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①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物役性现象，而是货币异化论了。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在经济学的语境中使用entfremdet一词。由于马克思这时并没有直接看到赫斯正在完成的《货币的本质》一文，所以他也无法说明货币为什么是世俗犹太人的上帝，因为赫斯那个构成颠倒世俗偶像神的关键性的交往类本质还被遮蔽着。所以，马克思此时关于货币异化的讨论是抽象的。其一，货币是一切物(Ding，而不是Sache)的价值，但马克思并不知道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他还不能更深地从关系异化的语境中把握货币。其二，马克思这里的货币异化源起于“人的劳动”和“定在”，而不是现代的交往(交换)。他还没有将这个货币异化与前面他所批判的“非人的关系”联结起来。当然，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表述，因为我们看到了在马克思思想中第一次突现的经济异化思想。可是，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开始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我的推测，应该是马克思此时直接受到了赫斯的影响。虽然赫斯自己关于经济异化的论文《论货币的本质》一文还没有发表，但他已经在不少场合宣传过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公开的言论。他已经在认同赫斯从经济学研究中得来的这些观点。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摧毁了“人的一切类的联结(Gattungsbande)”，这显然还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东西，可是，“外化了的(entäuβerte)人、外化了的自然界，才变成可让渡的(veräuβerlichen)，变成可出售的、屈从于利己的需要、听任买卖的对象”。②这已经是赫斯的经济异化论了。

让渡是外化的实践(Praxis der Entäuβerung)。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en)，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fremden

第二章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中译文有改动。Dasein一词从原译的“存在”改为“定在”。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0—451页。中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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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ens)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已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①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赫斯从来没有使用过的vergegenständlichen(对象化)一词，这是马克思依从费尔巴哈而来的关键性概念。下面我们会看到，他的经济异化理论正是从这一点上异质于赫斯的。马克思急急忙忙地赞同了赫斯以货币为思考点的经济异化观点，可是他自己还没有真正碰过经济学，并且，此时的经济异化论还停留在人的活动和产品(物，Ding)上，而作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交往关系尚没有进入他的思考视域之中。在1843年年底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上述观点的进一步表达，并且，此时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已经从民主主义转向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努力的共产主义。很快，马克思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第一次经济学的研究中去了。作为这一阅读过程的真实记录，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

第二节《巴黎笔记》的文本结构与写作语境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转换是我们这里的主要研讨线索，而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研究文本就是1844年前后在巴黎写下的《巴黎笔记》(Historisch-ökonomischeStudien，Pariser)和其中最重要的《1844年手稿》。②这二者共属一个同体创作过程。根据我的研究结果，《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正是后者哲学话语的重要理论原发地。可是，在目前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中，《巴黎笔记》的真实语境尚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空白。这种状况也必然导致了对《1844年手稿》的重大误读。所以，《巴黎笔记》马克思最早的笔记性经济学文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要攻克的第一个理论难题。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1页。中译文有改动。

②1843年8月，为了准备《德法年鉴》的出版，卢格与赫斯先后来到法国巴黎。同年10月底，马克思与燕妮到达巴黎。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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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笔记》的文本结构

《巴黎笔记》①是马克思第一次研究经济学的真实记录，此笔记的写作时间大约为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从广义上说，《巴黎笔记》共有十个笔记本，其中主要作为经济学摘录的有七个笔记本，此外还有三个笔记本是马克思集中记录的一些初步心得的手稿，这个没有完成的手稿的摘录时间是与这七个笔记本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严格地说，这十个笔记本交相辉映，是无法分割开来的。不过，从青年马克思此时的写作语境来看，我们也可以将青年马克思初涉政治经济学的七本对象性摘录笔记狭义地称为《巴黎笔记》，而把此间逐步形成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批判的三本心得笔记本称之为《1844年手稿》。具体地说，这一手稿是在该年8月第六个笔记本写作之前完成的。根据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历史研究所的马克思手稿专家和苏联、东欧学者80年代初的最新研究成果，青年马克思的真实写作情况表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独立的《1844年手稿》。②所以，离开《巴黎笔记》孤立地对待《1844年手稿》是一种非法指认。在这里，我们先对青年马克思的《巴黎笔记》进行一些初步的文本结构研究。

