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济学研究之后的思想。

我认为，马克思与赫斯、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的深度交往是他研究经济学最直接的导因。这主要是指我们前面专门分析过的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影响。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主要都表现为在并不深入的经济学研讨之上所进行的哲学政治批判。不过，二者又有一定的区别，赫斯是人本主义哲学逻辑占主导，而青年恩格斯的思路却是从经济学现实逻辑出发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们都是“哲学共产主义”，即法国的社会主义加上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①)，也正由于此，青年恩格斯当时断言共产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必然结果。②如前所述，蒲鲁东已经站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了(《什么是所有权》)，但相形之下，蒲鲁东的法权社会主义由于肯定劳动价值论而有一定的深度。其实，蒲鲁东基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使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马克思虽然不同意蒲鲁东的政治观点，但他已经意识到蒲鲁东的劳动工人在经济分配中的不公显然远远深刻于自己那个法人与市民分裂的政治异化逻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我们已经看到，青年恩格斯的思想也是在傅立叶类似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哲学”观念影响下转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的。马克思在1843年7月以后，与蒲鲁东进行了频繁而直接的交往。1843年10月，马克思到达巴黎之后，他们两人更是常常通宵达旦地争论。这时，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更接近于赫斯和青年恩格斯，所以这种争论常常表现为哲学共产主义与经济学(法权)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论。

在此，我将马克思这里的阅读语境中的认知结构区分为焦点意识和支援意识。焦点意识即为马克思直接有意图的前台理论目的，在这里主要是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肯定的东西。在马克思《巴黎笔记》的读书进程中，他的直接目的是颠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指认为合理事实的东西，这无疑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阅读法。支援意识是指在亚意图层面上支持马克思完成认知过程的后台性语境，它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性的参考背景，这是指赫斯、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及其社会主义。青年恩格斯与赫斯是共产主义，而蒲鲁东则是西斯蒙第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从对笔记前期摘录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主要是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卢森贝正确地指出了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他写道：“马克思大部分对摘录的意见，是追随恩格斯的，有时甚至逐字都追随着恩格斯”①。第二个层面是处于更深层次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逻辑，而且主要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不仅仅是自然唯物主义)。②我已经指出过，此时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权力话语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逻辑。③用麦克莱伦的话来说，即“在马克思所有的《巴黎笔记》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占据着完全核心的地位”④。但是，在《巴黎笔记》这一阅读进程的主要路径中，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却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这又成为青年卢卡奇的逻辑起点。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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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注意到，马克思在此摘录和评述经济学观点的时候，总体的摄入视角是政治立场评判，而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本身。这就使马克思在这种选择性阅读意向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首先被忽视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暗藏着的社会唯物主义前提。我发现，马克思此时没有注意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前提主要是培根一洛克式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这种经验论的唯物主义方法已经发生了某种理论改变。不完全同质于从启蒙思想一直到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在古典经济学发生发展的现实理论运作中，经济学家总是力图从悬置于自然物质之上的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现实出发，并且，在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那里，已经抽象出非实体的“劳动活动”和“价值”、“交换关系”等社会物质存在(魁奈、斯密和李嘉图)。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指认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从社会物质存在出发的观点的社会唯物主义的第一、第二层级。更进一步，是作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操作语境的最深层面，即在斯密对现实社会经济结构和规律的研究以及李嘉图对大工业物质生产的分析中，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第三层级。而且马克思同样没有关注的是，在西斯蒙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李斯特、罗雪尔为拒绝英法老牌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入侵而对德国经济的个性分析里的那种更具体的现实历史分析。当然，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他们不可能真正发现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相反，这时青年马克思的思路诚然已经潜含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但其深层语境却仍然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价值伦理悬设与批判。这样，我们前面说明的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与客观逻辑正好也是被马克思无意识拒斥的。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复杂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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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德]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方钢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4页。

