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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建构B:经济关系颠倒之经济学哲学反思
第二个理论建构是,马克思在第一层思考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另一种探讨,我将其称之为哲学与经济学内容的理论接合。这一次,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成了强有力的权力话语和逻辑推进的理论中轴。这一人本主义话语将成为下面《1844年手稿》的真正逻辑座架工具。在此,马克思从经济学(货币一交换)走向哲学批判(类本质一异化劳动),从经济学的现实批判变成为形而之上的哲学思考。而在十余年后写作《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马克思却在同一个接触点上从哲学批判重新走向经济学。①
马克思指认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出现了这些特点:
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享受(Gattungsgenuβ)②——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定在(wirkliches,bewuβtesundwahres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
②原文中的“Genuβ(享受)”一词,在MEGAl中被误判为“Geist(精神)”,后来MEGA2都校正为“Genuβ”。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改译。这个“Genuβ(享受)”也是赫斯的术语。——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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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ein)是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e)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本质(wahreGemeinwesen),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社会本质(gesellschaftlicheWesen),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①
请读者们注意,该引文中第一句里马克思分别在字词上打上着重号的地方是:两个“交换”相当于“类活动”,以及接下去的两个“社会的”定语。马克思在自觉地进行一种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结:“交换”实际上是原来应该存在的人与人交往的类活动和类享受!交换是经济学,而交往的类活动与类享受是哲学。前者是国民经济学,后者是费尔巴哈一赫斯式的人本主义话语,而第三个语境则是马克思自己独特的理论规定,即人的本真存在中的社会的活动与享受。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倒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自然存在与关系,而是人的真正的社会本质和共同本性,而且,这不是一种与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东西,而恰恰是每一个个人真实存在的本质。这种人的本质,不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那种思辨的反思规定(Reflexionsbestimmung)所产生的,而是由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即个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存在时产生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这种人的社会本质关系却表现为外在的事物的交换关系。这就是在资产阶级经济现实中所发生的人的类本质关系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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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中译文有改动。Gemeinwesen一词是马克思在此文使用较多的概念,一共出现7次。中译文将马克思此处的Gemeinwesen一词翻译成“社会联系”,我觉得是不准确的,Gemeinwesen一词的直接意思是“集体”、“国家”,但从这里的上下文语境看,其构境语义应该是“共同本质”。参见[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Studien, 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 IV/2, Text, Berlin: DietzVerlag,1981,S.452。我推测,这可能是因为苏联学者将Gemeinwesen一词翻译成“社会联系”,我们再从俄文转译中出现的误译。我的这一推测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中译本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注1。—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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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马克思这里的人的本质(关系)虽然加上了“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定语,但它却真是一种抽象的规定性。马克思在此文中31次使用Gesellschaft及其形容词。与马克思不久之后写下的《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本质相比,它可以说同样是抽象人本主义的东西。因为这种所谓的“真正的共同本质”(实际上是赫斯那个未被异化的理想化类交往)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理论化的价值悬设。这与后来马克思在1846年所指认的那种基于物质生产条件的现实的解放可能性是根本不同的。①因此,马克思此时无法看清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中这种复杂的客观事物化和颠倒了的社会关系的内核。于是,经济现实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被理论地指认为异化:“有没有这种共同本质(Gemeinwesen),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共同本质(Gemeinwesen)就以异化的形式(Form der Entfremdung)出现”②。在马克思看来,再往更深处探究,社会联系的主体是人,这个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而由于“这些个人是怎样的(Wie),这种共同本质(Gemeinwesen)本身就是怎样的”③,异化的人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异化。在这里,人的存在决定社会关系,而不是社会关系决定个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尺度相比,这里所布展的正好是一种相反的逻辑。只有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才可能完成真正分析解决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颠倒问题的任务。
很明显,马克思从最初的对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的哲学论说出发,开始实现一种总体理论逻辑上的飞跃,从对货币的异化现象的关注升华为对交换这一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异化的研究。这样,马克思此时的理论研究具有崭新的意义,因为他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经济异化理论的完整逻辑框架了。潜在的话语与自觉的理论原则在此重合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紧紧扣住了一个极重要的他不久前已经觉察到的问题,即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这与那种早期人受自然支配的现象有共同的特征,即人被外物所奴役,人类主体仍然不是他(应该是的)自己命运的主人。显而易见,在马克思当时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框架中,这种思想带有极强的伦理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25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 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N/2,Text, Berlin:Dietz Verlag, 1981,S. 45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中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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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这里,我们又能体会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逻辑的某种背景支援。在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中,上帝是人的本质之颠倒,人创造了无所不能的神,却使人类主体自身变得空无,这个无能的空心人只得跪倒在自己创造出来的万能的创造物的脚下。而此时马克思的哲学逻辑,显然比费尔巴哈的站得更高一些,已经从自然的人性和本质的理论确证走向了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论确证,而且也要比他不久前的理论逻辑思路更清楚一些。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人的本质的设定,即人类主体没有被异化时所应该拥有的先验本真状态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马克思的政治异化观点相比,显然有更加具体的逻辑所指。
