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回到马克思》一书问世，迄今已经十年了。不经意之间，时间流逝得真快。其实，回想当时写下“回到马克思”这个书名时，并没有那么复杂的心态，无非是想要说明，采用一些新的非教条的解读方式，经典文献就可能呈现完全异质的理论语境。这里的“回到”，并不是刻意模仿上一世纪初新康德主义①和新黑格尔主义②的那个很俗的口号，而是简单地依循了大师胡塞尔所说的“回到事情本身”之意。自然，这也不是现象学的那种意识论中的先验还原，我自己的原意是想通过不同于传统原著研究中的方法(文本学解读)和问题视域(经济学)，重新提出在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中人们自以为已经解决而实际上不可能最终完成的解释学任务。①在当时的研究中，我所思考的各类问题的具体所指并非针对国内学界，而是针对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传统研究构架。特别需要辨明的是，我丝毫也没有打算将自己的认识结果标举为绝对正确的真理，可以肯定，这些已经成为历史文本的东西一定会被新的研究所超越，事实上，国内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都已基此建构出了新的重要理论成果。

第二版序言

①新康德主义(Neukantianismus):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回到康德”的运动。其发源地为德国，但影响到整个欧洲。1865年，奥托·李普曼在《康德及其模仿者》一书的每一章都以“回到康德去”为结论，这部书使得当时德国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热情再度高涨，标志着新康德主义的开始。新康德主义是学院哲学，在世纪之交，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被新康德主义占有。

②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ism):现代西方哲学流派。19世纪下半叶以来从传统的方面复活黑格尔哲学的各种思潮的总称。最早在英、美产生并流行，著名代表有T.H.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F. H. 布拉德雷(F. H. Bradley，1820—1909)、B. 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等人。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德、意等国曾发生巨大影响，在西方其他各国也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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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克思》一书出版于1999年，在当时及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对本书投以了十分热烈而持久的关注。②必须承认，对这部书稿可能引起的反响，我在事先固然也有所预料，但该书正式出版后所引发的反响声音之大、反响者之多、反响角度之广，还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想。理论的对错姑且不论，1999年距今已经近十年，当思考经过岁月的沉淀，文本在诠释之网中被反复质疑和考量之后，而我回首再次反思自己这本书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之时，依然能如当日挥笔疾书《回到马克思》的后记时那样充满自信，作为作者，这一点应当算是最值得我欣慰的事情了。

在我自己看来，作为上个世纪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历史性文本，《回到马克思》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了它的作用：一、引发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更深入地去认真阅读马克思的哲学原著。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这种对原著的“重读”(杨耕语)，已经开始逐步摆脱过去那种为了服从某个既定理论需要而运用一些外在于文本的“原理”反注原著的教条主义枷锁。二、促进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界的方法论更新与发展。《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不少学者，普遍开始关注和使用文本分析法、历史重读法、实践阐释法等一系列全新的研究方法。窃以为，这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一直认定，方法论上的自觉是学术真正进入科学层面的标志，并且，这一点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而言尤为重要。三、推动国内学界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重新思考。一旦真正回返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语境，我们劈面遭遇马克思其实已经开始接触到的西方现代性及其困境的问题。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和主体双重向度出发，对他那个时代的西方现代性(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进行深入剥离与批判的。看清了这一点，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也就呼之欲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存在方式的批判离我们当下的语境究竟还有多远？我们是否可能完全站在马克思的批判性视域之外来面对今天的资本全球化胜利？而在此之前，当人们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时，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依据当下情境而对马克思历史语境的简单超越之上。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我在此书中使用的“马克思哲学”一语。因为我所面对的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中，包括了尚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所以我专门使用了“马克思哲学”一语。可是，这一特定语境中的提法却演变成一种新的称谓，甚至有人试图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可笑而非法的理论企图。

②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三次重印此书后，这一次将此书列入“凤凰文库”重点学术图书再版。目前此书在日本、俄罗斯和欧洲的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文献学研究的学者那里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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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学界的批评性意见也很多，有些论者的批评还是相当严厉的。这几年来，我个人对此始终保持沉默，原因之一是自从《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我把主要研究精力转移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中去了。这些年来，我们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深入挖掘，拓展诸多前沿性的研究领域，进行多种文本的深度解读，这也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精力。不过，尽管如此，我和整个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课题组仍然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近期我们已经组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的文献考证性著作①，苏联学者梁赞诺夫②1926年出版的第一个原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①、苏联著名文献学专家巴加图利亚②1965年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③、德国学者陶伯特④主持编辑的MEGA版的文献版《德意志意识形态》⑤、韩国著名马克思学家郑文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⑦都正在翻译出版过程之中。我们学科课题组对马克思哲学总体历史逻辑的研究⑧，以及对恩格斯和列宁哲学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工作⑨也正在进行之中。当然，这些年来，在开辟新研究领域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反思《回到马克思》一书在理论上的得与失。以我现在的理解，此书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的确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文献运用的完整性(特别是相对于MEGA2已经出版的丰富文献)和精确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必然会使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对某些观点的阐发还不够具体和全面；又如，该书在力图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进行深度把握的同时，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出现这种偏差倒不是由于本书的经济学视角或专题研究的解读方法而导致，而直接就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学功底仍然不够扎实。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直到现在我还信奉两句话：一是列宁之语，他说不懂黑格尔①的《逻辑学》，便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二是我的老师孙伯先生所言，他说不认真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便根本无法真正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我以为，以上两段话皆为金玉良言。如此种种，都是我需要认真反省和进一步向前耕犁的地方。

