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在呈现了上述两个重要支援性背景之后，我们将开始解读《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的文本。《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只有四个言简意赅的要点。直观地看，它们的确是马克思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第三次思考黑格尔现象学的本质。这也表明，马克思此时已意识到，黑格尔哲学可能并不像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这一题为“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的文本，其思考运演所凸现的构境已大大超越了黑格尔现象学这一指认对象。

第一点只有很少几个字：“自我意识代替人。主体一客体”。这显然是指，黑格尔在现象学里把人类个体(类)认知进程中的“从“意谓’的这个””到“自我意识确立”的过程武断地颠倒过来，并使之客体化为自我意识的自身蜕化进程。这样，人的真实认知倒成了“现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被唯心主义地颠倒了。与前两次批判性思考相比，这点似乎也没有什么新意。

第二点是“事物的差别很重要(Die Unterschiede d Sachen wichtig)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是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把握事物(Sache)实质的区别”②。乍一看，这条心得似乎确实与上述《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二节中对黑格尔的第一批判语境一致。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正依据这点，硬是将马克思的这一文本说成《神圣家族》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提纲，并人为地将文本的时间改为与《神圣家族》一致的1844年11月。但通过仔细解读我们发现，马克思此处的思考逻辑与《神圣家族》是有差别的，因为它是在肯定黑格尔！语境中的重心是“自我”“活动”。如上所述，《神圣家族》第一语境也讲到黑格尔对活动的态度，可解读重心却是批评他错误地把“他本人”的活动颠倒为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请注意马克思在“他本人”三个字下标注了着重号，而在这里唯一的着重号却标注在“事物的差别”下面。对此，我的具体解码如下：此时马克思实际上新发现，黑格尔的现象学建构中包含了一种重要的认知图式，与人相关的事物的差别，特别是出现在我们认识图景中的“差别”与主体的活动有关，这甚至是更“本质”的差别。但这些是直观的费尔巴哈根本无法理解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原有的已经与思想相区别的“劳动”是超越费尔巴哈的。而此时，马克思很可能是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体认这一点的，因为真正造成客体差别的不会是理想化类本质的自由劳动，而只能是现实的“工业”。可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黑格尔进行批判时，他自己意识到这点了吗？我们对此心存疑窦。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6—17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中译文有改动。译者将此处马克思所说的“事物的差别很重要”错译为“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参见KarlMarx，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3, Text, Berlin: DietzVerlag，1998，S.23。——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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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为“扬弃异化（Entfremdung）等于扬弃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费尔巴哈特别予以发挥的一个方面)”。在黑格尔那里，当他将人的认知结构武断地客体化为绝对实体以后，真正的客观存在(物质与人)却成了主体异化出去的工具性对象，所以扬弃异化也就是扬弃对象性，从而真正复归于精神主体。准确地说，扬弃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这一命题是黑格尔的原则。可马克思为什么说它是费尔巴哈特别加以发挥的一个方面呢？针对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将实体确证为自然与人，神是人的本质之异化和外化，打倒上帝是扬弃异化，但恰恰是真正回到对象性(感性)的人类主体生存;绝对理念是自然与人的总体精神的异化与外化，否定绝对观念，同样也是回到感性的自然和对象化存在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恰恰着眼于重新确立直观中的对象性，而反对黑格尔所说的重新否定感性对象化。这可能是马克思的“特别发挥”之语的一种狭义的否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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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马克思这一条思考要点的语境如果被转换到他已经进入的经济学研究进程中，就有可能展现第二种语义层面，即在一个新的意义上肯定黑格尔，而不是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基础是直观的自然对象性，而以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他已经深入地了解到自然与人在社会历史物质进程(“工业”)中的现实存在形态(劳动者的“异化”与自然对象的产品化)，所以，扬弃异化与外化，不可能使人与自然回到费尔巴哈所讲的抽象的直观对象性，而是要在更高的意义上重新回到同时消除了对象性物化的为人的存在。总体而言，与《1844年手稿》不同，马克思已经开始注意到要扬弃对象性。但也有这种可能，在写第三点时马克思并没有如此清醒的内省。不过，马克思在下面一点思考中所呈现的语境，和前面三点相比就有了很大的区别。