当马克思用这种一个人应该具有的本真尺度去衡量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时,他立即发现,人类主体(劳动者)的本质就像在费尔巴哈的那种宗教异化过程中一样,在他的经济生活中被彻底异化了(又是一个坏的“是”)。
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共同体(wirklichenGemeinwesens),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人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fremdeMächte),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结(Wesensband)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结(unwesentlichesBand),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真正的定在(wahresDasein)①;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Verwirklichung)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Production seines Nichts),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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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之见,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是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s)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即“把合群的交往(geselligerVerkehr)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③这根子上还是赫斯的交往。他发现:
交换(derTausch)或贸易交换(Tauschhandel)是社会的、类的 行为,共同本质(Gemeinwesen),社会的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 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为 贸易交换。因此,它同时也是同社会的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s)的对立。④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此处原中译文将Dasein译为“存在”,我认为译为“定在”更准确一些。—本书作者第三版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中译文有改动。中译者将马克思此处使用的Band一词译为“联系”,但此词在德文中通常意为“带子”、“系住”,所以译“联结”更准确一些。参见[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Marx, 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 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IV/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1,S. 452-453。马克思在此文中4 次使用 Band一词。——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中译文有改动。此处原中译文中将geselliger译作“社会的”,我改译为“合群的”。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中译文有改动。此处原中译文中将Tauschhandel译作“物物交换”,可原词没有这个意思,handel应该是“贸易”之意,所以我改译为“贸易交换”,以避免中文中的误解。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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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种理论布展的脉络十分清楚它经历了从对社会政治分立(异化)的关注步入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的关心,再从对金钱异化的具体批判步入对经济关系异化的总体逻辑的哲学批判的过程。然后,马克思将从交换领域走向劳动生产,劳动异化的思想开始生成。这个行进方向与古典经济学从交换到生产的逻辑也是一致的。这恐怕也是赫斯没有跨出的重要一步。
- 理论建构C:劳动异化逻辑的初步设定
第三个重要的理论提升是劳动异化理论的初步形成。在这里,青年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异化直接提升出人的本质异化之根源是劳动活动的畸变,这种观点意味着青年马克思自己自主性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最初建立。用马克思此时的话来说,即“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unmittelbaren Erwerbsarbeit)”①。这里的Erwerb一词是“挣得”、“赚钱收入”的意思,是赫斯最常用的概念。在《货币的本质》一文中,赫斯先后13次使用此词。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使用赫斯已经使用的雇佣劳动(Lohnarbeit)一词。马克思在这里探讨的是劳动异化的经济学本质。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劳动虽然是人的生活来源,但它的目的本来应该是劳动者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以及劳动者本人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②这是劳动者本人的一种生命的总体需要,可是,现在这种生命的需要在交换关系中发生了某种畸变:一是这里的劳动本身和劳动产品都与劳动者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反倒成了外在的某种客观“社会组合”;二是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从事劳动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③由于劳动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体关系而生产的”,所以,对于劳动者来说,社会的需要固然是多方面的,可是劳动本身却变得越来越“单方面”,劳动“陷入谋生的劳动(Erwerbsarbeit)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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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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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马克思此时是从主体需要(Bedürfnis)这个规定出发来定位劳动的本真意义的,这与后来《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从对象化生产去定位劳动有着重要的异质性。马克思这里从谋生劳动导引出劳动的异化,它具体包含了四层异化关系:第一,“劳动对劳动主体(arbeitendenSubjekt)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二,“劳动对劳动对象(Arbeit vomGegenstand)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三,外在的社会需要(gesellschaftlichen Bedürfnisse)成为劳动者异己性的强制;第四,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异化为手段性谋生活动。②很显然,这四个层面都是在对象化劳动及关系之外的异化方面,与《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劳动异化的四重逻辑层面相比,这种分析还是十分粗糙和不精确的,但它毕竟摇曳着更深逻辑建构即将布展的点点星光。
依照马克思此时的认识,劳动异化的发生是由于所有制条件下的分工造成的。他认为:
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贸易交换(Tauschhandel),表现为做买卖(Schacher)③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abstraktesWesen),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④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9页。
