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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
可是,这种历史观的颠倒又是如何发生的呢?马克思分析道,“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①。进而,“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对象性世界(wirklichen,gegenständlichen Welt)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②。这个界限当然主要是指现实社会历史中客观存在的各种感性物质条件。马克思说,当黑格尔在头脑中消灭了这些界限的时候,“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③。并且,在黑格尔那里,人类意识异化“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异化的扬弃只是意识内部的精神事务。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象存在,即它作为范畴或观点的定在(Dasein)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没有用真正对象性的方式(gegenständlicheWeise)改变对象性的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对象性现实(gegenständliche Wirklichkeit)和别人的对象性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④
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这一重要批判同样值得我们分析体味。首先,这个批判的大前提是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颠倒,所以马克思力图说明,现实的人、社会生活中的感性与对象物是不以意识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这是正确的。其次,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在此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即将社会存在定位在一般感性和对象性存在上。这正是后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批判对象。再次,马克思开始超越费尔巴哈,这体现在他试图“用对象性的方式改变对象性的现实”。这种超越肯定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能够包容的。从更深一层来看,客观地改变现实只能是物质生产以及一定经济变革之上的社会政治革命。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难能可贵的发端。我以为,这种思想进步不是来源于费尔巴哈,而恰恰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讨论中不谈论的政治经济学。但是此时,马克思自己倒未必自觉意识到这一点。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此处中译文原来将Dasein译作“存在”,我改译为“定在”:gegenständliche Wirklichkeit译作“实物的现实”,我均改译为“对象性现实”。——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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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结合的重新审视
当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也有他自觉意识到的东西,那就是他反对和批判唯心主义的方式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是为了从异化的意识(宗教和思辨)回到同样异化的实物现实。从更深一层来看,此时马克思也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改变普鲁士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英法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自觉而明确地将唯物主义的思想革命与社会主义现实革命结合在一起。我们过去的研究当然也认识到这一点,可是马克思究竟将什么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应该如何科学地评价?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了。
直接地看,由于批判对象的导引,出现于马克思理论视域中的思考起点是法国大革命与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启蒙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批判的历史”)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世俗的群众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了。马克思这样认为: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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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这里使用了“形而上学”一词,很显然,它既不是传统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物理学之后”的哲学,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非辩证方法,而是特指马克思当时并不赞成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所以,这一“形而上学”可以从笛卡尔②一直延续至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反对形而上学,在法国是法国唯物主义,在德国则是费尔巴哈。如果说,“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③。马克思试图明确地完成一个理论过渡,即从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关联过渡到唯物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联。这正是他的理论目的。
这样看来,弄清楚什么样性质的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真正发生联系,就成了另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马克思当时认为,法国的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另一派起源于洛克。“笛卡尔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马克思将起源于笛卡尔(也是“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称之为“机械唯物主义”,并认为这个流派主要是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它的代表人物有拉美特利⑤和卡巴尼斯。很显然,马克思这里的“机械唯物主义”判断显然是不够准确的。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马克思没有对它命名,但这个流派被直接看作是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的法国传人。马克思认识到,英国唯物主义是与现代实验科学同步发生的。在创始人培根那里,“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那时候,这种唯物主义“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①。可是,后来在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开始“变得片面了”。虽然唯物主义被系统化了,但“感性失去了它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②。至此,我们终于可以知晓,马克思这时厘定哲学史的尺度仍然是人本主义,即后来他自己所讲的“对费尔巴哈的迷信”。③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②笛卡尔(ReneDescartes,1596—1650),法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代表作有:《方法论》(1637)、《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哲学原理》(1644)等。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页。
