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的，所以异化的消除和人类主体的解放仍然是一种人本主义价值哲学的逻辑推论结果。这也是马克思完整经济异化理论的最后一个逻辑构件，即异化的扬弃以及人类主体从异化状态向自己本质的复归。

在这里的文本语境中，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主体的复归就是共产主义。他只是从“人”所应该具有的类本质要求对它作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描述：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Lebensäusserung)，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直观地(gegenständliche，sinnlich)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对象(Gegenstand)。(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wahresWesen)，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①

在这里，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我的需要的对象化的看法，是来自于黑格尔的劳动外化观点。但是，他将黑格尔的外化论改造成费尔巴哈式的对象化论。也恰恰是这一点，将他与赫斯的劳动概念区分开来。当然，马克思此处的讨论，仍然是一种理想化的本真人的生存境域。紧接着，马克思又进行了一种人类主体在异化与非异化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的对比性逻辑分析：其一，在非异化的主体状态下，“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①。其二，在主体状态中，“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②。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劳动变成一种“被迫的活动”，对人来说是一种痛苦，在主体自己的活动中，人的个性反而同人疏远了。这就近似于这样一种观点，劳动是人类主体的本质，通过扬弃劳动的异化复归于人的真实本质就是人类解放的根本。当然，在这里，马克思没有进一步具体说明这个新的理论观点。它的展开，在《1844年手稿》中成为重要的思考主题。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Studien, 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2, Text, Berlin: DietzVerlag，1981，S.452-453。——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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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向总体批判：一种社会主义的结论

在《巴黎笔记》的最后，马克思已经表现出这种倾向，即决意离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而从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联结中全面展开自己的自主性批判。以我的看法，对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个行动而言，马克思并不是莹莹子立、形影相吊的孤独者，其实他的身后站立着这四位理论家：西斯蒙第、蒲鲁东、赫斯和青年恩格斯。在对经济学的自身批判中，他倾向于西斯蒙第的否定性前提；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批判中，他基本肯定蒲鲁东和恩格斯基于经济学的经济学批判；可是，在哲学对经济学的批判上也是他自认为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他同意赫斯的看法。而且，他在《穆勒笔记》中一出手就轻而易举地超越了赫斯。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最后，对前三位理论家的东西都没有进行摘录，却恰恰专门对他已经看过的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重新做了笔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我前面的分析，西斯蒙第、蒲鲁东和赫斯都是属于马克思这时比较容易理解的思想家，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则溢出了他所能充分理解的范畴之外。如前所述，西斯蒙第是人学伦理学批判，蒲鲁东是政治法权批判，赫斯是哲学批判，而青年恩格斯却是从政治经济学本身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觉得，有必要专门再思考一下恩格斯的做法。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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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是一个独立的插页，它被夹在《穆勒笔记》的最后。①马克思在1843年11月就阅读了恩格斯的这一文本，但在当时马克思对恩格斯批评的那些经济学家及其论著还并不了解，所以他没有立刻做摘录。如前所述，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立场却已经深深影响了马克思。而在这里，马克思又形成了对经济学的基本看法，他觉得必须重新阅读和摘录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同时我认为，马克思此时恰恰发现不能按照恩格斯的思路批判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一逻辑的构架中指认“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的意思。

马克思还在《巴黎笔记》的最后，摘录了西斯蒙第式的社会主义者欧仁·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劳动阶级的贫困》一书。马克思在这里感兴趣的是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批判，特别是大量的关于无产阶级贫困生活的具体资料。在毕莱的这本书中，不仅有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而且也包括了欧洲其他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者悲惨生活的生动材料。毕莱在书中引述了许多研究者的调查，如英国学者艾利生、伊登和法国学者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维诺、维莱梅等人的调研成果。此外还有不少官方的统计资料，如英国议会的报告和法国的社会救济报告等。

