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天才提纲。我以为，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指认中，“萌芽”一词是关键词，它界定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整个科学世界观的真正“起源”，但不是“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才是其新的哲学方法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的具体实施过程。对此，阿尔都塞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的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并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个判断基本正确。①不过我认为它倒不是宣言，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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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复制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根本不是打算公开“宣告”的，而仅仅是马克思自己革命性思想实验的一个记录。因此，我认为既不能弱化也不能简单地拔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地位。同时，从我这里所再现的马克思文本间构成的特殊语境看来，传统研究中那种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过于偏爱的意向性解读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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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第一条内容有太多的诠释，其中理解的重点是马克思批评一切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derGegenstand，dieWirklichkeit，Sinnlichkeit)，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Form des Objekts oder derAnschauung)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menschliche sinnliche Tätigkeit，Praxis),不是从主体方面(subjektiv)去理解”①。其基本意向似乎得到了普遍认同:实践与主体性。可是，我觉得这个诠释相当可疑，因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被抽象理解和从语境中割裂出来的第一条，并不是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核心所在！因为如前所述，第一个用感性的活动同时消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局限性的人并不是马克思，而是赫斯。如果仅仅以第一条中的主体性实践来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真的变成了赫斯主义(“实践人道主义”)了。而且，这种被抽象理解的实践完全可以用《1844年手稿》中的抽象劳动来加以替换，就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我们国内一些“实践人道主义”者已经践行和操作过的那样。施密特②正确地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是拉布里奥拉①最先从切什考夫斯基那里“接过”了“实践哲学”，从而对葛兰西产生影响。②然后，这种思想才又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给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中转日本后才“进口”到我国。抽象的非历史的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见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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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下文将译者省略—笔者注)，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恩格斯对第一条的修改与马克思的原有表述没有质性的差别。参见 Karl Marx，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Text，Berlin：Dietz Verlag，1998,S.19。——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施密特(Alfred Sehmidt，1931—)，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左翼代表。1931年5月19日，施密特出生于德国首都柏林。1957—1961年间，施密特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社会学和历史。1960年，在阿多诺的指导下，他完成了题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博士论文。随后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和法兰克福劳动学院。1972年起，任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所长。施密特的代表性论著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0)、《尼采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问题》(1963)、《康德与黑格尔》(1964)、《列斐伏尔和现代对马克思的解释》(1966)、《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1967)、《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概念》(1968)、《历史和结构》(1971)、《论批判理论的思想》(1974)、《什么是唯物主义》(1975)、《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1976)、《观念与世界意志》(198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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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月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有这样一段极重要的话，他们批评格律恩抄袭“赫斯的明显的错误”。赫斯有什么错误？他以为：“只要把费尔巴哈和实践联系起来，把他的学说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了”③。马克思恩格斯那时才直接点明，赫斯的东西“带有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性质”。极有意思的是，此时赫斯正与马克思恩格斯一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五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文本证据，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

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我把它放在一边，经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④

恩格斯发现了什么问题？赫斯为什么而动摇？按照我的解读思路，这正好是马克思在我上述“第二个思想实验”中要解决的问题。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是对的，但他的根本错误不仅仅在于他说了利己主义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不是恩格斯在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里所说的，只要“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就行了，而在于真正摆脱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非历史主义的抽象”，从而客观地进入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情境。可见，马克思思想中的三大难题并不是在一般地达及实践规定后才得以最后解决的，而是通过实践，通过走进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情境得以解决的！显然，我在《马克思哲学转变中的三大难题及其深层解决》一文中对这一语境的分析，还是未完成的！①顺便提一句，泽勒尼在他那本影响颇大的《马克思的逻辑》一书中的第十四章里，论及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关系时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仅使费尔巴哈成为实践的并不够”。由此看来，他比我们的一些“实践人道主义”学者要深刻得多。②泽勒尼的这个说法源起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二卷中批评格律恩的一个相关表述，即格律恩以为，“只要把费尔巴哈和实践联系起来(brauche Feuerbach nur praktisch zumachen)，把他的学说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了”③。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拉布里奥拉(AntonioLabriola，1843—1904)，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意大利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