②根据MEGA2，2/1的资料显示，恰恰是在马克思的建议下，1844年3月14日至10月30日的《前进报》刊载了《费尔巴哈的《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1844年莱比锡)一书摘要》。这正表明了马克思此时对费尔巴哈的理论立场。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③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一章第三节。——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④[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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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学习中被忽视的重要的方面，就是那最有可能直接生发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显然，马克思此时的深层哲学构架正是立足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感性”具体直接性，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抽象”(非直接性)。所以，他也同样反对经济学研究中非现实的“抽象”。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恰恰在于“否定了生活的一切意义”，这是一种蔑视人的“无耻”抽象的顶峰。他批评斯密等人的价值论没有考虑到竞争与市场的现实因素，所以必然是抽象的。显然，马克思这时还无法理解这种对社会生活本质进行客观抽象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对这一点的深刻把握是他在《1857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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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对“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概念的界定中才得以实现的。在此，他赞同青年恩格斯(赫斯)，拒绝承认劳动价值论。如果从哲学认识逻辑的角度上看，这是用一种自然唯物主义现象论否定比较深刻的社会唯物主义本质论；而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则失去了从劳动价值论翻转过来现实地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方向，从而也使他丧失了科学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可能性前提和理论依据。

由于这时马克思的主导性思路是人本主义的哲学反思，所以当他第一次面对经济学的“科学研究”(这是马克思在以后对李嘉图研究的称谓)时，马克思只是简单地把它颠倒过来理解，即以人性的尺度来坚决反对和否定私有制。用孙伯馔先生的话来说，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前科学批判时期”的开端。①不过，在这里马克思的这种批判也还是不系统的，那种超越于蒲鲁东和赫斯之上的劳动异化逻辑尚没有形成。这种新的哲学理论建构是他在这个读书进程的最后一站—《穆勒笔记》中实现的。于是，此时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一个《巴黎笔记》中最重要的事件：马克思突然摆脱了前面的失语状态，重新获得了对经济学文本的批判性支配权。这一次，马克思不再尾随斯密、李嘉图，被动地被牵着鼻子走，而真正寻觅到一个逻辑入口。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从恩格斯的思路向赫斯思路的转换，即以人本学的异化判定代替了客观的经济对立和分裂，但实际上，马克思由此获得了第一个从整体上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构架，这就是经过赫斯改造过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经济异化批判逻辑。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的理论评述与《巴黎笔记》前面的评议有了很大的异质性。突然，马克思开始变得自由和自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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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孙伯镑、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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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对马克思《巴黎笔记》的一个总体性评价。下面我们将以文本解读本身来确证这个观点。

第三节《巴黎笔记》的摘录性文本研究

《巴黎笔记》所阅读的基本线索，源自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中所涉及的主要经济学家及其著作。《巴黎笔记》的研读对象，主要是马克思在巴黎能收集到法文版的经济学论著，约18位学者的近20部(篇)论著(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由于马克思当时法文基础较好，而英文并不熟练，所以，他没有直接阅读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原版著作，而只是选取这些论著的法文译本，其中也有少数德文论著，如李斯特、舒兹和欧西安德尔等德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本节，我们将对马克思这一摘录性文本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1. 一个沉默的开端：从萨伊到斯密

《巴黎笔记》的书间漫步是从萨伊开始的。马克思为什么选择以萨伊为开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萨伊的评价很少，但这不会是直接的原因。倒是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有很大的篇幅以萨伊为论争对象。此外，还有一个较大的可能，就是因为萨伊被视为斯密学说体系化的代表，而且他又是当时法国当时比较入时的经济学家。