③Schacher一词是赫斯在《货币的本质》一文中的常用词,通常译为“买卖”和“交易”,赫斯还使用Schacherwelt(交易世界)和Verschachern(买卖、做生意)等词。根据苏联编译者的看法,这个词的使用类似于傅立叶社会主义传统中对自发的买卖的贬斥,而相对于有组织的交换和贸易(Handel)。—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中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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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换的基础是劳动分工,分工是异化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已经超出赫斯对异化原因的分析。马克思在此文中只是4次使用Theilung der Arbeit一词。①这一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被改造为分工是奴役的原因。此时的马克思认为,在分工的前提下,产品和私有制下的财富获得了等价物的意义,人交换的已经不是他的劳动余额,而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物”,即作为谋生劳动的直接结果的交换媒介——货币。而正是在这个货币中,“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自然物(spezifischeNatur)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事物(entfremdetenSache)对人的全面统治”②。在这里,社会的本质只在它自己的对立物的形式中、在异化的形式中获得。
马克思对人本主义经济异化理论的总体逻辑建构,在他第一段“议论”中已经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实现。接下来,马克思先对穆勒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后半截一直到第四部分(“论消费”)的第三节做了大段摘录。在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已经凸现出来的情况下,经济学的东西总是被遮蔽的。其实在穆勒这本书的第四部分中,他已经提到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多次提到了斯密所使用的“生产力(produktivenKräfte)”③概念,也分析了消费只随着生产的扩展而扩大的特性。这些观点都是对斯密理论的复述,可马克思此时还是无法理解这些经济学命题和重要概念。所以,马克思再一次回到以交换为视轴的经济异化理论的哲学主题上,直接论说了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与经济异化的内在关联,并且进而确证了他的经济异化理论的完整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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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当时使用的 Theilung der Arbeit 一词现在通常写为 Teilung der Arbeit。——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此处原中译文将Natur译作“物质”,我改译为“自然物”;原中译文将Sache译为“物”,马克思在此使用的意思是区别于一般物(Ding)的与人相关的事物、物品,我认为译为“事物”更准确一些。——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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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构架。
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的私有制的基础上,人的生产目的总是为了自私的对象化式的占有。显然,这里出现的生产概念并不是后来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从国民经济学中而来的与交换相对的经济学术语。“生产的目的就是拥有(haben)。生产不仅有这样一种功利的目的,而且有一种自私自利的目的;人进行生产只是为了自己拥有;他生产的对象(Gegenstand)是他直接的、自私自利的需要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①这是马克思在此文中第一次使用与生产相关的Vergegenständlichung一词。在本文中,他一共使用了3次。正是这个来自于费尔巴哈的Vergegenständlichung将马克思与赫斯对劳动的看法真正界划开来。②在交换出现以前,人生产产品的数量并不多于他自己的直接需要,所以“他需要的界限也就是他生产的界限”。是需要限定了生产!而“一旦有了交换,就有了超过占有的直接界限的剩余产品”。需要限定生产,交换决定产品,这两个观点都不是正确的命题。马克思这时看到的是,在生产与交换中,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本来是人与人交往的类本质)就不再是人的真实关系,人的劳动产品也不再是“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
换句话说,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我同你的社会联系(gesellschaftlicheBeziehung),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Schein),我们相互的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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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此处原中译文将haben译作“占有”,可是德文中另有Besitzens(占有)一词,故译作“拥有”为好。原中译文将Gegenstand译为“物品”,将Vergegenständlichung译作“物化”,我分别改译为“对象”和“对象化”。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在传统的研究中,人们通常将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视作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实际上黑格尔并没有使用过Vergegenständlichung一词。他一般使用gegenständliche(对象性)概念。而费尔巴哈则在对宗教的人本主义批判中集中使用Vergegenständlichung一词。在他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他共使用此词达45次。—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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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马克思开始运作一种现象学批判的构架。如前所述,在此马克思所标注的“社会”这个规定性,都是费尔巴哈式的真正的没有被异化了的那种人与人的类关系。我们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中还会遭遇这个又改变过了的“社会”范畴。
由于在交换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即将我们联结起来的那个交往类本质,已经颠倒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利己的、事物化的东西,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所以,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事物的价值(sachlichenWerthe)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②。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中的每个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他人心目中的东西;人为了占有他的物品时,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手段、工具、某种物品的生产者。第二,一个人自己的物品对其他人来说,仅仅表现为“对象(Gegenstandes)的感性的外壳,潜在的形式,因为你的生产意味着并表明想谋取我的对象的意图。这样,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你的愿望则是你的物品的奴隶”③。
面对这样一种人的类本质之异化状态和人类主体颠倒为事物的现象,马克思自然是予以否定的。按照他的理解,这种异化的主体正是处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无产阶级。如上所述,此时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正在寻求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的根据,他要求以“武器的批判”去扬弃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象,使人类主体回归到它本应该处于的正常状态。可是,由于人的革命此时还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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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5页。中译文有改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此处中译文将Gegenstand一词译作“物品”,我改译为“对象”。—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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