②参见[德施密特《历史和结构》，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注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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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过去我们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讨论基本上都在哲学视域中进行的，似乎马克思的思想革命首先是纯哲学的变革，这种变革常常被狭义地解释为马克思对两种哲学话语的改造和嫁接:除去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上消解过机械性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等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不仅成为我们传统研究中的观点，也变成一个广泛的共识。以胡克④的观点，这第一条的意义就在于“给唯心主义者在其对意识的分析中所作出的天才发现，提供一个唯物主义的基础”①。或者用莱文的话说就是，“马克思把德国的唯心主义对活动的强调与洛克一边沁对社会环境的强调混和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式的”②。其实，从我们上面已经进行的讨论来看，这些判断基本上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第二次重大思想转变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确立，并不仅仅是哲学逻辑的单向度进展结果，而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建构的产物。在这个总体研究视域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进展。如果从这样一个新的视角去定位马克思的哲学突变，其主导性理论基础正是《布鲁塞尔笔记》A的前期研究的经济学语境。从马克思这一研究的中心来看，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学说史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文本，就是我们已经解读过的作为《布鲁塞尔笔记》A的前期成果《评李斯特》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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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二章第一节第1目。——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②[捷]泽勒尼：《马克思的逻辑》，牛津，1980年，第182页(该书中译者将此目意译为“马克思与赫斯”，倒着实犯了一个把本质再变成现象的小错误。参见此书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处编译本)。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根本要义正在于反对一切抽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海德格尔在60年代中期批评萨特没资格与马克思对话，理由就是萨特的哲学逻辑中仍然凸现出一种抽象人本主义，而海德格尔的哲学“革命”则得益于马克思把不变的“一”变成当下带着动词(“ing”)的具体存在。广松涉再由此反悟出马克思的关系本体论，当然这是后话了。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0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杜威以后美国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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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看法，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规定，并不是对哲学语境中上溯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下至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赫斯的行动哲学的简单指认，而是马克思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对社会物质活动的肯定，具体地说，就是从狭义的经济学语义上特殊的“工业”(在《评李斯特》中那种特设性的正在创造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向一般的“社会的物质活动”的总体实践的过渡。经过一种哲学逻辑的提升，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一文中所讲的那种人类主体通过物质创造活动，“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的“工业”，即撕破了农业生产中那种人与自然的直接同一后，由工业(机器)中介了的人与自然的重新统一过程，才升华为一个一般的哲学总体规定，这就是社会物质实践。我以为，具有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规定，不是在简单的、抽象的哲学演绎中形成的，而是社会经济历史积淀的结果。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的重要方面，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家和实践人道主义者们误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美]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②[美]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黄振定、邹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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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更重要的方面恰恰是对实践本身的规定性，即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社会情境。如果不注意马克思对实践本身的这种规定性，那么斯泰恩将实践视为实用主义的规定就是对的。①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实践本身的另一个重要的自我规定是它的客观制约性问题，马克思是通过环境作用人、反对抽象的“活动”将它表现出来的(还有第三条)。可见，马克思真正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主体性，也不仅仅是活动，而是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人类社会主体和活动。所以，当施密特指出，“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是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时，他无疑是正确的；②当施密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取消了一切抽象的本体论时，他的确是深刻的。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不仅否定观念本体论，也否定了费尔巴哈抽象的物质和人的本体论，最后还否定了赫斯和他自己原来那种抽象的实践和劳动的本体论!马克思在此否定了一切逻辑本体论。所以我曾经指出，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反体系的。③