第二版序言

①广松涉的这本重要论著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初正式出版发行。2005年和2007年春天，我们分别在南京大学和东京召开了第二、三届广松涉哲学国际研讨会，其主题就是广松版的这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两次会议的主要论文大都在国内杂志上公开发表，其中中日双方的重要论文由日本情况出版社的《情况》杂志全部译成日文，于2005年、2007年分多期刊出。此书的出版已经得到中、日、英等国相关专家的关注。

②梁赞诺夫(DavidRjasanov，1870—1938)，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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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此书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②巴加图利亚(G.A.Bagaturija，1929—)，俄罗斯著名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和哲学家。

③2008年8月，应我的邀请前来南京大学访问的巴加图利亚教授主动将此书的著作权赠送予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已经在翻译过程中。

④陶伯特(IngeTaubert,1928—2009)，民主德国马克思文献学家，她负责东德IML的MEGA2I/2和I/5的编纂工作。

⑤此书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购得版权，正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之中。

⑥郑文吉(CHUNG，Moon-Gil，1941—2017)，当代韩国著名马克思学家。1941年11月20日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1960—1964年就读于大邱大学(现岭南大学)政治系，1964—1970年为首尔大学政治学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71年起，任教于高丽大学，1975年任副教授，1978年任教授：2007年，从高丽大学的教职上退休。1998一2000年间，郑文吉任高丽大学政治科学与经济学院院长。郑文吉的代表性论著包括：《异化理论研究》(1979)、《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87)、《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及思想生成》(1994)、《韩国的马克思学视域》(2004)等。——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⑦此书在郑文吉教授的授权和直接指导下，已经完成从韩文到中文的翻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⑧2009年，我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一书。

⑨拙著《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一书，2008年已经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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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更自觉的研究方法、如何依据更详尽和全面的文本资源，进一步推进对《回到马克思》中已经提出的某些基本问题的阐发。不过，我至今依然认为，《回到马克思》明确提出作为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新方法的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提出遵循这种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内在思路反观其哲学发展的逻辑新视角、MEGA2的新文本群的意义②，以及我所标注为“历史现象学”的马克思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新解，这些都是重要的理论创新。而下一步我们应该继续做的事情，则是将这些理论“真问题”在学术上进一步扎实地向前推进，在对真实的理论的深入研究中，批评和辨识出《回到马克思》一书的不足。当然，我已经注意到一些学者对《回到马克思》的深入解读和批评，这些批评是富有建设性的，并且对问题的进一步深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③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批评性意见中的一部分论者依然是在传统解释框架的格局内或某个非文本逻辑的外部视角来质疑书中提出的观点，在我看来，有一些批评和原书之间从根本上缺乏一个通畅地对话和讨论所应该拥有的共同平台，用最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二者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①！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个别论者在根本没有弄清楚《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试图说明的问题前，就把一些极为抽象和武断的帽子扣在你的头上，如“阿尔都塞情结”、“非整体的马克思”，还有一些人干脆就在“回到马克思”这个抽象概念里把玩那些极其无聊的经院哲学式的空洞文字游戏。我发现，其实对这类仍然深陷教条图圄的学者而言，传统斯大林教科书解释框架已经在他们那里无意识地身体化了，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也永远不可能读懂马克思，更根本无法理解它们作为帽子武器的阿尔都塞的问题式，甚至不能了解诸如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语境可以透视其哲学逻辑发生的常识性问题。②可是，如此理论水平的人竟然能够不断地在一些知名刊物上发表文章，甚至出版论著发表大量不负责任的言论，在今天的学术界大肆进行非善意的抽象否定和“革命大批判”，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些人思想中所内居的深层语法结构恰恰还是暴力性的，因为他们总想通过简单地贬斥他人、专横地自我标榜来非法照亮自己那种无功无名的阴暗痛楚。还有极个别的人，在没有拥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文本解读成果的情况下，却大谈文本学研究的方法；在自己并不能直接通过原文通晓文本内容的情况下，却批评他人对MEGA版文献的完整利用，甚至荒唐地在他自己根本从未涉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中武断地批评他人；手中没有任何原文手稿，竟然要在二手文献上做所谓版本考证，甚至荒唐地将版本考证之类的文献学研究误认为是解释学语境中的文本学。①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理论动向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和立场简单地成为一些人的膜拜对象，而西方马克思学文献研究中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许多错误观点被当作是“新成果”，无批判无分析地推销到国内学术界来。②令人痛心的是，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一些青年学者身上。我倒真的不是因为他们直接批评了我的书和研究而发此议论，我从来都是真心地欢迎各种学术批评，但也绝不能纵容那种强暴式的不负责任的恣意谩骂。我以为，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这种可悲的不良学风真可休矣！其实，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都已经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都只能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持有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因此大家都需要相互平等地交流和商榷，其目的是共同创造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理论学术环境，以期共同创造民族精神和文化再腾飞的明天。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要读懂《回到马克思》中已经表明的基本理论逻辑，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版序言