⑤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La Mettrie,1709—1751),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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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是第二种法国唯物主义(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唯物主义!)的直接基础。孔狄亚克是洛克的学生。他的意义体现为社会生活中的唯物主义,用马克思的说法即是“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④。同时,另一位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请注意,将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彻底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创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作为部门哲学出现的狭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他那里,“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是其主要主张。⑤我发现,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法国第二种唯物主义,实际上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有关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二是从人出发的“有血有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正是法国这种特殊的人学的唯物主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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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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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äuβernUmgebung)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Industrie)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notwendigenZusammenhang)。①
这就是马克思的真实理论目的:人学的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盟。
接着,马克思用五个“既然”阐述了这种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具体联系:一是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及其经验中获取一切知识,那么人就应该以合乎人性的尺度来“安排周围的世界”,从而让人“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所以,资产阶级社会如果是反人的,它就应该被打倒。二是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么个人利益应该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所以,私有制是非法的。三是既然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看,人是不自由的,所以重要的是要造就“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而不是仅仅存在让资本主宰的活动场所。四是“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这就必须改变一切不合乎人性的环境!五是既然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那人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天性。这样,整个社会的力量才是衡量人的天性的准绳。②一言以蔽之,从这种唯物主义出发,就应该以人性为出发点,而现实资产阶级社会正是违背人性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要以人性为准绳,改变这个反人的现实。认真地说,马克思这里的论证主要还是一种逻辑推论。当然,将唯物主义理解为改变现实的要求,这是马克思的独创,而不是法国唯物主义原有的思想。如果能剔除其中的人本主义逻辑引导,它必然会生长出新型的实践唯物主义。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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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页。此处中译文原来将Zusammenhang译作“联系”,我改译为“关联”。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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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正由此,马克思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是直接从这种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的,巴贝夫也是从这里启程的。而英国的边沁是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欧文则从边沁出发去认证英国的共产主义。①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②。
讨论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打住,先来认真剖析一下马克思这里的理论论证。当拉宾说,马克思这里的关于哲学史的分析“还是不完整的、片断性的”时,他是正确的。③我以为,马克思在这里还无法科学地区分不同种类的唯物主义。他的这种以人本主义逻辑尺度界划的唯物主义派别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以我之见,在马克思此时的理论运作中,实际上在不同层面不同意识地存在着两种唯物主义。第一种是我们前面多次专门指认的存在于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当然它没有在这一段哲学讨论中出现。甚至马克思在讨论霍布斯和洛克时,并没有意识到英国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虽然他在提到狄德罗时也涉及重农学派。我们在马克思前面的经济学讨论中实际上看到了这种唯物主义倾向的隐现。下面我们还将说明马克思在不讨论哲学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倾向。第二种是自然唯物主义,其中又可分为肇始于培根的经验论的唯物主义和发端于笛卡尔的理性唯物主义。我注意到马克思这里的分析正好是颠倒的。因为其实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在经验论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国的有人学倾向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都不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恰恰相反,他们的思想都是天赋人权之人类理性主义的逻辑演绎。因为,经验论在现实社会存在中只能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感性现实,而当时已经出现的一种理论联结线索是:英国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英国经济学的社会主义。但是,这条重要的理论线索直至后来的关于《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写作时才呈现在马克思的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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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168页。
③参见[苏]纳尔斯基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册,金顺福、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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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要补充一点,从深层理论本质来看,这两种唯物主义无一例外地都是唯心史观。然而这种深层理论本质,只有当马克思在1845年创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来。
- 马克思思想中逐步强化起来的新唯物主义倾向
我们已经了解到,马克思在哲学话语中,实际上是自觉主张将法国“人学”的唯物主义与社会生活现实结合起来,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我发现,在这种努力中,马克思已经在将唯物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而这种进步恰恰不是源自哲学,而是在经济学中获取了动力。在这一点上,图赫舍雷尔的观点有一定道理:“马克思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越是深入”①。但这句话颠倒过来也可成立,即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也就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在前面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批判性的评注2”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私有制在自已的国民经济运动(nationalökonomischenBewegung)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Natur der Sache)所制约的发展”,才能做到这一点。②这是经济现实的客观逻辑。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能仅仅表现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理论批判和伦理反抗,“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①。在稍后的第五个“批判性的评注”中,马克思还提出:“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Lohnarbeit)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劳动者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践的、对象性的方式(praktische,gegenständlicheWeise)来消灭它们”②。