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还需要说明的是由苏联学者挑起的一种争论，即认为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是在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进程中，一边读书一边写下这一手稿文本的。这也就是说，《巴黎笔记》是与《1844年手稿》穿插交错进行的。他们的具体假设是，马克思先写下萨伊和斯密的笔记，然后开始写作手稿的第一笔记本;随后，马克思又重新阅读，再做了关于麦克库洛赫、普雷沃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笔记，最后完成手稿的第二至第三笔记本。甚至李嘉图和穆勒笔记是在全部手稿完成之后才又回头重新读书而撰写的。这种假设在文献考证、马克思的直接指认和这一文本的内在逻辑三方面均没有可靠的依据，这种推断的唯一根据是第一笔记本中只是引述了萨伊和斯密，而全部手稿中也几乎没有摘录李嘉图和穆勒的东西。①这种假设把马克思描述成一个在理论研究上不负责任的学者，只读了两本经济学论著便开始对经济学指手画脚，再瞟了几页书又发一通议论。可是，马克思的治学态度从来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的青年马克思的写作史已经清楚地显现了他的研究方式，特别是刻画了他面对一个尚属陌生的重要学术领域的研究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关系，《克罗茨纳赫笔记》与“国民公会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关系，更不要说在此之后，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的关系，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伦敦笔记》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关系。可以说，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史中，他没有一次不是在对一个专题、一个领域的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占有之后，并且在对其进行深入反复的思想实验之后，才会动笔写作。

第三章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①参见[苏]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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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苏联学者的这种“理论创新”实为一种不必要的过分标新立异的行为。更主要的是，以马克思内在的理论逻辑进程来看，这种编排不仅没有深化我们的研究，反而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文本解读中的混乱。我固然承认《巴黎笔记》与《1844年手稿》是在同一个时段中完成的同体文本，但绝对不赞成苏联、东欧学者上述那种将文本碎片化的做法。所以，我在本书中没有采用这种观点，仍然将《1844年手稿》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来对待。遗憾的是，MEGA2版的编者也毫无批判地全盘同意了苏联学者的这种假设。①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般评述

在那种泛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隐性解读构架中，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说的都是对的。由此，《1844年手稿》在它问世之后被直接指认为西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和戈尔巴乔夫式的“类哲学”、“实践人道主义”的“新约”，也就顺理成章了。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来看，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里的相当一部分论述是不科学的。按照我的理解，《1844年手稿》并不是青年马克思计划写作的成果，只是他最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思想实验的过程。马克思的这个文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重逻辑线索构成的矛盾思想体。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总体线索再作一次梳理：马克思的理论起步是主体能动性(以康德、费希特为基点的法哲学)，然后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以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为民主主义的理论前提。马克思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构架，在《莱茵报》时期接触现实问题时发生了动摇。这是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已经阐述过的一个前期思想线索。在上一章中，我们也看到，马克思并不是外在地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研究中自主地确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看清了资产阶级的真实面目。这使他实现了第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变，彻底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马克思由此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两条思路：一是自然决定的描述逻辑，二是人的类本质异化与复归的批判逻辑。特别是后者，直接成为此时支配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隐性权力话语。①如前所述，马克思是在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的影响下，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在《巴黎笔记》中，以马克思当时的解读语境，他还无法真实地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内蕴的科学成分，所以，马克思这种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阅读是以人本主义哲学的凸现(《穆勒笔记》)为理论结果的。而《1844年手稿》，正是这种思考、研究和批判的总结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MEGA2第一部分，第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81年，“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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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青年马克思在这里的主导性显性逻辑是：颠倒了古典经济学既成的政治前提，以肯定无产阶级立场；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精神现象学)，延伸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论(人本现象学)，特别是否定了蒲鲁东一青年恩格斯的实证批判思路，进一步升华并系统化了赫斯的经济异化逻辑。所以，如果说，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论中，人本学是神学的秘密，人的本质是上帝的秘密，人的关系是三位一体的秘密；如果说，在赫斯的货币异化论中，人是国民经济学的本质，人的真实类本质交往关系是货币的本质；那么，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中，则为人本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秘密，劳动是资本的秘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秘密)，社会的人是货币的秘密！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主要是第三笔记)，由于对经济现实的更深介入，马克思的思考中也萌生出一条从经济现实出发的客观线索，虽然这条线索在《1844年手稿》中始终是不自觉的和隐性的。与苏联学者的认识不同，我以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不过是马克思接触经济学的一种理论无意识。拉宾承认《1844年手稿》的过渡性质，但他认为手稿中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因素”。②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并行交织于马克思的同一文本中，呈现了一种奇特的复调语境。当然，我们要铭记，人本主义逻辑在这一文本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统摄性的权力话语。