①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出生于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18岁时进入图宾根大学(符腾堡州的一所新教神学院)学习。1801年，30岁的黑格尔任教于耶拿大学，直到1830年就任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在柏林去世。代表著作有：《精神现象学》(1806)、《逻辑学》(1812—1816)、《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17—1830)（全书分三个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1819)。

②还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MEGA资料文献的出版的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这也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最早倡导的方向。可是，我认为绝不能将MEGA版的文献特别是某些编辑者的观点不科学地加以神化，以构筑一种无思的、可笑的MEGA拜物教。似乎MEGA就是绝对真理，MEGA的编者的所有结论就是认识的终结，由此，必然会生成一种阻碍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原创性发展的特定的意识形态伪境。

③参见王金福《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颜岩《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胡大平《人文杂志》2005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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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这是我与俞吾金先生交流同类问题时他所说的一句话，他也时常为一些根本没有看懂他的文章的“商榷者”和“批评者”而感到头痛。

②竟然有些论者对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共生和依存性还提出了疑问，在国内《中州学刊》上就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经济学之树如何结出了哲学之果”，这真是一个现代学术笑话。懂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形上之学总是从形下之学中超拔而来的，往往一门具体科学或艺术(甚至生活本身)达至它的最高理论升华时，总会形成哲理和方法论意蕴。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从古代希腊到中国，哲学即是科学之母，而新的科学的形成又往往建构出最新的哲学层级，牛顿的科学表征了一个力学的时代精神，而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现代物理学则引导着哲学在当代的进步。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早期工业化时代，布尔乔亚新的哲学意识形态就是从实证科学、古典经济学、进化论和新的历史研究中生成和抽象出来的。越是走向当代，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同体性和逻辑同构就越明显。上一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的思想大师都纵横多个学术领域，如同时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萨特，身兼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卢卡奇、本雅明、马尔库塞、戈德曼、杰姆逊，同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玻姆、罗素、波兰尼，同为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哈贝马斯、福柯、布尔迪厄、吉登斯，同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弗洛伊德、马斯洛、弗罗姆、拉康、齐泽克，等等。这恐怕是一个举不胜举的名单。可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常识却为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哲学博士所不知。并且，这样的漫画式的学术反讽竟然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学术期刊上，这真像是公然把自己钉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耻辱的文本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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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①也是为了说明这种差别，我才专门组织翻译了上面已经提到的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文献学专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并且开始着手译介一批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资料。我是想让国内学者了解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和版本研究的科学样式。一个根本没有直接面对文本原文手稿，并通过文字识别和考证的所谓版本研究，只能是通过他人二手资料的汇编而制造的伪科学而已。就我个人而言，我早就自觉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具备文献学和版本考证的基本资格，所以才转向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而且我认为，就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条件而言，这一科学领域的真正开辟可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我特别高兴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魏小萍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韩立新博士和南京大学的一些青年学者都正在以踏实的态度和扎实的努力步入这一全新的领域。2008年8月，我与我的同事正式访问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G，Internationales Institut für Sozialgeschichte in Amsterdam)，第一次亲眼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写下的那些著名手稿的真迹。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②参见拙文《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最近，个别论者在对我的《回到马克思》一书进行的长达数万言的批判性解读中，唯一的肯定性参照只是西方马克思文献学的所谓“最新成果”，所以，他对我的批判，只是依循一些外在的文献数据指认出《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许多“过时”之处。其实，这是典型的无思考主体的他性镜像。正因为自己没有独立的思考，他就不得不在自己的论说中依存于他者的理论逻辑和外部权威。而《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原创性的学术思想，恰恰会被认定为思辨玄学而遭到否定和贬斥。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笑话，在2006年秋天我们主办的第一届“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研讨会”(中国常熟)上，遇到上述这位论者在国外访学时的老师，英国著名马克思学文献专家卡弗教授。一天晚上，在我们与英国学者的酒会上，当时有人提到上述这种对《回到马克思》的“批判”，卡弗教授在表示了他不想介入这场“战争”之后，当着六位英国学者的面对我说：“你是一位原创性的学者，而他不是”。显然，他也知道自己学生所居有的他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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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历来主张，科学的学术批评是理论进步最重要的前提，这也是一个学者自我警醒最直接的思想条件。也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把自己的想法带进了本专业博士生的教学过程之中。在南京大学哲学系2004年下半年的博士生专业课“文献阅读与批评”课上，我要求同学们以批判的眼光直面文本，通过阅读文本，寻找出《回到马克思》一书的问题所在。一方面，我在课堂上现场解说了自己写作《回到马克思》每一章节的具体意图，为已经“死去”的文本进行辩护；另一方面，我要求同学们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踊跃发表对此书的批评性意见，尔后我再接着对同学们的发言进行有针对性的答辩，以建立一种当下的批判解释学的交流语境。盘点与同学们共同解读和反省《回到马克思》的那段日子，这种批评性的研讨对我自己和博士生们来说都真正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双赢过程。课后，同学们交上来的一批“批判”《回到马克思》的作业，不少文章都是在读懂了书中的某个论点之后，对所发现的逻辑矛盾或不够深入的地方进行有针对性的批评和分析，其中的一些学术质疑还是相当有分量的。因此，我在2005年第2期的《南京社会科学》上组织了一组对《回到马克思》进行批评的专题笔谈。我真的希望，这一组笔谈的发表，不仅能够在学术界倡导一种良好的学术批评之风，而且能够推动学术批评真正地聚焦到理论的真问题上来，也唯有如此，学术批评方能真正成为推动理论研究的动力。