马克思在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阅读行走，从第一卷直至第二卷结束，共摘录200余段，然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批注和心得。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初涉经济学的马克思的思想状况。在第3页上，马克思摘录了萨伊关于物之有用性和价值对人的效用规定。在这里，马克思根本还无法理解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是对斯密的庸俗化理解。在第78页上，马克思摘录了商品(用于转卖)与物品(用于消费)的差别。在这两处摘录边，马克思加注了一条竖线。在第90—91页的摘录中，马克思关注到资本不是由物构成，而是由价值构成这样的观点，并且加了双线。这很可能是研读中未被激活的思考点。但在以后的大量摘录中，马克思仍然没有什么正式的评注，只在两处增加了几个简单的字词。此外，在第二卷中边上加线的摘录为资本价值和地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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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言说空白的状况，直至全书结束后的那篇概要才被改变，马克思突然在萨伊概说第一部分(财富性质与流通原理)关于所有权和财富的两段摘录右边，写下了《巴黎笔记》中第一段重要评注。我们发现，马克思所书写的这第一段批注的激活因素并不是在经济学学理之中发生的，而是受到前面已经在赫斯和恩格斯那里显现的批判性观点的激发：第一，“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不予论证的一个事实(factum)，但这个事实却形成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同时，“没有私有制便没有财富；国民经济学按其实质来说是致富的科学”。①这是从西斯蒙第开始启动的主体批判思路。第二，马克思注意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中的财富规定的特殊性，即它是由人们用来交换的物的价值比决定的。“交换’一开始就是财富的根本因素（》Tausch《zum wesentlichen ElementdesReichthums)。”②这一观点对于马克思接受赫斯的交往(交换)关系异化论铺平了道路。对于萨伊这种以交换规定财富的错误(比之于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倒没有进行批评。接下来，马克思又摘录了萨伊关于交换价值与效用、生产费用，以及生产要素和消费的几段文字。显然，马克思这时还无法弄清萨伊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中的地位，特别是由萨伊所开启的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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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存在于萨伊著作中的那些重要的社会唯物主义论点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注意。如前文我们已经标注出来的绪论中，萨伊提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下一个观点：“在生产的各种方式和由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③再如在评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时萨伊说，“这门科学不是建立在假设上面，而是建立在观察结果和经验上面”④。在第一卷第三章至第四章中，有大量篇幅的关于生产力的论述；第五章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相互协同的生产方式；第八章是分工，在该章的最后，萨伊明确提出了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工人能力的退化，使之成为片面生产的附属品。①第十九章则是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探讨。所有这些思考，都浸润着萨伊从斯密那里袭承而来的经验论的实证科学方法论，以及一定限度内的第一层级的社会唯物主义观点。而此时，这些思想资源都漂泊于马克思所关注的视域之外，游荡于马克思此时的认知构架所能匹配的注意视点之外。如恩格斯所言，那时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对于马克思来说只能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参见[德]马克思《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摘要》(以下简称《萨伊摘要》)，Karl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 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N /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1，S.316。中译文参见《巴黎笔记选译》，王福民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②[德]马克思：《萨伊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Marx 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IV/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S. 319.

③[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8页。

④[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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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阅读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已经确证了赫斯与恩格斯的判断。读完萨伊，他知道萨伊是在解说斯密。因此，斯密成为马克思的第二个阅读对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马克思面前的《国富论》是译成法文的五卷本(1802年巴黎版)，他只是对四卷正文中的前三卷进行了摘录，这些摘录约有170余段。而且，这些摘录的后半部分并没有严格遵循原书的次序。第一卷开篇，马克思摘录了分工问题，有些是对法文原文的摘录，也有一些是用德文对法文的转译或概述。在这些摘录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能提高劳动生产力[produktivenVermögen(facultés)der Arbeit]②，可是他没有去仔细思考斯密的诸如分工、劳动生产力等概念的意义，却在挑剔其在第二章中所阐述的关于分工与交换的关系的“循环论证”。③而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第三章到第六章中，马克思虽然摘录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论述，甚至还记下了斯密那一段有关财产是他人劳动或一切劳动产品的支配权的论述，却恰恰忽视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个关键性表述。很显然，此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无法洞悉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之要义，尤其是这个结论对他的要打倒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将意味着什么。自然，他在这种理论背景之中也不可能破译斯密学说的内在矛盾的密码。我们同样发现，在以后的第二卷到第三卷的摘录中，马克思在面对这位经济学巨匠的经典文本时自始至终处于“失语”状态，没有更多的议论和评说。同样，由斯密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科学方法和社会唯物主义的第二层级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历史观的思想，也没有真正影响青年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1—102页。