第三章 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①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将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寄给费尔巴哈，以表示敬意。

②参见[苏]纳尔斯基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册，金顺福、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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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要再一次明确指出，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居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从本质上看，劳动异化理论还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因为异化理论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历史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伦理价值批判的窠臼。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吕贝尔曾经说：“马克思在着手对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经济进行科学分析之前，就参加了工人的事业。作为参加这一行动的基础，是对异化了的社会制度的人道主义的抗议，而不是价值规律””①。这个说明符合《1844年手稿》的实际情况，可是他以此来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那就是反动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分析。以广松涉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1844年的劳动异化理论中，虽然他已经开始试图以“人”(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类本质)去替代黑格尔主义“主体—客体”同一逻辑框架中的绝对观念，但这仍然是非科学的。因为异化理论先验地预设了(A)=人未被异化的本真存在；(B)=异化的非本真人类存在；(C)=通过异化的扬弃恢复人的本真生存。历史成了A→B→C的异化复归过程，这仍然是隐性的黑格尔神学构架。而作为人类主体类本质的劳动在实质上还是一种先验的主观价值实体。②虽然马克思此时视作历史本真基础的东西，已经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生理一伦理活动和自然一情感关系，但当他仍然用“应该”存在的人的本真“自由自觉的劳动”和“真正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存在”)为逻辑批判尺度，对现实存在的异化劳动的非人状况进行哲学一伦理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实质上必定是非科学的，因为批判的方法甚至批判的对象都是非历史的。在这里，他“既不是从现实的私有制的事实出发，也不是从商品、货币关系或资本、劳动关系等客观经济关系出发，因为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私有制的进一步规定，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和表现”①。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张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经济关系是自然的、永恒的、人性的表现，那么马克思则认为现实客观存在的一切是异化的，而没能存在但应该存在的本真的人类主体活动和关系才是真实的人类本质。事实上，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依然错误地延续了赫斯的经济异化思路，将私有制的本质和起源归结为“异化劳动”，将人类解放看成是摆脱异化劳动的奴役。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法]吕贝尔：《马克思学研究》1966年第10期，第4页。

②参见[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13—14页。中译文参见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9页。——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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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首先他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进而也就简单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在这一点上，虽然马克思并不同意恩格斯的理论思路，但他在经济学学理上仍然受到青年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深刻影响。例如，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是由私有制和竞争造成的，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不予以认证的事实，但由异化劳动所构成的现实关系实质上又是由竞争造成的偶然的假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此根本不可能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作出科学的评价。所以，他与青年恩格斯一样，不加区分地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与庸俗内容统统贬斥为“敌视人”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越向前发展，就越在异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如果斯密是“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ökonomischeLuther)”，那么李嘉图就是它的“犬儒主义”的代表。斯密是“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是恩格斯在自己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说法。这些评价，与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以后对古典经济学的科学认识有着极大的异质性。

