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那么，马克思在这两条中究竟想弄清楚什么问题呢？以我之见，马克思这里虽然写的是费尔巴哈，但心里真正要超越的却是赫斯和自己不久前的逻辑构架，即人本主义的非历史的抽象方法，尽管那种方法已经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求根据，尽管那种方法已经从费尔巴哈推进到劳动(以及《神圣家族》和《评李斯特》中的工业和实践)。不过，由于此时赫斯还是一度领先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路人，马克思不便将矛头直接指向赫斯。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年后在与赫斯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出现了赫斯既是作者又是被批判对象的微妙情形。但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赫斯的实践人道主义从根本上并没有超出费尔巴哈！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赫斯的实践哲学(甚至也可加上唯物主义的后缀)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以抽象的“人”为基底的。这种抽象的不属于任何时代和社会实践的人，在本质上还是德国“市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之上的意识形态！①马克思自己在《1844年手稿》前后居有的“人”和“劳动”观念的性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那里，理论逻辑显性的表层是从费尔巴哈进入到实践和生产，可是深层的先验人本学逻辑方法，却使哲学对经济现实的投射重新坠入一种隐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由此，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深层思考语境才可能逐渐显露出来。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美国学者麦金太尔曾经发表《一条未走之路》一文，于其中指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变革主要是“超越市民社会的立场”，这一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麦氏在此文中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挫折中试图重新解读马克思，许多论见值得我们深究。此文中译文见《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另外，郭沫若先生将bürgerlicheGesellschaft直接译作“有产者社会”。郭沫若的译本参见《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夏凡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367

从表面上看，如我曾经诠释过的那样，这里是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第三个要素——“人”(第一个要素是抽象的自然，这在第一条中得以解决；第二个要素是抽象的直观，这在第二条和第五条中得以解决)，这种解读的大逻辑思路并没有错，可是以我刚刚呈现的语境来思考，问题又显得复杂得多。这里的第一句是“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以往马克思对此是直接肯定的，可是这里的逻辑定位就有较大的异质性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作为复归基地的人的主体类本质发难了(当然也是针对《1844年手稿》中的人的劳动类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In seiner Wirklichkeit ist es da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Verhältnisse)。”①以我之见，马克思是在对一切先验的、非历史、非现实、非具体的主体类本质进行有意图的颠覆和解构。在这里，传统哲学中那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本体论，第一次被宣布为非法的。无论它以什么新概念出现(劳动、生产、实践皆无一例外，因为它们在马克思使用之前赫斯都曾使用过)，只要还在制造一种“撇开历史的进程”的抽象的主体本质，都将是非科学的。我以为，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是对古典人道主义的根本否定，“内在的、无声的(innere，stumme)”类本质，是文艺复兴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根本逻辑支点，天赋人权和天赋理性正是将“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dievielen Individuen natürlichverbindende Allgemeinheit gefaβt werden)”，这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现实本质。费尔巴哈的问题正出在这里，他无意识地反映了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抽象的“爱”)，但以此去确证一种永恒的人类主体本质。然而，费尔巴哈不知道，哪怕他声称拥护共产主义(如1845年他的政治立场转变)，也仍然改变不了他的哲学背后隐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赫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本质(还不是词句)进行批判，所以他们的立脚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原子化(atomistsch)的个人直观与伦理义愤(第十条)。①这样，怎能谈得上通过可行的革命途径去“改变”这个世界(第十一条)?!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参见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 I/3,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1998,S.20-21。

368

我们不难发现，从一定的“社会历史进程”出发，绝不是一种在传统哲学思路中能够承袭的规定性。所以我又不得不指出，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哲学解悟。通过《布鲁塞尔笔记》的前期研究，马克思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西方经济发展史的整体，以及这种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具体时段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因为这是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中摘录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佩基奥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比较研究》、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等书的主要线索。同时，也由此，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才能认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它“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②；他才能正确地注意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出发点只能是现实的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③；他也才可能将“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的时期”。实际上，马克思突然发现，当时经济学、哲学所讨论的“人”在实质上都还只是市民社会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在此，个人正是由特定的现实经济关系历史建构的，而不同的经济关系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才形成特定的具体个人生存的规定性。从哲学角度反思这一点，马克思才第一次在哲学逻辑中发现，从这种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了解出发，任何社会现象和人类生活都历史地“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bestimmtenGesellschaftsform)”①!所以，个人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性的实践，观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现实生活的历史性的社会观念。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