第二章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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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这个摘录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劳动者贫困状况的实例。在马克思的摘录中，他主导性的意向得到了具体的证实，即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是与少数私有者手中的财富的积聚相关联，“贫困及其后果是财富的代价”。他甚至注意到毕莱论著最后一章中关于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的研究。其二是评价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劳动者贫困的政策，即从第一个济贫法到19世纪40年代的相应措施。马克思摘录了毕莱对资产阶级社会消除贫困的措施束手无策的无力性的评论，因为这些措施至多是减轻“极度的贫困”，而根本不可能真正消除贫困。相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贫困都在加剧。日本学者部服文男曾指出，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手稿》中引用毕莱的著作，但没有指明毕莱的名字。在上面我们提到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也引用了毕莱的著作。①“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最坏的马铃薯。”②

最后，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这是马克思在哲学方法论上的一种再准备！于是，《1844年手稿》的整体写作思路就已经形成了。马克思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有一个机会，来全面地来阐发自己新的理论逻辑了。这也许就播撒下他后来书写《1844年手稿》一书的内在理论冲动的思想种子。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5—478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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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自1927年首次公诸于众以来，迄今为止已经整整70年了。光阴荏苒，在这大半个世纪中，这部手稿经历了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也扮演了不少重大的历史角色。可是时至今日，它可能依然是马克思文献中最难解读，却被引用最多的文本之一。如果我们将时间指针定位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解视域，那么最近的两次重大释义分别为苏联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理论界的“类哲学”和“实践人道主义”。然而所不同的是，苏联的政治释义已经在现实中破产，而中国哲学界的人本学诠释则刚刚萌芽，这使得这一文本的重要讨论意义域再次凸现。

第一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情况

从本书导言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Okonomisch-philosophischeManuskripte，1844)的理解，实际上是理解马克思的所有解读模式的关键异质性的分水岭。对这一文本的哲学研究，国内外的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主要结论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1844年手稿》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所以人本主义被视为当然的理论旗帜(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派、西方马克思学、国内的实践人道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人学)；二是断然否定《1844年手稿》的理论价值，判定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这两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线性思路的正反面。这中间，还横着苏联、东欧学者那种不彻底的界线含混的理论认知逻辑。我已经说明，孙伯先生首先提出《1844年手稿》中存在着两条逻辑:除去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他还指认了一条正在发生的从现实描述出发的客观唯物主义线索。但后一条线索的逻辑源起，除去对黑格尔的劳动外化思想线索的可能性链接，他并没有明确地给予直接回答。从对以往研究背景的分析来看，人们似乎倾向于将《1844年手稿》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仅仅与费尔巴哈联结起来，而以我之见，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离开了马克思此时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而只是进行单纯的哲学解读！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1844年手稿》传统研究模式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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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结构

20世纪初，苏联专家梁赞诺夫在阅读马克思《巴黎笔记》手稿的照相版文本中，发现十个笔记本中有三个笔记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文本。不同于其他摘录性笔记，它是马克思独立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述，这就是《1844年手稿》。刚开始时，这个文本只是有选择地部分发表在1927年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上，主要包含了以后所谓第三笔记的大部分内容。后来它又在1929年被转载于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上，当时的标题均为《《神圣家族>准备资料》。出版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却又十分重要的论著。在那时，此文本的发表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1931年1月，苏黎世出版的一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月刊《红色评论》上发表了迈尔的一个题为《关于马克思的一部未发表的著作》的简短报道，说新发现了马克思的一部早期著作，其实那就是苏联人已经部分出版的《1844年手稿》。1932年，这部手稿经过整理，以德文发表在克吕纳版《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一书的第1卷上，当时的标题为《国民经济学与哲学。论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和市民活动的关系(1844年)》。这个版本虽然补上了俄文版未发表的几个部分，但仍然不是全部内容。在1932年的稍后一段时间，这一文本才在阿多拉茨基①主编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1)第一部分第3卷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一章》为名全文发表。当时，该文本被编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一至第三部分以“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作为文本的主体。第四部分则是作为附录发表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该书的发表在苏联、东欧学界并没有引起什么重大的反响，而却在西方学界造成了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马克思热”②。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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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844年手稿》第一次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中用俄文全文发表。不久，该文本的中文第一版的单行本在1957年出版。当时，这个文本一纸风行，已经成为前东欧理论界的讨论焦点，特别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波动外延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一面理论旗帜而引人注目。一时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成为一种新的逻辑指归。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被直接写进了东欧一些共产党的党纲(如前南共联盟)。可是，这种理论动向却受到了苏联意识形态当局的批评与压制。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他的“改革新思维”就是以人本主义的类哲学为根基的，即“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所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为苏共“二十七大”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1844年手稿》的中文第二版①于1979年重译(刘丕坤译)并出版。不久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收入的文本基本与刘译版相同。此时，中国国内学界兴起讨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第一次“热潮”。马克思的这一文本成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重要根据，也就是势如破竹、自然而然的了。