最后，让我们来分析《1844年手稿》的内在逻辑结构。从文本的写作进程来看，他首先按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路写下第一笔记本的前半部分(以下简称1-1)。这是一种对国民经济学指认的“事实”的直接批判，这种批判的思路实际上也很接近蒲鲁东的社会主义。苏联学者拉宾无法透视这类写作思路，将其简单地指认为马克思自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作了在他们本身范围内的批判”。这种含糊不清的界定根本不可能透彻说明马克思接下去的话语转换。①然后他进一步否定这一思路，转而写下第一笔记本的第二部分(以下简称1一2)，即异化劳动的四个层面，这是青年马克思自己重新确立的推翻国民经济学基本构架的哲学人本主义的批判大纲(人学社会现象学)。接下去，是对这种批判的理论认证，即在第二至第三笔记本中具体展开经济哲学分析。以上这些构成了《1844年手稿》的主体部分。

第三章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①孙伯镂、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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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以为，在马克思第一笔记本的写作中存在着两种思路：其一是国民经济学的颠倒，这是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路；其二是哲学人本主义逻辑。这样，在1-1到1-2之间就存在着一个逻辑思路的转换。我以为，这种逻辑思路的转换实际上是马克思对青年恩格斯思路的批判与超越。他直接认同的是以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黑格尔的辩证法构架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面对国民经济学的现象学批判，这实际上肯定了赫斯的人本主义批判思路。在这两种思路中，马克思是自觉地倾向于人本主义批判逻辑的。

我发现，第二至第三笔记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思路调整，这确实是一种不自觉的复调(它不同于后来巴赫金②所讲的自觉文本创造中的复调变奏)，因为这种复杂语境是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批判中亚意图地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表述中，不时会有政治经济学那种社会唯物主义的隐性浮现。马克思的不少思考是深刻的，如果换一种科学基础就立刻能超拔出来。其中，第三笔记中关于黑格尔哲学批判这一节是马克思对自己当时研究的方法论指认，其本质是对黑格尔一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方法的改造，其目的是针对“批判的批判”和德法社会主义认知构架。我将它概括为从精神现象学到人学现象学的过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论的指认是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插述中完成的，它绝不是传统研究中所谓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改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苏]纳尔斯基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册，金顺福、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②巴赫金(，，1895—1975)，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主要代表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1929)、《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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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走向社会本真的人学现象学批判

《1844年手稿》的第一笔记本的语境是十分复杂的。以我之见，它实际上展现为三种不同的话语：一是处于被告席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及国民经济学(直接被反驳的对象)；二是蒲鲁东一青年恩格斯的审判与指认；三是马克思超越这种在国民经济学范围内指控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人本主义批判(里面又暗含着自然唯物主义前提)。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深入又极其复杂的理论对话。因而，我们一旦抽离了马克思当时经济学研究的具体语境，就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这里极具针对性的深层批判逻辑。

1. 第一笔记本的文本结构与总体逻辑构架

如前所述，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的读书逻辑刚开始布展时所呈现的是被动的外在经济学摘录，直至《穆勒笔记》中才凸现出人本主义批判逻辑。同时我已经指出，马克思此时发现不能再按照青年恩格斯的思路来批判政治经济学。因为他意识到，这种思路仍然没有走出《1844年手稿》1-1所指认的那种“国民经济学的立场（StandpunktdesNationalökonomen)”。所以在1-1中，马克思先是策略性地以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原则，然后按照国民经济学的思路，批判性地梳理资产阶级社会分配关系的三大部分。显然，这种思路(第二种话语)仅仅是国民经济学(第一种话语)的直接颠倒，这是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它的主导逻辑是经济学的客观强性逻辑，而人本主义逻辑恰恰是其弱性逻辑的思路)和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这两本书的共同前提。这条思路的源发性基础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即站在既定的经济学观点上翻转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在这里，它实际上是透过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的棱镜，而由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批判思路完整地显现出来。马克思诚然在1-1中先策略性地采用了这种做法，但迅速否定了这条思路，因为他觉得这是“站在国民经济学的观点上反对国民经济学”。这也是他在《穆勒笔记》中就已经发现的问题。所以，1-1的总体思路仅仅是一种用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范围内来批判经济现象的逻辑布展过程，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为下面更深层次的人本主义本质批判设立对象。