青年马克思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阅读了大量经济学论著，并且写下了整整七册读书笔记。这些约有三十印张的笔记，最早由苏联马恩列斯研究院在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一版(简称MEGA1)第3卷上第一次发表，标题为“经济研究(摘要)”。最初他们确定笔记为九册，而在1981年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2卷中则重新确认为七册。这是因为在其中两册笔记上发现注有“1845布鲁塞尔”的字样，所以将其归并于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

第二章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德]马克思：《巴黎笔记》，MEGA2第四部分，第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81年，第283一589页。

②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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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笔记的文本主体既没有写作时间也没有标注写作地点，同时也没有先后次序的编号，所以笔记的写作顺序无法得到精确的认证。在这一点上，新老MEGA版的编者对笔记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如下：

MEGA1版：

第一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12张共24页，没有封面，分左右两档书写。其中第5—24页右栏为空白，第一部分为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摘录(两卷，巴黎，1817年)，共21页。第二部分为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摘录(两卷，巴黎，1829年)，共 $2 \frac { 1 } { 4 } \overrightarrow { \textmu }$ 。最后又是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摘录(布鲁塞尔，1837年)，只有1/4页。

第二册：八折本，马克思写了12张共24页。最后一页是数学演算。没有封面。第1页上有马克思加注的标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热·加尔涅译，1802年”。相关内容全部是对斯密《国富论》的摘录(第1卷，巴黎，1802年)。

第三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9张共17页，其中第6页只写了六行，第18页只有一个标题。没有封面，分两栏书写。第一部分为勒奈·勒瓦瑟尔的《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四卷，巴黎，1828—1831年)，共5页。接下来是斯密《国富论》的结尾部分，共11页。

第四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18张共35页。没有封面，一部分分为两栏，另一部分分为三栏进行书写。第一部分为色诺芬尼①的《雅典的色诺芬尼著作选》等四部论著，只有 $1 \ : \frac { 1 } { 2 } \ : \overline { { \sharp } }$ 。第二部分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两卷，巴黎，1835年)，共17页。最后是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巴黎，1832年)，共17页。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色诺芬尼(EεvoφávηζòKoλoφωvoζ，约公元前570—前470)，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历史学家、社会和宗教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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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册：四折本，马克思写了10张共18页。有封面，封面上所注的标题为“Gibbons，1844年。1.麦克库洛赫。2.普雷沃论穆勒。3.德斯杜特·德·特拉西。4.穆勒。西斯蒙第：说明等(这一部分被删掉了)。5.边沁①的《惩罚和奖赏的理论》第2卷，厄杜蒙编，巴黎，1826年”。这一标题显然是马克思后来加上去的，实际摘录内容与目录有一定的出入。第一部分是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日内瓦一巴黎，1825年，含译者普雷沃的作为附录的《评李嘉图体系》一文)，共9页。第二部分为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第4一5卷，巴黎，1826年)摘录，共3页，以及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结尾部分，共6页。此外，还有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一张插页）。

第六册:罗德戴尔的《论公共财富的性质与起源》。这一册后来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

第七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12张共23页，分两栏书写。该册的内容为卡·沃·克·舒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杜宾根，1843年)，只有1页。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斯图亚特和杜宾根，1841年)，共17页。亨·弗·欧西安德尔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或对李斯特博士工业力哲学的阐释》(杜宾根，1842年)，占其中的3页。欧西安德尔的《论各国的贸易》(第1—2卷，斯图亚特，1840年)，只有1页。最后又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结尾部分，占其中的1页。

