在此只是配角，还是被当作政治史来解读的，经济学的内容同样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脚注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 Karl Marx, 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Ⅳ/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S. 264.

②Karl Marx, 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Kreuznach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V/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S.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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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摘录的。

正是以《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学确证为“本”，马克思才可能对黑格尔哲学(不久前通过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观念作用和支配他自己的思想)的唯心主义进行真正的清算。这就是马克思几乎同期开始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显然，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就立即发生了思想转变，他的转变根源于以下两点：一是现实问题的困窘；二是他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确证后，才超越性地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但这又是从社会历史现实的角度被理解的。在我看来，对马克思的这一文本不应过于高估，更不能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就已经开始踏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进程。因为，与同时期的青年黑格尔派中其他也转到唯物主义立场的先锋分子相比，此时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是最深刻的。马克思第一次思想变革中的政治立场层面的转换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到后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才从民主主义立场彻底地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来。

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论犹太人问题》

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已经说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里关于社会历史的结构性分析中，已经确立了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而他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所作的过程性批判中，却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①我们知道，费尔巴哈哲学中存在着两条思路：一是自然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直观描述逻辑；二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人本学价值批判逻辑。相对而言，后者对马克思的影响更大。这一点，麦克莱伦注意到了。②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指认出他的绝对理念辩证法是神正论的另一种精致理论确认：《现象学》是他的出世说，《逻辑学》是造物主(体)的创世原点，真实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倒成为异化主体在现世物役救赎的历程(必然王国)，最终在思辨的“绝对精神”觉醒中扬弃异化，重新回到绝对观念的“上帝之城”(自由王国)。必须指出，费尔巴哈确实正确地重新颠倒了黑格尔，他指出直接的自然物质是基础，感性的人成为主体，但他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构架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历史基础，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实。这也正是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内容。在黑格尔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但长期为我们忽略的理论参照系就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我已经指证过，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主要是唯心主义地抽象了的人类的总体认知结构及其历史辩证演进，但是，除了丰富的思想史线索，它还包蕴着两种重大现实历史主题，其一是法国大革命，其二是英国工业革命。如果说拿破仑是“马背上的绝对精神”，那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则内化为现实中绝对观念的隐性支配，即现代历史发展背后的“理性的狡计”。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最后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经济走向了普遍的世界历史。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从抽象到具体”，从经过中介的思辨抽象回到具体感性的直接性，这是正确的，却是肤浅的。因为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唯物主义的简单直观性，使他无法真正透视黑格尔的更深层的社会历史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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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一章。——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②参见[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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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在走向一般唯物主义“感性具体”的进程中，曾同样反对了黑格尔抽象的思辨逻辑。马克思在很久之后才内省到这一点，并重新在一种新的科学基础上再一次“从抽象到具体”，从直接性到经过中介的批判现象学！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第一次批判，的确是他哲学思想的第一个重大转变。但是，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学，所以他还无法理解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①中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于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自然无法成为马克思视域中的焦点，即剥离去唯心主义前提，黑格尔为什么用国家与法来否定性地制约和超越客观的市民社会？实际上，从上面我们对黑格尔的总体逻辑的分析里可以得知，在黑格尔的眼里，斯密、李嘉图等人的那种以孤立个人为基底的商品经济的市场“自然秩序”，实际上只是绝对观念(主体，Subjekt)处于社会历史经济物化中的某种异化状态，它是由一种盲目自发的“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的。而黑格尔认为，在更高的一个阶段上，绝对观念通过国家与法的自觉调节，使“看不见的手”直接呈现出来。这也是从物化的必然王国的最后阶段向观念的自由王国的飞跃。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将这一关系式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的时候，显然他是正确的，可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不够深刻的。当然，这种“不深刻”只有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制高点上才可能呈现其对比参数。至于施密特①追随马尔库塞说，马克思此时曾“一度”脱离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全部后期著作中“又以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为中介”，重新又“回到黑格尔的观点”。②这一表述不甚准确，因为在“自我意识”主导下的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就没有深入地理解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因此，此时马克思在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也就谈不到什么“离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本身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即使在接受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时期，马克思也还是以人本主义的能动的异化史观为中介，全力折射黑格尔历史的辩证发展观点的。

第二章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全名为：《法哲学原理或者自然法和国家学说纲要》(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Umrisse, Werk, Vollständige Ausgabe, Bd. 8, hrsg. von Dr. Eduard Gans, Berlin,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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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施密特(Alfred Schmidt,1931—2012)，德国当代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左派代表人物。1931年出生于柏林，早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社会学和历史，1960年以本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和法兰克福劳动学院。1972年任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所长。代表性论著主要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0)、《尼采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问题》(1963)、《康德与黑格尔》(1964)、《列斐伏尔和现代对马克思的解释》(1966)、《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1967)、《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概念》(1968)、《论批判理论的思想》(1974)、《什么是唯物主义?》(1975)、《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1976)、《观念与世界意志》(1988)等。

②参见[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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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上对青年马克思哲学第一次重要思想转变中暂学唯物主义生成所进行的重新认识。

其实我们知道，1843年上半年，马克思就与卢格开始讨论创办《德法年鉴》，此时，从青年马克思与卢格的通信中，我们能够看到他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甚至他还在对魏特林①的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②可是，不久他的立场就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据我的推测，这主要是因为1843年中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刊登的文章，其中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的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也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中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确立的方面。

实际上，青年马克思紧接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于1843年秋天完成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在此文中，我们发现青年马克思思想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面看起来，马克思是在批评鲍威尔，可是他自己的思想观念却出现了向赫斯经济异化思想的某种程度上的接近。

在《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青年马克思明确说明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Verhältnis der politischen Emanzipation zur menschlichenEmanzipation)”③。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完成的政治解放仍然是以私有财产(Privateigentum)为前提的，这造成了人的现实的双重生活，即：

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politischenGemeinwesen)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共同本质(Gemeinwesen);后一种是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Privatmensch)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异己力量(fremderMächte)的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魏特林(WilhelmWeitling，1808—1871)，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著作为：《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等。——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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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①

这是市民社会中发生的与法权生活相佐的物役性现象。马克思在此文中54 次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这是他在自己的文本中较集中使用此词的地方，另外他还5次使用了来自法文的Bourgeois。在这里，人成了“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败坏了的人，失掉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unmenschlicherVerhältnisseundElemente)控制了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现实的类本质(wirklichesGattungswesen)”②。这个败坏的“社会组织”和“非人的关系”控制人的观点是深刻的。显然，马克思此时的思考已经在超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研究成果。

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马克思突然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即基于经济学的批判性观点。这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跳跃。他指认出，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恰恰是做生意(Schacher)，“他们的世俗上帝”就是货币(Geld)。③货币是现实交易世界(Schacherwelt)中人们的上帝，这完全是赫斯的观点。

货币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货币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Ware)。货币是一切物(allerDinge)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Wert)。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货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定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das entfremdeteWesenseiner Arbeit und seines Daseins);这种异已的本质(fremde Wesen)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中译文原来将马克思此处使用的Gemeinwesen一词译为“社会存在物”是不准确的，本文改译为“共同本质”。其余译文亦有所改动。——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4页。中译文原来将马克思此处使用的Gattungswesen一词译为“类存在物”是不准确的，本文改译为“类本质”。其余译文亦有所改动。——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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