第三章 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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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传统研究中普遍关注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1-2的思路是以哲学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为原则，它超越一切已有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我以为，这是马克思自我指认的一种新的批判思路(第三种话语)，一种在思路转换中出现的新的人本主义逻辑。正是在这一新的逻辑建构中，马克思第一次表述了一个穿透资产阶级经济现象批判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gesellschaftliche Phänomenologie)。莱文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的导言中，颇有见地地指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学”。可是他的论证是极其混乱的，因为他无法区分马克思在不同阶段的思考特性，即无法区分青年马克思在人本主义立场上，非历史地说明社会现实的现象学分析，与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建立的科学的历史现象学的异质关联性。①我还注意到，在华康德评述布尔迪厄②的论述中，他将萨特后期的人本学辩证法的分析称之为“社会现象学”而加以否定。他的理论定位倒与我这里对社会现象学的论说语境相接近。①这也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从前期的客观描述与批判到《穆勒笔记》中的人本主义批判的飞跃的真实反映。同时，马克思的这种思路转换实际上是对1-1中青年恩格斯一蒲鲁东思路的批评与超越。这实际上是肯定了赫斯但又超越于赫斯的。在马克思看来，赫斯的论述根本不到位，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哲学基础，特别缺乏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深刻了解。更主要的原因是，赫斯的交往一交换(金钱)异化论已经被马克思从劳动生产(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异化出发的更深一层的完整经济异化理论所取代了。可是，我有一个不一定准确的观点，即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恰恰是隐性唯心史观的！马克思不得不为了革命结论而伦理地批判现实。当然，在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背后，仍然潜藏着更深一层的唯心史观，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非历史性和永恒性的认证，这是无法根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马克思在真正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之后才解决了这个难点。下面，我们将以第一笔记本的文本为依据来直接指认这个观点。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美]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黄振定、邹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主要代表作有：《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1972)、《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79)、《实践理性：论行动的理论》(19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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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中的两种话语

在第一部分的写作中，马克思最初打算分三栏(在同一页上)分别列出“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分配关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劳动工资(Arbeitslohn)、资本(Capitals)和地租(Grundrente)。②马克思在本文中 3 次使用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一语，这 3 次都是在第三笔记本中。但他25次使用了来自法文的Bourgeois一词，这是《穆勒笔记》中所没有出现的情况，并且，他在紧接其后的《神圣家族》中又28次使用了Bourgeois。这个关键词词频变化的文献细节也是说明《1844年手稿》是在《穆勒笔记》之后完成，并直接联结《神圣家族》的一个重要文本证据。在此，我们看到了全部手稿(除去遗失的部分)中独存的三个大标题。我们可以发现，这三栏中分析得比较深入的是第一小节，但是第二小节的标题却是三栏中独有的完整小标题，它也是全部手稿中唯一的小标题。在第二、第三小节中，资料摘录占据了主体部分。整个第一部分都是未完成式的，它以第二部分突然地打破分栏的方式凸现了一种全新的思考逻辑和写作方式。这条崭新思路，构成了以后第二、第三笔记本中那种华彩式的、无标题的、无明显写作纲目的主体内容。

第三章 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①参见[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②参见Karl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Manuskrip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 /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S.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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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第一栏中首先提出的有一定意义的观点，是资本、地产和劳动的三者分离对劳动工资的否定性意义。因为，这种分离“只有对劳动者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①。正是由于这种分离，才导致劳动者的收入成为起伏不定的市场中的永久的受害者。此时，马克思还无法破译这个密码这种分离(准确地说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历史前提。

其次，马克思在此直接使用了许多经济学研究中的范畴和基本观点，如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竞争与价格波动、分工与劳动者的片面化等。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没有开始使用自己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我们以劳动为例。马克思注意到，“劳动者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②。正是分工的扩大，才导致了“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maschinenartige Arbeit)”。马克思在声明将“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时，仍然否定性地使用了“抽象劳动(abstrakte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中译文有改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56页。中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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