369

我认为，当马克思铿锵掷地地宣告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dasEnsemble)”时，他实际上也宣布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到来。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初始地平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定格，在这里缓缓向我们推进，这就是对人类主体、人类社会实践及其观念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真实限定。同时，也正在这里，他才真正改造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黑格尔那种在实质上是具体的自我发生运动的观念逻辑，现在成为了属于一定社会形式(bestimmt Gesellschaftsform)的个人及活动，成为具体的社会产物，成为暂时的、在一定现实性上的人对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总和。这个以“一定的(bestimmt)”人类社会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是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真正秘密。只有真正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体悟马克思思想革命的意义，才能真正读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中马克思以这个“一定的”对历史本体进行建构的意义，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中连用8个“一定的”，才能明白马克思为什么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时反复说“历史的”和“暂时的”，才能领会马克思为什么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赫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抽象实质！

我觉得，列宁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时，他是正确的。后来，当海德格尔说，马克思真正结束了一切形而上学本体论时，他也从界外的一个层面读懂了马克思。①可是，我们学界那些至今还在鼓吹非历史的实践哲学和实践人道主义的同志，真的读懂马克思的科学文本了吗？常言道，人一思想，上帝就发笑。面对我们这些“实践哲学”、“实践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可能只有无奈地苦笑：150年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85页。参见Karl Marx，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3,Text, Berlin:DietzVerlag,1998,S.21。

370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德]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载《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44页。

371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他的哲学话语发生格式塔根本转换的重要标志。如前所述，这种哲学新视域凸现的基础是马克思此时已经十分深入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他意识到，新的科学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开辟只能从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变革着手，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的理论创造，而要完成这个伟大的科学工程，又必须在哲学方法论上先有一种系统的建构，这就是他与恩格斯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本章的独特研究视域，是第一次微观地彰显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的重要理论逻辑背景:马克思的最新经济学研究成果、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施蒂纳哲学批判的深层意义。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历史地面对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初始地平。

第一节 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如上所述，1845年2月3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在2月先写下《布鲁塞尔笔记》(BrüsselerHefte)A后，在其间又写下了《评李斯特》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现了其哲学思想革命的突破，并自觉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新科学的全面建构。而在5—7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继续从事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B。7—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首次访问资产阶级的工业王国英国。在此期间，马克思在曼彻斯特还写下一批经济学摘录笔记，即《曼彻斯特笔记》(Manchester-Hefte，九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两部分笔记的文本和一般内容。

372

1.《布鲁塞尔笔记》B与《曼彻斯特笔记》的文本研究

首先是作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第二阶段的政治经济学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布鲁塞尔笔记》B。由于这批笔记没有明确的顺序，使其文本结构分析起来可谓步履维艰。

依《布鲁塞尔笔记》A的顺序，第三个笔记本由对折纸构成，共54页，马克思使用了其中的53页。摘录包括：关于弗·费里埃的《论商业报告中令人关注的管理》(巴黎，1805年)的摘录，共8页；关于亚力山大·德·拉博德的《论共同体利益中的协作精神》(巴黎，1818年)的摘录，共9页；关于刊登在《经济学者日报》1842年第2—3卷上的拉蒙·德·撒格拉的《论卡达罗涅的棉纺工业及工人》的摘录，共2页；关于泰·费克斯的《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进步与保守精神》的摘录，1/2页；关于若耐的《从4世纪到20世纪罗马的城邦生活和国内经济的统计》的摘录，1/2页；关于俄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亨利·施托尔希(HeinrichFriedrich von Storch，1766—1835)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对于决定国家昌盛的一些原理的阐述》(巴黎，1823年)的摘录，共31页；关于特里奥恩的《论滥用公债的投机之风》(布鲁塞尔，1844年)的摘录，1/4页。