第八册：布阿吉贝尔的《法国详情》等三本书和约翰·罗的《论货币和贸易》。此册后来也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

第九册：八折本，写了12张共24页。第1页上有标题：“欧仁·毕莱《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第1—2卷，巴黎，1840年)。该摘录还有一部分被归入《布鲁塞尔笔记》中。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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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版的MEGA2中，原来的第六册和第八册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还剩下原来的六册之秩序被重新打乱，原来的第三册现在成了第一册，然后再按原序列重新排成第二至第七册。同时，新版的MEGA2还确认了写在一大张纸上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

以往的文本研究的基本依据有这两条：一是马克思文稿的笔迹、墨水和纸张情况，二是研究者所推测和假定的马克思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思路。可是，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时青年马克思思想深处的实际理论中轴(权力话语)是哲学。以我的新逻辑来推断，马克思这七册笔记的写作顺序可能是这样的：以MEGA1的原有序号为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第五册、第七册、第四册、第九册，然后是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这种推断有何根据？我们可进行简要的分析。

我发现，这里被列为《巴黎笔记》中的勒瓦瑟尔笔记和色诺芬尼笔记并不属于这里的经济学研究内容，而是关于政治、法学与历史的研究。我认为，这种推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即这两本笔记是《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内容，马克思只是利用了这些笔记本的空白部分。第一本原来只使用了5页，而后一本只使用了 $1 \frac 1 2$ 页。在此，马克思实际上常将一个笔记的未完成部分记在另一个笔记本的空白处，这是新老MEGA版编者都没有注意的问题。在《布鲁塞尔笔记》中，也有类似的接写情况，其中一册是接着毕莱笔记后半部分开始的。

以我的推测，马克思首先写下的是萨伊笔记，然后是斯密笔记，斯密笔记的后半部分又记在了原属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勒瓦瑟尔笔记的后半部分，尔后是麦克库洛赫笔记、特拉西笔记。接着，马克思又写下了舒兹笔记、李斯特笔记和欧西安德尔笔记。马克思经济学笔记的最后部分是李嘉图和穆勒笔记，它们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内容，马克思将其写在原属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色诺芬尼笔记的后面。其中，穆勒笔记是全部经济学笔记的最高点。这两个笔记的结尾部分分别补记在特拉西笔记和欧西安德尔笔记之后。最后，马克思离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首先重新摘录了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然后对社会主义者欧仁·毕莱①的笔记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行摘录。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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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认知背景

我已经指认，《巴黎笔记》是青年马克思1843—1845年第一次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所刻下的最初的学习心路轨迹。首先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此时马克思对经济学问题并没有充分的了解，基本上没有专业发言权，所以笔记的绝大部分仅仅是马克思的摘录，几乎没有评论，这是哲学家马克思在又一个新的理论语境中的“失语”状态。这一状态只有在最后的《穆勒笔记》中才得以改变。二是马克思即使对经济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与分析，可他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历史性认识。他既没有对斯密以前的“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有所了解，也无法正确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异质性。事实上，青年马克思1844年前后并没有储备经济学的知识，用恩格斯后来的话来说，那叫“一无所知”。1892年，针对一些人提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由德国法学的历史学派发现的，如在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拉维涅-佩吉朗1838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基础，“生产、产品分配、文化、文化传播、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都只能从经济形态中得出它们的内容和发展来”②。梅林写信给恩格斯，询问他和马克思当时是否熟悉法学的历史学派的观点，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①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欧仁·毕莱(Eugene Buret，1810—1842)，法国社会主义者。