第三章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①弗·维·阿多拉茨基(B.B.AIOPATCKHH，1878—1945)，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阿多拉茨基1878年生于俄国的喀山，卒于1945年。他1897年考入喀山大学，攻读法律，是列宁同专业学习的校友。190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过1905年的总罢工，并因此流亡到国外。1905年他在瑞士见到了列宁。此后，他开始承担列宁委托的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任务。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档案馆馆长和中央档案局副局长。

②参见拙著《折断的理性翅膀》，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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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MEGA2第一部分第2卷第一次以两种方式同时发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一是以马克思写作的原本顺序所发排的全部文本；二是根据马克思的设想，按理论逻辑和书稿结构所发排的手稿。前者我们称之为原初文本版，后者则是逻辑编排版。②我们这里的研讨对象就是以第一种形式编排的《1844年手稿》的原初文本结构。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1844年手稿》，实际上由三个笔记本组成。第一笔记本现存36页，与《巴黎笔记》中的《穆勒笔记》一样，每页都有马克思自己用罗马数字标注的页码(I—XXXVI)，其中马克思写有文字的共27页(I—XXVII)，第27页(只有两行字)下半页之后为九页半空白(XXVII—XXXVI)。全部稿本均以竖折形式分为三栏。第一部分按“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项内容分栏并列竖写下来，其中也有分两栏或一栏书写。从第XXII页起，则又全部通栏书写，这就是有关“异化劳动”的第二部分内容。中文版《1844年手稿》将这第一笔记第一部分的三栏同时书写的内容编发成顺序排印，只是在每一页上注出了原文页码。没有十分仔细研读它们的读者稍一疏忽，都会基本误认为这是马克思按印刷文本页码先后顺序写作的三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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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常见的两个中文版本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和第二版第2卷，前者依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辑，后者就是新的逻辑编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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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笔记本只存有4页，即最后的第XL至XLIII页。第二笔记本实际上是马克思这一重要文本最主要的批判内容。可是，它总共43页，却整整遗失了39页。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第三笔记本现存68页(I—LXVIII)，同样也有马克思自己用罗马数字所标注的页码编号。马克思的第三笔记本写至第43页(I—XLIII页)，但写有文字的为41页，其中第22页(第XXII页)原稿空缺，第44页以下为空白页。在逻辑编排本中(中文版同此)，编者将原稿中第38页的“序言”直接调到全书的开端，并将有关黑格尔哲学批判的三部分内容(XI—XIII页、第XVIIXVIII页、第XXIII—XXXIV页，中间有两段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合一并且放置在文本的最后。这固然是马克思写作的设想，但由于没有做出必要的特定说明，这就会让那些不细心的读者将此误认为是马克思的写作顺序。

第三章 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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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两个单独的插页。编者题为《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章的摘要》。据考证，这一文本摘录写于1844年4—8月，极可能是马克思写作第三笔记中关于黑格尔批判的准备资料。从内容上看，它是黑格尔这一章近1/3量的原文摘录，马克思基本上没有评论。由于这一文本在页号编码上使用了与《1844年手稿》的罗马数字不同的阿拉伯数字，所以，编者将它作为单独的附录发表。过去也有的论者将此文本称之为“第四笔记”或“第四手稿”。不过，历来的中文版《1844年手稿》都没有收入这个文本。

现在的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是依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译的。它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逻辑编排版(与MEGA2新版的逻辑编排相差不大)，而不是马克思原来写作顺序的原初文本版。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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