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在李斯特眼里，工业生产力是最重要的。“工业是科学、文学、艺术、启蒙(Aufklärung)、自由、有益的制度、以及国力和独立之母。”①“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取决于工业的独立和生产力的发展。”②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与农业生产力不同，工业本身的发展从根本上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据此他直接反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因为他认为，“人的手脚”所发生的体力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更重要的是，“驱动这种劳动的力量之源”是科学与技能，并且主要是智能。③所以，他批评斯密“是从纯粹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解释生产力”④。而他主张，生产力主要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条件，所以英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在科学上、技术上的胜利”⑤。客观地说，他已经接近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同时，他不同意一些经济学家将物质财富的生产仅仅归于个人的生产，因为“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⑦。这里，他注意到社会与个人力量及社会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实际上也是对生产力的社会定位。李斯特还区别于斯密等人过多地看到分工带来的好处，他有针对性地提出生产发展“不单单是由于划分’，主要还是由于‘联合””，即人们在生产中的“共同劳动与协作(dieKooperation)”。⑧这种联合本身就是生产力。我们可以认为，这也是赫斯—马克思的类似论点的理论源发处之一。

由此，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李斯特才批评了从魁奈开始并由斯密和萨伊所坚持的普遍自由贸易观点的虚假性，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也就不能在国与国之间真正发生“放任的”自由贸易与交换。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导致“各种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的是农业国家，有的是工业国家，有的资源丰富，有的却资源贫乏，那么，“可以用一种强求一致的政策来要求所有不同的国家吗？”①比如，如果在落后的德国与发达的英国之间进行经济运作，真正获利的只会是英国(资产者)。李斯特指出：“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是英国有权在全世界自由地销售它自己的制成品及其殖民地的产品”，其真实结果必然是英国人“能够控制弱小国家的贸易与工业，把它们置于受奴役的地位”。②自由贸易如果脱离了一个具体国家的情况，就是虚假的。所以他认为经济研究必须着眼于具体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其本质只能是针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它应关注“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③。从这个基点出发，“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生产力”④，“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不同的道路”⑤。可以说，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民族国家特色发展道路的观点。而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那种自由贸易式的世界主义，只有到多数国家在工业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相近程度时，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页。

②[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2页。

③参见[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5187页。

④[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3页。

⑤[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9页。

⑥参见[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4页。

⑦[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5页。

⑧参见[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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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李斯特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这主要是基于前一个论点之上的具体操作。由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李斯特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无法在对等的力量上实行自由竞争，因此对于经济暂时落后的国家，就必须通过国家的行政上的干预，具体地说就是贸易保护政策，如德国当时的“关税同盟”(李斯特自称是“民族精神”上的表征)，以避免与其他强国发生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在本国经济得到发展以后，再进行自由贸易。李斯特认为，这种保护政策来源于国家要求取得独立、强盛地位的自然努力。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初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

②参见[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

③[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9页。

④[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9页。

⑤[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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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李斯特的上述经济学观点对于科学历史理论的形成是极具启迪性的。可是在这时，这样一些观点对于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却展现了另一幅理论图景。

3.《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文本情况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发表三年后，即1844年秋，从哲学走向经济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刚刚完成清算鲍威尔兄弟哲学唯心主义的《神圣家族》，就不约而同地想要批判离现实更近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

马克思先是通过恩格斯找到了李斯特的这本书。在马克思《1844一1847年记事笔记本》的第20页上，写着“+8，李斯特(恩格斯)”，这是指恩格斯在巴黎用八法郎购到此书。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到，将要写“特别是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恩格斯意在揭露德国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②。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在另一封信中谈道，要“腾出手来写一些对目前更有用，更能打击德国资产阶级的东西”③。其实，恩格斯在2月15日爱北斐特集会上的演说中，已经从德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及出路方面直接批判了李斯特保护关税的观点。④到了3月17日，恩格斯又告诉马克思，他从皮特曼处得知马克思也不谋而合地试图着手对李斯特的批判，但恩格斯预计“我是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而马克思则“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①恩格斯的文章到1846年10月尚未写完。②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15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9—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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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恩格斯的理论定位，马克思这篇批判李斯特“理论前提”的重要论文主要应该是经济学文本，这是他第二阶段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一个非笔记的写作文本，也是目前我们读到的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思想变革最近的倒数第二个文本。这一手稿并没有付印。从手稿的情况来看，似乎是未完成的论文。现存的手稿一共有24印张，遗缺其中第1印张，第10—21印张以及第23印张，但从中我们已经能清楚得知马克思此时的基本立论和主要理论观点。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相对而言比较完整，是对李斯特经济学的一般评述。第1印张遗失，苏联编译学者在手稿第2印张开始添加了“1，李斯特的一般评述”的标题。其中共有四节，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开始部分遗失。第二章的题目是马克思的原题：“生产力理论与交换价值理论”。但从现有的手稿来看，该章似乎没有写完。第一节是关于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详细批判，马克思没有写标题，可五个目却是完整的。接下去有一个节的目题为“力量，生产力，原因”，但到第9印张第4页后就遗失了12印张(第1021印张)，其中包括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和第三章的大部分，加之又丢了第23印张，所以第三章只剩下一个片断。第四章的标题是“李斯特先生和费里埃”，其中三节的内容倒都齐全，可阅读起来还像是未完成的撰写要点。