我以为，第四要点是最重要的。“你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现实的对象性的(wirklichen gegenständlichen)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真正的活动(sinnlichenAction，Praxis，u.realenThätigkeit)。(还需要发挥)”①。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条分缕析，思考清楚，马克思写这一理论心得的真实语境究竟是什么？语境的中心针对点是谁？泽勒尼不经意地指认出，马克思这里是以实践活动区别于鲍威尔的思想活动的。②以我之见，第四点是青年马克思在批判性地解读自己和赫斯。显而易见，这一条已经不是在解读黑格尔。黑格尔的现象学的终点(也是《逻辑学》的起点)当然不是实践和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呢？本条的前半段似乎是在评述费尔巴哈，神可以是“想象中的对象”，但后半段中的两个“等于”又是无法指认费尔巴哈的。这时，有谁既打倒了黑格尔，又从费尔巴哈的“人”的实体走到了“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真正的活动”呢？答案只有一个，那个“你”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的同路人—赫斯。如果说，在《神圣家族》中，以前隐匿于《1844年手稿》逻辑后台的蒲鲁东被直接指认，那么在这里，我以为马克思已经开始自觉批判赫斯了。实际上，批判赫斯也是超越马克思自己！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Karl Marx, Manchester Hefte, Marr-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 /3,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8,S.11。

②参见[捷]泽勒尼《马克思的逻辑》，牛津，1980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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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简单地回顾一下，从真实的文本资料看，由于受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赫斯较早(1840年)就提出要从黑格尔的思辨走向实践。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赫斯眼中，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就是“今日的实践哲学”①。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1842年以后，他进一步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人的“自由的、独立于各种外在强制的活动”，甚至提出人的实践本质就是交换、交往和协作这一类的“现实的生活活动”和人的物质交往关系。②值得注意的重要的新情况是，1844年上半年以后，他比马克思更早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思想中，没有达到人道主义的实践结论—社会主义。他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人道主义(praktischen Humanismus)”，以此区别于费尔巴哈的“理论的人道主义”。有意思的是，一个半世纪以后，一些中国学者竟然将实践人道主义再一次简单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1845年1月17日，赫斯写信给马克思，介绍了他在《最后的哲学家》(Dieletzten Philosophen,Darmstadt:C. W.Leske)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并谈到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宣布了宗教和哲学过程的终结”。我设想，马克思是在收到赫斯这封信之后，写下了这篇含有特定针对性的《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赫斯的思想转变对马克思最终解构费尔巴哈人本学逻辑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另外，对其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的还有，施蒂纳在1844年10月发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毁灭性打击所带来的刺激；当然，更重要的“助产术”是此时马克思自己关于经济学和政治革命史研究的新境。

显然，这时通过批判费尔巴哈那种离开了社会实践的人道主义，提出以感性的活动、实践和现实的活动来承接社会主义的人是赫斯。关于赫斯的这种“实践人道主义”，我们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已经有所了解，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可是在这里，马克思还是简单地肯定吗？我以为不是。马克思第四点的思想聚焦于两个“等于”，从上下文语境我们能感受到，马克思正在叩问自己。扬弃想象中的对象(黑格尔的观念异化、费尔巴哈的人之本质异化以及赫斯与马克思自己的劳动异化)，就能等于真正的对象的扬弃？就能等于现实实践？“还需要发挥”本身意味着，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对上述逻辑等式产生了疑问，更重要的是，如果实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逻辑结果的话，那么这会是真正科学的吗？显然，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刚刚开始还没有完成的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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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赫斯：《欧洲三同盟》，载《哲学与社会主义论文集》(1837—1850年)，柏林，1980年，第170页。

②参见《德国和法国与中央集权问题》，载《莱茵报》184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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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令人费解的《笔记本中的札记》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在1971年，马克思于1845年3月写下的《评李斯特》的手稿被发现了，在这一新的文本中，我们可直接看到马克思思想的重大变化。而我称之为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第二个思想实验，就是马克思在写完《评李斯特》之后，于1845年4月写下的《笔记本中的札记》的手稿。①它正好与《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在同一个记事本上，位于第53页的上端，它的下面紧接着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翻遍国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著，国内学界居然完全忽略了这一重要细节。