②转引自[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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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发现无论是在苏联、东欧，还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回避这一笔记的具体经济学内容，或者对《巴黎笔记》的理论价值保持某种共同意味的沉默。较早研究马克思《巴黎笔记》的学者是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他根据MEGA1发表的资料对这一笔记作过一般性的描述。②另外，苏联哲学家拉宾对这一笔记进行过有一定深度的哲学思考。③主要原因是，人们似乎不能肯定青年马克思在这里对经济学最初形成了极不成熟的看法的判断。以我之见，马克思此时基本上没有理解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价值—主要是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本质特别是它的重要的劳动价值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马克思此时并不具备科学的认识方法，因此他无法形成科学的经济学观点。第一方面的难题在1845年春天以后得到解决，第二方面的难点一直到1857—1858年才取得真正突破。这正好是马克思后来的两个伟大发现。

这时，在马克思的一般理论背景中还潜伏着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当时已经读过某些文献但没有留下笔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马克思自己拥有这些论著，因此他没有立刻写下笔记。参见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笔记本》的藏书目录。《1844—1847年记事笔记本》是目前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记事本，主要记录了马克思1844—1847年间的一些书目，其中也有一部分笔记、写作计划和心得。但从整体上看，这不是马克思专门用做读书笔记之用的。④二是他对一些论著做过笔记，但笔记遗失了。三是马克思比较熟悉这些学者和论著，他觉得不需要做笔记。具体地说，第三方面至少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马克思比较熟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文献，如费尔巴哈、卢格、赫斯等人的论著；第二是当时英法社会主义的文献，1842—1843年，马克思已经了解了傅立叶、圣西门、勒鲁①、孔西德朗②、蒲鲁东、安凡丹、魏特林、卡贝和德萨米等人的论著；第三是马克思此时认真关注但又没有在《巴黎笔记》中出现的经济学文献。③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0页。

②参见[苏]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方钢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③参见[苏]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④参见MEGA1第一部分，第5卷，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32年，第547—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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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面的文献，对于我们这里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是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从马克思自己写下的《1844—1847年记事笔记本》来看，上面是有西斯蒙第笔记的，但后来遗失了。此外，还有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直接引用的康·贝魁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查·劳顿的《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巴黎版)和舒尔茨④的《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以下简称《生产运动》)等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舒尔茨的这本重要的论著。对舒尔茨思想的关注是由科尔纽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提出的。以他的说法，自己的观点又是受到明科的《历史唯物主义前史研究》手稿的启发。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的第一部分中三次大量引述这一论著。⑤在本书第五章第四节中，我们将专题讨论这本书。

3.《巴黎笔记》的具体阅读语境与内在研读线索

我们知道，在1843年末至1844年初，青年马克思还处于他不久前的第一次思想变革之中，即从青年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范式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一般共产主义的转变。因此，他仍然忙于出版《德法年鉴》和修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本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之后，应该在以后几期的《德法年鉴》上刊登该书的正文部分。但1844年2—5月间，马克思却再次埋头专注于前一年7—8月在克罗茨纳赫开始着手的关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特别着重考察1792年以后共和国产生时期的法国革命史(即国民公会史)。直到该年5—6月，马克思才中断了国民公会史的写作，转入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皮埃尔·勒鲁(PierreLeroux，1797—1871)，19世纪法国哲学家、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

②孔西德朗(Victor Prosper Considerant，1808—189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社会命运》。

③参见[苏]巴加图利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

④舒尔茨(Wilhelm Schulz，1797—1860)，德国作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59、70—71、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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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的民主主义立场走向历史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又在一般唯物主义新视域中对社会政治与法权进行研究，因此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国民公会史》的写作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但他为什么突然中断这一研究而转向经济学，其原因值得我们探究。

青年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冲动萌发于何处？在我看来，首先当然还是来自社会现实的冲击。这又可以分为当下社会现实与历史学研究中的大量史实两个方面。前者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以后所直接遭遇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后者则是已经突显出经济关系和经济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的提示。如上所述，在《法哲学原理》的第三篇第二章“市民社会”中，黑格尔直接谈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①。同时，黑格尔还明确指出这种思想源自斯密、萨伊和李嘉图，并直接列举了他们的主要论著。再次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与赫斯和青年恩格斯在进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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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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