马克思在本文中4次使用雇佣劳动(Lohnarbeit)的概念,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曾经引述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文本中已有的这一概念。③马克思在此文中,20次使用entfremd(异化)一词,但他没有使用entfremdete Arbeit(异化劳动)一语,也没有再使用entäusserte(外化)。与前面马克思那种分析政治经济学中理论与现实的对立和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的逻辑演绎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所强调的是在客观经济运动的现实发展中私有制消亡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只能通过客观地变革社会的生活条件!这种重要的思想不是任何旧唯物主义哲学所能包容得下的,我以为,它恰恰是马克思思想中正在生长起来,逐渐变得鲜活而明晰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思路!它的理论基础正是经济学。如果说,在《1844年手稿》中,与人本主义批判逻辑比肩并行的仅仅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客观分析思路,那么这里的思路则直接显现了着眼于现实社会物质变革的新型唯物主义逻辑,虽然它还没有完全从人本主义哲学总体逻辑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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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马经青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此处原中译文将NaturderSache译作“客观事物的本性”,我改译为“事物的本性”。—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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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马克思还写下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他说,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在这里,马克思使用的是标注重点号的“劳动”,而没有使用“异化劳动”这个概念。以后我们还将看到,在几个月之后的《评李斯特》文本中,马克思在使“劳动”一词时既加了重点号又加了双引号。这是人本主义哲学逻辑消解的先导,而其中的话语转换发生自是另有一番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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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此处原中译文将praktische,gegenständliche译作“实际的”和“具体的”,我改译为“实践的”和“对象性的”。—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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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性的评注3”中,虽然马克思称赞蒲鲁东的论著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为他想“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经济表现”,但是,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①套用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第三“补入”中对德法社会主义的批判话语,那就是“让所有人都成为资本家”。马克思这时还没有意识到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以及他整个世界观方法论的错误本质。这一点是在他自己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之后,才完成了在政治立场和科学方法论上对蒲鲁东的科学批判(《哲学的贫困》),以及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后,才真正克服了蒲鲁东的经济学错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虽然如此,马克思还是写下如下一段令人兴奋不已的话:蒲鲁东的“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学的观念(不是本质批判的哲学观念),所以它还是这样一种事实的异化表现:
对象是为人的存在(Gegenstand als Sein für den Menschen), 是人的对象性存在(gegenständliches Sein),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 的定在(Dasein des Menschen für den andern Menschen),是他对他 人的人的联系(menschliche Beziehung zum andern Menschen),是 人对人的社会行为(gesellschaftliche Verhalten)。蒲鲁东在政治经 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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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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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曾经被列宁认为是马克思走向自己的体系,即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表现。②我们已经知道,青年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已经提出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但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又专门界说了一种本真的社会存在。这些都是列宁在世时没有看到的手稿,那么这些新的文本的出现是否会影响列宁的这个判断呢?结论是否定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对象,并不是自然物质,而是人类劳动生产的结果,这是“为人的存在”(对康德的“为我之物”和黑格尔“第二自然”的改造)的意思;第二,这种为人的存在又是通过对象性的形式实现的,具体地说就是人之外的商品(货币),而这本身就是人的异化存在;第三,商品(货币)生产首先不是为自己所需要,而是以交换为目的,因而又是“人为他人的定在”;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实际上意识到这种为他人的对象性存在之本质就是关系:“他对他人的人的联系,是人对人的社会行为”。我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已经不再是《穆勒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那种人的本真的类本质,而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经济关系。虽然此处马克思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指证这种“异化了的”、表现为实物的社会关系,但这才是科学的生产关系范畴萌发成长的土壤。所以,列宁对此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
在《神圣家族》全书对“批判”的具体批判和分析中,我们时常能看到上述这种新唯物主义的身影。在第六章中,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③。这里决定思想的“利益”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抽象物质或感性物质实体,而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条件。马克思以1789年革命为例,说明资产阶级如何将自己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并且取得了压倒一切的胜利。“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无产阶级直至后来才发现,这种全人类的“思想”实质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①说穿了,这些条件首先是经济利益,然后是政治权利!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思想”武装。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②。重要的不是一般性地反对思想,改变思想,而是要改变产生这种思想的现实社会条件。很显然,这里的理论关系式已经不再是自然物质决定意识,而是人的社会生存条件制约思想。这种关系式的性质,实际上已经属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社会唯物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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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中译文有较大改动,原译文将Gegenstand、gegenständliches译成“实物”,我改译为“对象”和“对象性”;被译成“关系”的Beziehung应为“联系”,而同样被译作“关系”的Verhalten应该为“行为”。——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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