这个文本十分简短，只有看似相互并列又似乎无直接联系的四个要点：

神灵的利已主义(göttlicheEgoist)同利已主义相对立。

革命时期关于古代国家的误解。

“概念”和“实体”(Substanz)。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1932年首次发表于 MEGA1第一部分，第5卷。后收入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V/3，Berlin：Dietz Verlag，1998，S.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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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Entstehungsgeschichte)。①

不可否认，对于《笔记本中的札记》的解读常常令人左支右绌，它要么被彻底忽略(国内学界)，要么被简单地指认为其他思想运演的重复(巴加图利亚、陶伯特)。经过认真思考研究和对文本间语境的分析，我发现《笔记本中的札记》其实也十分重要，因为它是马克思此时的非常性思想实验中迸发出来的重要思想火花的记录，这些星星点点的火花就是他在具体的经济和历史研究中突然发现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规定群：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

面对此文本，我们可以直接感知到其中的第一点、第二点和第四点都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观念解读。首先是“神灵的利己主义同利己主义”。过去的一些研究(如陶伯特)只是将这个要点统一于《神圣家族》的有关论述。其实，在马克思已经阅读到的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利己主义是施蒂纳抽象的历史分期第三阶段(成人)的价值取向，也是施蒂纳自己的理论旗帜。马克思试图说明，施蒂纳所标举的利已主义本身在现实中并不是抽象的和非历史的，中世纪也有特殊的“神灵的利己主义”，但它与今天的施蒂纳的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所指认的内涵却完全不同。同样，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起源与对古代国家的误解是一致的，即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现实“革命”实践出发的，一定的“革命”和批判性的实践活动必然形成特殊的理论话语。这一点，实际上直接关联到后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之结论。其实，在同一笔记本的第22—23页(大约完成于2月)上，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②中已经写道：“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革命派对市民社会的态度”①。马克思意在批判资产阶级所谓现代国家的实质正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市民社会决定的，可是资产阶级却无法看到这个从资产阶级革命解放中设定出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规定性。他们要么将其混同于古代国家，要么将现代国家幻化成永恒的“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而马克思恰恰要超越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创造无产阶级的“为扬弃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而斗争”(der Kampf um die Aufhebung d Staats u. der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新革命。②这是马克思“计划”的最后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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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参见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 IV /3,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8,S. 19。