实际上，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关于我们自己用何种模式和方法培养学生的问题。我以为，要想培养一流的人才，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摆脱过去那种总想同质性地“克隆”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教学模式，要让学生超越老师，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培养他们的独立批判意识，这包括从一开始就要鼓励他们学会质疑自己的老师。在不少文章中我多次说过，《回到马克思》一书只是一个“在途中”的努力，或者说只是学术殿堂入门处的一块砖石，我真心地希望更多人能够实实在在地踏住它，一举登上更高一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殿堂!为此，我当然愿意做今天中国第一个自觉组织“批判”自己论著的人。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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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因为在刚刚完成的《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一书中，我自己正式推出了思想构境理论的方法。但是，在《回到马克思》一书的第二版修订中，我并不打算将这种新的思考方法重新植入自己十年前对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中。所以，在对《回到马克思》这一次的新版修改中，我只是校订了全书的文字，绝不改动已经成为历史的思想观点和基本研究方法，对书中存在的一些文献引述方面的不足，也仅仅是通过第二版注释的方式进行说明，以保证文本的基本历史语境质性。

需要特别感谢罗慧林博士，她对本书第二版的文字修订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也感谢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凤凰学术文库”的编委们，是他们的慧眼使本书能够入选文库的首批重点图书再版。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杨建平博士和他的同事们，他们为本书的重版做出了艰辛的努力。

张一兵2008年夏于阿姆斯特丹

第二版序言

①2005年第二学期，我同样在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哲学文献阅读与批评”研讨课上，集中“批判”我的另一本书，即出版于1995年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目前研讨的情况比上一次还好，我时常因同学们的深刻而到位的质疑而汗颜。这次课后形成的一部分作业，我们以笔谈的形式发表在《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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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读到后现代大师福柯①的《知识考古学》。福柯认为，他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提出“知识考古学”，是为了关注被传统史学家、思想史学家有意删除的“零落时间的印迹”，即非连续性，并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密码。②在福柯看来，过去的思想史面对一种观念、一个思想家，总试图去作一种“同心圆的描述”，即在一个线性逻辑中来讲述一个有始有终的连续同质的变化总体。这不过是假象。思想发展中最本真的东西恰恰是存在于话语的断裂处，栖居于话语布展的边界以及活跃于理论逻辑中的独特的异质性。因此，福柯认为，必须对隐匿的无名的异端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当然，在总体上我的诠释明显异质于福柯和阿尔都塞的那种准结构主义的截断式解读。但是，福柯对非连续性的关注引发了我的共鸣，读者面前的这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与过去一切类似论著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我格外关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非连续性。不过，这是一种在肯定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非连续性解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现实发展，正是在这种打破了“同心圆”的非连续性上生成起来的，否则，就不会有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也绝不可能出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显然，这是一种“源”与“流”的辩证法。

第一版序言

①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1950年，福柯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在康吉莱姆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69年曾经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主任。1970年，他被任命为法国最有权威的学术体系—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的教授。主要代表作有：《疯癫与文明》(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1976—1984)、《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等。

②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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