②参见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Bd. IV/2,Text,Berlin: Dietz, 1981, S. 332 - 335。

③参见[德]马克思《斯密〈国富论〉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 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 /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 S.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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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初识

马克思接下来摘录的是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一书①，其中，包括吉·普雷沃译自英文的该书正文和作为附录的一篇普雷沃自己评述李嘉图的文章。马克思这时显然是想通过这本教科书式的论著了解一下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况。在这个笔记中，马克思大约做了40段摘录。但是马克思很少对该书正文进行摘录。在第1页上，马克思注意到麦克库洛赫对经济学目的的定义，即以财富为中心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而在第57—132页，马克思分别记录了麦克库洛赫对魁奈、斯密、马尔萨斯②和李嘉图的评论，特别是对他们的批评性意见。在该书正文的最后一段摘录中，马克思对麦克库洛赫将政治经济学称之为科学大为恼怒，认为麦克库洛赫引用培根关于科学研究的一个比喻是“厚颜无耻”。这也是马克思此时支援意识语境中的一个重要构件：资产阶级还能科学?！下面我们会看到，马克思在1844年7月底发表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直接批判了“无耻的”麦克库洛赫。并且，这个诘问直到他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对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时才获得正确的回答。③

实际上，马克思此时的态度是值得我们认真推敲的。这里有一种对比性的认知，尤其耐人寻味。我们在第一章关于社会唯物主义第一层级的说明中，麦克库洛赫将政治经济学称之为科学，因为它是“建立在事实与实验”之上的，这还由于，“生产和财富积聚以及文化的进步等所依据的原理，都不是由法律所制定的”，这些“原理”以及它们的作用，“和机械原理一样可借助于观察与分析来探讨”。①虽然麦克库洛赫在解说斯密、李嘉图时，已经是在经济学学理上对其进行庸俗的消解，但他所指认的“科学”在社会唯物主义的初级层面上却是可以站立起来的。虽然马克思这里解读的文本，并不是我们在第一章中引述较多的麦克库洛赫的那本有中译文的主要学术论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但这本小册子无论是在基本方法上还是在观点上都几乎等同于前者。而且，在一些历史性描述、基本方法说明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界定上，特别是对第一层级的社会唯物主义的原则表述方面，《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论述倒更加清晰一些。我自己以为，这也是在早期论述政治经济学史方面写得比较客观比较透彻的一部文本。可是马克思此时面对这一切，却没有擦出任何思想的火花，留下任何评论！那又是为什么？这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章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德]马克思：《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一书摘要》(以下简称《麦克库洛赫摘要》)，MEGA2第四部分，第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81年，第473一479页。

②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著有《人口原理》(1798)等。

③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二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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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之见，马克思这时在面对社会生活的基本哲学前提中，已经明确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观点。这是他在历史研究中对费尔巴哈一般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认同。但是，这种唯物主义的社会观点还没有在经济学的更深层面得以确立，更谈不上在对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的三个理论层级的全面超越之后，创立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视域。有关这一点，在苏联、东欧哲学和经济学专家(包括MEGA2的编者)的语境里根本无法浮出他们意识的地平线。同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哲学家们也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接下去，我们在笔记中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马克思对普雷沃根据穆勒来解释李嘉图的附录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里，我们管窥到《巴黎笔记》中马克思首次较强幅度的思想碰撞活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据我推测，面对具体的经济学描述，马克思一时还很难深入探讨，但对于对经济学思想的一般理论概述，马克思则持有较大的理论思考空间。马克思在刚写下标题后不久就注意到，普雷沃(穆勒)的观点是着眼于“把斯密与李嘉图区分开来的学说”。第一部分，马克思摘录了七个论点。其中，当摘录到第二个观点，即普雷沃称赞李嘉图学派是深邃的经济学家，“就在于把科学的东西归结为十分简单的东西，以平均数为基础，这样可以撇开可能妨碍它们一般化的一切偶然情况”①时，马克思气愤地质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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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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