了解了这样一些重要的支援性理论背景，我们就可以开始解读马克思《评李斯特》这一文本了。以我这里的解读意向，其中第一、三、四章的内容基本上是属于纯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但第二章与其他章节相比则显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在第二章中，我的解读结果是令人兴奋的。按照我的理解，这个经济学的文本中最重要的却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内容，而是马克思在批判经济学中无意识地呈现出来的哲学话语改变。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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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要先说明一点，作为一篇经济学文献，从整体上看，马克思这一文本中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没有超出《神圣家族》，因为马克思这个时候对古典经济学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仍然持否定态度，但初步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认为，“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最初的(至少在他们统治初期的)国民经济学的学术代言人，把财富奉为神明，并在学术上也无情地把一切献给财富”。马克思仍然称这种理论是“坦率的古典的犬儒主义”。①因为，这种学说“无耻地泄露了财富的秘密”，把“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前提条件”。②马克思认为，现代经济学是从竞争的社会制度出发的。自由劳动，即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是它的原则。它的最初原理是分工和机器，而分工和机器只有在工厂中才能达到自己的最高发展，所以，“现代国民经济学是从工厂即从它的创造性的原则出发的”。③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马克思这时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与工业(工厂)等同起来是不准确的，这也与他不能区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观点如出一辙。可是我们也能体会到，此时马克思已经能够历史地看到，“李嘉图的地租学说无非是工业资产者为反对地主而进行的生死斗争在经济学上的表现”④，并且，“日益增长的生产同整个国家的特别是各个阶级的收入之间的不相称”，这种状况导致了西斯蒙第的经济学批判。⑤从更深一层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已经明确意识到，“交换价值完全不以物质财富’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它既不以物质财富的质量为转移，也不以物质财富的数量为转移”。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富”①。上述这些观点，与《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相比，都向前更进了一步。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居然已经提到李斯特的经济观点是“囿于旧经济学的经济偏见”，可新经济学究竟是什么，他并没有界说。②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7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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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注意到，也是在这里，马克思反讽性地指认出德国的唯心主义“精神民族”“突然想到要在布匹、纱线、自动走锭精纺机、大量的工厂奴隶、机器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 der Maschinerie)”中寻找支持，他已经发现李斯特“是在用理想的词句掩盖经济学的工业的唯物主义(industriellen Materialismus)”③。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的第一次明确指认。当然，李斯特利用这种唯物主义恰恰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现状。对此，马克思同样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论文的第一章中，马克思首先对李斯特的经济学观点进行了一般的定性式的评述，主要是历史地说明英法资产阶级社会与德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差别。马克思曾经对英法资产阶级社会与德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进行了一定的区别。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英法已经是要被废除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却是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来欢呼的。④所以，德国资产者(deutsche Bürger)总要换一种说法来验明正身，以示德国资产阶级社会不同于英法老牌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始终是持批判态度的。而李斯特的经济学差不多就是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现实体现，并且是“体系化”了的东西。所以，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重点批判了李斯特那种打着民族经济发展的幌子，实际上想主张发展资产阶级社会并“到处使事物维持现状”的反动本质。①他指出，李斯特说出了德国资产阶级“更加发愁的事情”，因为德国资本家是“在工业的统治(Industrieherrschaft)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英法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有意无意的揭露)的情况下，试图在德国建立资产阶级社会。②所以他不得不“追求财富而又否定财富”，创造一种新的“国民经济学”，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也想发财是“有道理的”。③因此，他必然要“反对那无耻地泄露了财富的秘密”的英法经济学。他反对竞争和自由贸易，反对原有的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所谓“世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恰恰是害怕英法老牌资产阶级社会以实力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主张国家干预市民社会以“保护关税’来发财”，制造所谓建立在中立性的“生产力”之上的“政治经济学”，是为了不让英国人对自己“同胞进行剥削”，而实现他们对自己同胞“更加厉害”的剥削。④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狼同它的狼伙伴”的把戏。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李斯特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所以才会不愿意在国内承认他在国外所承认的经济规律，这当然是可笑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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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李斯特的批判是正确而有力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注意到，如果离开经济学和政治立场，李斯特理论中强调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恰恰是他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义。这当然是一种哲学上的理论提升。李斯特是利用了这一点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是必然的。而马克思如果翻转这一理论要点走向历史深处，情况又将截然不同。1845—1847年间，马克思在创立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我发现，正是在第2印张的最后，出现了一点点与《神圣家族》总体批判方法不同的理论运演片断。马克思说，李斯特的问题在于不研究“现实的历史”，不了解“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wirklichenBewegung)联系在一起的”。①并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就是“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所以“对这个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verschiedne Entwicklungsphasen)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②马克思在此文本中6次使用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一语。他较多地使用Bürgertums一词，共计使用8次，并且以deutsche Bourgeois(31 次)和 deutsche Bürger(11次)来指认德国资产者。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将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从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义为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社会。李斯特没有想到将矛头指向现实的德国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他自身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不足为奇。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也使用了一个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各个阶段”！这显然是从历史规律视角来看的特殊性。我以为，它明显是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A经济学研究的直接成果！如果没有对经济学的比较性研究，马克思是不可能提出这个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现实社会的具体关系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各个具体阶段的研究要求的。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进步。从此处马克思直接的语境来看，他主要是指李斯特应该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不同阶段，可他在穷途末路的英法资产阶级社会走到足以露其败相的时期，还在论证这个社会制度发生之必要，这在马克思看来是相当荒谬的。我觉得，马克思无意道出了一个超越性的问题，即从观念回到现实固然重要，但对社会历史现实本身的具体分析更为关键。可是我以为，这不是马克思自觉的批判思路，因为以这一观点再向前推进，就会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与前资产阶级社会具体的差异性，而这种客观的比较将使马克思不再简单地否定资产阶级社会，而能够首先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合理性。就像他在《哲学的贫困》之后，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科学分析一样。由此，他就可以拥有新的思想刻度，真正超越仍然笼罩在人本主义逻辑(“市民社会”之意识形态)光环下的赫斯、恩格斯和此时的自己，步入科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时马克思还没能做到这一点。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9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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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2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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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种哲学逻辑解构