第一条值得我们深思的内容很多，除去我们已经细致解读了的那种既反对一切旧唯物主义又反对一切唯心主义的，“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对象性的感性实践活动以外，请读者特别注意在第一条最后一句出现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der“revolutionären”，der“praktisch-kritischen”)”定语。因为如前所述，我们从第一个思想实验的语境中已经知道，以费尔巴哈为思考起点进而延续到对象性的感性活动本身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而是赫斯的理论“王牌”。第一条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在肯定赫斯的思路！当然，认为实践活动是通向哲学新视界的入口和基石，或者是过渡性的逻辑起点①，这种观点是对的，但实践绝不能是赫斯那种“非历史主义的抽象”，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费尔巴哈所无法了解的其实是社会实践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这里的“革命”可以理解为变革的意思，但从同一页上方的第二思想实验的语境来看，革命性不是仅仅指认一种不变的感性活动基础，而是指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构境。②此外，马克思已经从经济学的研究中看到，否定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重要的不是“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伦理价值冲击，而是“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③所以，如果用实践唯物主义（praktischerMaterialismus)来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唯物主义，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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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泰恩说：“实用主义绝不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和詹姆斯的发明，它早在他们之前半个世纪就为马克思所创立。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叙述了实用主义的原则”。参见[美]斯泰恩《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载《国际哲学评论》1958年第卷，第45—46期。

②参见[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页。

③参见笔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初始地平》，载《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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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认知构架的质变

传统的解读思路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内容是认识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性的真理性(gegenständlicheWahrheit)，这不是一个理论的追问(FragederTheorie)，而是一个实践的追问(praktische Frage)”④。马克思这里的思考仅仅是停留在认识论中吗?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吴晓明博士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却不够准确地将其误指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一语。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赫斯哲学中作为抽象逻辑规定的实践具有过渡性，它只是马克思哲学新视角的入口，根本不是旧哲学意义上的逻辑本体。马克思此处的实践概念，意在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性质，即他所关注的具体社会历史实际变革意义上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却不能说是过渡性的。参见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②参见拙文《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构境》，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本书作者第二版注。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

④[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中译文将gegenständliche译为“客观的”，我将其改译作“对象性的”。而在这一点上，郭沫若的翻译是正确的；而原文中的Frage不是通常的“问题(Problem)”，而是“追问”、“发问”和“疑问”的意思。郭沫若的译本参见《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夏凡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 页。参见 Karl Marx，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IⅣ/3，Text，Berlin：DietzVerlag，1998，S.20。—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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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它的语境可能不会如此单薄。即便是认识论，恐怕它也并不像传统上所理解的仅仅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尺度那样简单。与上述我们讨论过的马克思第一思想实验中的第二点相关，这也包含了在实践基础之上对黑格尔现象学认识辩证法的重新肯定。此时马克思发现，思维的客观真理性，并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简单地颠倒主谓逻辑关系就能解决的，因为其中蕴藏着一个实践的历史结构的问题。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逻辑，原来那种“他本人”的主观认知活动实际上是以实践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这样，黑格尔的错误首先是把人的物质实践变成人的认知活动，再把这种认知活动及结构变成逻辑本质，实践的此岸性就等于概念的彼岸性。由此，康德是被谁骗过去的！可费尔巴哈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的同时却顾此失彼:实践同样被抛弃了，思维被立于感性直观的物相(抽象的人与自然)之上了，概念的彼岸性与客观现实一起被打倒了。这样，康德是被绕过去的。马克思说，思维的此岸性和现实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费尔巴哈的物相(客体与直观对象)恰恰是实践造就的此岸性，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又是一座正在通向彼岸的桥梁。