第四个笔记本是一个二折本，共58页。马克思先摘录了亨利·施托尔希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第II卷第2章、第V卷《对国家收入本质的思考》和第IV卷，共7页；法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圣·莫尔(Nicolas-François Dupré de Saint-Maur，1695—1774)的代表作《论货币》，共2页；荷兰经济学家伊萨克·德·平托(Isaac de Pinto，1717—1787)的《论流通与信用》，共14页；英国著名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约西亚斯·柴尔德(JosiasChild，1630—1699)的代表作《论商业及其益处》，共5页。之后，还有一些手稿上写有马克思所做的一些数学计算和马克思的家庭记账。最后，马克思摘录了英国著名学者本雅明·贝尔(BenjaminBell，1749—1806)的《论稀缺性》，共4页。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373

第五个笔记本，同时也是《布鲁塞尔笔记》B中最重要的摘录，我将其称为“物质生产与生产力研究”的笔记。据MEGA2编者考证，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受青年恩格斯和阿道夫·布朗基①的影响，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机器问题。该笔记本为对折纸①，共32页，马克思写了29页，它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②的《论机器》的摘录，仅1页；第二部分是关于查·拜比吉③的《论机器和制造的经济性质》(伦敦，1832年)的摘录，共8页；第三部分是关于安·乌尔④的《制造哲学，棉花、羊毛、麻、丝制造工业的经济学研究，附英国工厂中使用不同机器的描写》(两卷本，布鲁塞尔，1836年)的摘录，共5页；第四部分是关于罗西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布鲁塞尔，1843年)的摘录，共14页。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杰罗姆·阿道夫·布朗基(Jérôme-Adolphe Blanqui,1798—1854)，法国经济学家。他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1805—1881)的兄长。布朗基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商业史、工业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837年，他的《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depuis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在巴黎首次出版，并在1842年和1843年出版了两个巴黎版，该书被后世称为经济思想史的开山之作。1843年，该书收录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在布鲁塞尔出版。——本书作者第四版注。

374

第六个笔记本也使用了对折纸，共36页，2页空白。其一是约·佩基奥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巴黎，1830年)的摘录，共7页。其二是《巴黎笔记》中出现过的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一书的摘录，共3页。其三是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比较研究》(两卷本，巴黎，1842年)的摘录，共6页。其四是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布鲁塞尔，1843年)的摘录，只有1页。接下来是奈克尔、布里索、瓦茨三本书的4页摘录。

其次是马克思在英国写下的《曼彻斯特笔记》，共九册。在MEGAI中，只确认其中有马克思直接标注的三册(MEGA1第6卷)。MEGA2重新确认为九册，其中前五册已经收入第四部分第4卷出版①，后四册收入第5卷出版②。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笔者在阿姆斯特丹亲眼看到过马克思使用的这种笔记本，它是由大开纸对折而成，也有二折而成的笔记本。—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②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Auguste deGasparin,1787—1857)，法国农场主、政治家。1830年七月革命后，当选他的家乡奥朗日(Orange)的市长。1837—1842年，担任众议院议员。他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农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著述。代表作有：《论机器》(Considérations sur les machines，1834)、《斜面和大农业机器》(Plan incliné，comme grande machineagricole，1835)等。参见MarrEngels-Gesamtausgabe，Bd.IV/3，Text，Berlin: Dietz， 1998，S. 714。—本书作者第四版注。

③拜比吉(CharlesBabbage，1792—1871)，英国数学家和早期机器计算机专家。1814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828—1839年任剑桥大学教授。主要论著有：《论机器和制造的经济性质》(1832)。此外还有一些数学手稿。

④乌尔(AndrewUre，1778—1857)，英国科学家。乌尔出生于英国的格拉斯哥，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从1804年起，乌尔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安德逊学院的教授，从事化学及自然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375

第一册，对折本，共48页。马克思写了37页。关于配第的《论人口的增长的研究》(伦敦，1698年)的摘录，共6页；关于查·戴韦南特的《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等四部著作的摘录，共13页；关于詹·安德森的《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思考》(伦敦，1801年)的摘录，共1 页；关于布朗宁的《大不列颠国内状况和财政状况》(伦敦，1834年)的摘录，共 $2 \frac 1 2$ 页；关于爱·米塞尔登的《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等两部著作的摘录，共3页；计算4页。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 MEGA2 第四部分，第4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88 年。Karl Marx，ManchesterHefte,Marx 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4,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②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中心巴加图利亚主编，2015年已经出版。Karl Marx，ManchesterHefte(6 -9),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5, Tex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5.——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