进入第二章，马克思的原意是试图比较上述两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其重点是要揭露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的虚伪实质。可是，我们正是在此再一次看到了某种在逻辑方法上奇特的异质性：马克思同样是在论说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人类主体(劳动者)被外部对象(资本)所奴役(人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他也在要求打倒私有财产，可是，他恰恰没有运用不久前在《1844年手稿》(还有《神圣家族》)中的异化劳动这一逻辑工具！从客观的角度看，马克思指出，“把物质财富(materiellenGüter)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①！从主体的角度看，他只是称“私有财产是对象化的劳动”.而在表征劳动者受资本奴役的这种状态(“劳动’是私有财产活生生的基础”，这在以前正是异化劳动)时，马克思小心翼翼地使用了打着引号和斜体的“劳动”(“Arbeit”)。②在全文中，马克思只是使用了一次entfremden。为什么他不用人们都熟知的异化劳动？原因何在？

以我之见，外在的直接因素有两个：一是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抽象人类本质和异化史观的论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发表。在上一年的12月马克思已经认真地研读过此书.我们在下一章的开始部分将详细讨论这一背景。二是赫斯1月20日写信给马克思，告知他关于费尔巴哈的新看法，实质上也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理论的批判。内在的因素则是：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受到经济学事实和实证方法的影响，加之走向无产阶级实践的现实途径与人本学逻辑的不可通约性，这些促使马克思已经开始试图把自己与费尔巴哈在实质上根本区别开来。而不仅仅是费尔巴哈过多关注自然，我就关注政治的领域之差异。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他不再使用“类”、“异化劳动”和“主体”等概念。可他并不知道，不用这样一些词并不能表明他能够根本摆脱人本学逻辑构架。一如后来他自觉地解构了人本学构架，但仍然可以科学地使用这些词。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在4月几乎连续发生的马克思的两次思想实验中实现的。具体情况可参见下一节的分析。当然，马克思此时理论的现实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还是十分清楚的。他仍然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劳动”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借助工资可以知道：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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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是资本的奴隶(Arbeiter der Sklave des Kapitals)，是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价值……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无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给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就是“劳动”(“Arbeit”)。①

假如在《1844年手稿》甚至《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可能会说：“这是异化劳动”。可他偏偏没这样说。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文本原稿上十分特殊地将“劳动”一词作了表示着重意思的斜体。“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Die “Arbeit”ist die lebendige Grundlage des Privateigentums)”,私有财产无非是“对象化的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Arbeit)”，这种“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unfreie，unmenschliche，ungesellschaftliche)、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①请注意，马克思这里的最后一段话显然还是在隐喻原来的人本主义逻辑构架，因为现实中的劳动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那么就必然有应该存在而实际上没有存在的自由的、人的和社会的劳动这一人学价值悬设。可马克思硬将“异化”、“类本质”这样的语言外壳剥掉了。这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文本语境。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页。马克思后来才发现，工人不是商品，劳动也不是商品，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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