更重要的方面是，马克思这一新认识论的基础同样必须从他此时的经济学研究来反观。如果仅仅将实践视为人的一般感性活动，并以此作为认识基础，那么这仍然是在哲学逻辑中完成的说明。这就会使人把个人的行为指认为实践，进而也把现存的一般社会物质活动、政治斗争直指为实践，并以此来确证认识的真伪性。其实，这都不是马克思对实践最深层的科学界定，因为在马克思此时的《布鲁塞尔笔记》A的前期研究中，在古代经济发展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对比性观察里，他已经在着眼于思考社会经济进程中真正变革世界的现代工业生产。因为，如果说，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中的物质生产的本质还只是依附于自然运动之上的经过加工和获得优选后的自然产品，人类主体还是自然过程中的被动受体，那么，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经济中，经济世界已经成为人的工业生产的直接创造结果，工业实践活动及其实践结构已经成为我们周围世界客体结构的重要构件，自然物质对象第一次成为人类主体全面支配的客体，财富第一次真正摆脱自然的原初性，而在社会实践的重构中成为“社会财富”。我们不再在自然经济中简单直观地面对自然对象，而是能动地面对工业实践和交换市场关系的产物。物相第一次直接成为人类实践的世界图景，人们通过能动的工业(科学技术)实践，更深刻地超越感性直观，掌握周围物质世界越来越丰富的本质和规律。这才是马克思实践标准的真实社会历史内涵，也正是在这里，康德的现象学认识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才被彻底驳倒了，他们的认识论中最重要的合理内核才被科学地批判继承了。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标准本身有其深刻的历史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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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除了具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还蕴涵着哲学逻辑总体方向根本转向的重要命题。因为，也正是立足于实践之上，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分裂才被真正扬弃了，过去马克思从理想化的主体性劳动(类本质)出发的价值悬设的彼岸性(“应该”)才第一次被彻底消除，从实践出发，就是从“此岸性”的“是”出发，对现实的批判，不再是来自彼岸的主体价值悬设，而是真实的实践本身的革命辩证法。这一点思考力透纸背，也非常重要。如果不从经济学的语境来理解和把握，那么我们终将浮光掠影地飘过，而无法真正抵达这一理论层面。

与马克思有关这一点的认知相比，赫斯显然略逊一筹，他已经无法达及马克思哲学的新地平了。

这时我们再回到文本进行考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三第五和第八条的语境就一目了然了。从上面我们呈现的马克思的全新经济学研究视域来看，马克思自然会批判他在《神圣家族》中肯定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从本质上真正超越自然唯物主义的开端。他是从工业的发展中才深刻地意识到，“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dieUmstände von den Menschen verändert)”。人改变环境这一命题，在哲学本质上的定位并不属于农业生产时期人类主体对外部对象的有限改造，即使充斥着“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这种改变也不会是总体性的变革。人能够真实地从总体上改变环境，从而使我们周围的世界成为人的实践的产物，这种特性只能在大工业时代以后的社会实践中才可能抵达。“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revolutionäre Praxis)。”①社会实践不是泛指人与对象的一般能动关系，而是对现代工业确立人类主体在全部客体世界中的主导地位的真实指认。这种历史性的定位，对于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人与环境的实践关系是尤为重要的。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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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马克思就能直接批评，“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abstrakten Denken)而喜欢直观(Anschauung);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②。在自然唯物主义者那里，直观的感性成为他们反对唯心主义思辨逻辑的武器。如果退一步说，直观感性在人们面对自然对象时还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话(从根本上说，这还是错的，因为自然对象也是由社会实践历史地呈现于人的主观视界的)，那么面对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时，自然唯物主义就会一败涂地，要么变成为简单的唯心史观，要么蜕变为对社会生活中实体性物相的直观指认。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Das gesellschaftliche Lebenist wesentlich praktisch)”③。我以为，只有在这个时候，马克思才理解了政治经济学中的那种社会唯物主义。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真正在哲学意义上提升了社会唯物主义中所隐性包含的合理因素。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论问题，而已经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逻辑的前提了。

1. 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之最初建构

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我已经解读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原来的诠释都可以在我的新的理论构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关键问题在于我原先没有认真对待的第六条和第七条。根据我现在的看法，这两条中才提供了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最重要的内容，即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分析方法。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功能性方法，即毛泽东所定位的“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唯一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客观地历史地观察人与对象、人与人之间的历史性能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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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恩格斯将马克思原文中的revolutionäre(革命的)改作 umwälzenge(变革的)，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原意。参见KarlMarx, Manchester-He 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3, Text, Berlin;Dietz Verlag，1998,S. 20。——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③[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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