②1932年首次发表于MEGA1 第一部分第5卷。后收入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3，Berlin：Dietz Verlag，1998，S.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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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奇怪的是《笔记本中的札记》的第三点。在对三个具体事实的解码中，为什么他会想到“概念’与实体””？对此的解释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思路：“概念”是指黑格尔(及鲍威尔、施特劳斯等一切唯心主义)，“实体”可能是指费尔巴哈的“人”(也可能包括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的“劳动”与“行动”)，即已经转到一般唯物主义但仍然停留在对物相本质的实体性理解中的哲学家。所以接下去，就自然而然使人想到使“概念”回归客观现实，使“人”与“自然”的实体性理解得以消解，那么就理所当然导引出下半页《提纲》第一条中的实践了。这种解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在反复斟酌、再三思考之后，我觉得马克思的真实语境并非如此。因为，实践也可能是抽象的。如前所述，马克思十分清楚赫斯此时的观点正是抽象的行动、活动，如果联系赫斯那种对人类物质生产与交往的理解，赫斯的立论恰恰是社会实践。马克思这里的语境既不是简单地超越黑格尔，也不是简单地超越费尔巴哈，而是超越赫斯和此时的自己！此处上下文(从第一到第四点)的关联语境，正是我于上文解读出的那种人类生活情境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空白式的语境指认。在此处的文本分析中，我借用了阿尔都塞的所谓症候阅读法。“读出空白”是准结构主义的一种语境分析法则。①这种语境形成的唯一基础，不是哲学，只能是客观的经济与政治现实！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arr-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IV/3, Berlin: Dietz Verlag,1988,S. 11。1845 年 2月6日的《特利尔日报》有一则报道：“马克思博士先生明天将离开巴黎，以便迁居荷兰，并在那里完成其国民公会史的写作”。可见这是马克思当时准备写作《国民公会史》一书的计划。—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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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这里的支援性背景中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个文本，即恩格斯在不久前(1844年11月19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它是在现有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提到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年10月底在莱比锡出版)一书。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认为施蒂纳用个人(利己主义的“我”)代替费尔巴哈的人(类)是对的，而且是“重要的”，并提出要“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那么如何翻转呢？恩格斯此时提供的思路是：“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②。我以为，对于恩格斯的这一想法马克思基本赞成，但也会有一定的保留。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的根本性批判，当然极大地震动了马克思，这是他最终根本背离人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同时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的“我”也的确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形成“现实的个人”的批判性出发点。侯才博士在他的《青年黑格尔派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一书中，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参见该书关于马克思与施蒂纳一章的论述。③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专门讨论这点，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在我看来，马克思可能对这封信的后半部分更感兴趣。在信中恩格斯告诉马克思，施蒂纳的问题在于“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跳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而赫斯可能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痛骂经验主义”，“在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因此他也无法通俗地表述，他过于抽象了”。④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我们“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①。我想，恩格斯这最后一段话“正中”马克思“下怀”。这大概也是马克思后来说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独立地”发现了新世界观的缘由。我再接着假设，马克思接到恩格斯这封信后，特别是在读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后，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并告诉他自己的看法，这才有了恩格斯表示赞同马克思观点的1845年1月20日的那封信。②同时，马克思在研究法国革命和国家问题(《国民公会史》)及写作《评李斯特》一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想法，于是先写下《笔记本中的札记》，不久又写下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就是他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革命性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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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著《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章。—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③参见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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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格式塔变革

如上所述，马克思在1845年4月写下《笔记本中的札记》后，紧接着写出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虽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文本是在记事本同一页的下半部写下的，但根据笔迹和墨水来鉴定，它确实是在不同时期撰写的。我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第三个也是最成功的非常性和革命性思想实验。实际上，正是它彰显了马克思第一次自觉地、有策略地真正打破旧有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逻辑，也是它表明了这种在深入研究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科学认识革命性飞跃的刚刚萌生，也正是它引发了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最初地平的呈现。有关这一点的论述，阿尔都塞的观点包含了重要的合理成分，但这里发生的不是简单的认识“断裂”，而是非常性量变之上的认识飞跃。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原来的思想特质和他所关注的所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都不过是在一个全新的理论构架内被科学地重写重构了。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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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实践意味着什么

众所周知，1845年4月间，马克思在自己的记事笔记本第53—57页中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n über Feuerbach)①。同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一提纲出发，开始了哲学新视界的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恩格斯将马克思的这一提纲公开发表，并称之为包含了“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893年恩格斯去世前，他再一次明确指认过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新视界的诞生地，恩格斯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这一起源！”②本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文本，其理论逻辑定位是清楚的，因为它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直接指证。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具体地说，也就是马克思一部分早期论著(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手稿》等)问世后，以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家的某种特定理论意向为开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地位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被前移到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样，在1845年4月以前的许多马克思的早期文本都被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如《1844年手稿》时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理论)，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不再是真正的“起源”，将只是成为一种“完成”的标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具有人本学思想倾向的论者在面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都是从其中的第一条(“从主体出发”)反向倒退到《1844年手稿》，而不是正向推进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就像前面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马克思曾比喻，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可现在则到处将猴体(早期马克思非科学的文本)直接指认为人体(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说，这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意味着，确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地位又重新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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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V/3, Text, Berlin：Dietz Verlag，1998，S.19-21。在笔记本原稿上，只有马克思的“adFeuerbach”一语， 但恩格斯在出版时改为“MarxüberFeuerbach”，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1888)的封面上，注有“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Thesen überFeuerbach)这一标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后来根据以上恩格斯著 作的序言而加的。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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