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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册,对折本,共44页。本册马克思全部写满了摘录:关于托·库柏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伦敦,1831年)的摘录,共 $1 3 \ \frac { 1 } { 2 }$ 页;关于萨德勒的《人口的规律》(伦敦,1830年)的摘录,共 $8 \ \frac 1 2$ 页;关于托·图克的《1793—1837年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伦敦,1838年)的摘录,共8页;关于吉尔巴特的《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伦敦,1839年)的摘录,共11页;关于托·洛·埃德门兹的《实践道德与政治经济学》(伦敦,1828年)的摘录,共2页;计算1 $\frac { 1 } { 2 } \pi$
第三册,主要是关于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曼彻斯特,1845年)一书的摘录,共41页。
第四册,八开纸,共36页,马克思使用了27页,包括如下摘录:关于威·科贝特的《纸币取代黄金》(伦敦,1828年)的摘录,共17页;从《都会百科全书》中摘录《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伦敦,1836年),共 $1 \frac { 1 } { 2 }$ 页;关于威·汤普逊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伦敦,1824年)的摘录,共9页。
第五册,对折本,共50页,马克思的抄录共使用了46页:关于威·阿特金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伦敦,1840年)的摘录,共6页;关于托·阿莱尔的《宪章运动》(伦敦,1840年)的摘录,共 $1 \frac 1 2$ 页;关于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伦敦,1830年)的摘录,共$1 0 \frac { 1 } { 2 }$ 页;关于威德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伦敦,1835年)的摘录,共9页;关于穆勒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伦敦,1844年)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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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 1 \frac { 1 } { 2 }$ 页;等等。
第六册,对折本,包括:关于布雷的《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伦敦,1839年)的摘录,共24页;关于欧文的《论人类性格的形成》等三篇论文的摘录,共28页;关于理查德·帕金森的《论劳动穷人的当前状况》的摘录,共 $1 \frac 1 2$ 页;关于乔治·霍普的《农业与谷物法》的摘录,共 $1 \frac 1 2$ 页;关于阿瑟·毛尔瑟的《农业与谷物法》的摘录,共 $1 \frac 1 2$ 页;等等。
第七册,对折本,包括:关于威廉·拉斯伯恩·格雷格的《农业与谷物法》的摘录,共 $4 \frac 1 2$ 页;关于理查德·熙尔蒂奇的《贵族税》的摘录,共5页;关于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伦敦,1840—1844年)的摘录,共 $2 2 ~ \frac { 1 } { 2 }$ 页。
第八册,对折本,包括:关于雅克·萨瓦里的《完美交易者》的摘录,共2页;关于大卫·麦克佛森的《商业年鉴》第3和第2卷的摘录,共12页。
第九册,对折本,包括对阿奇巴尔德·阿里森的《人口原则》的摘录,共2页。①
- 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特定语境
首先是《布鲁塞尔笔记》B。以我的看法,马克思在这一部分笔记摘录中最有理论意义的内容是关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讨论。实际上,马克思在李斯特的“工业力”之上,确认了现实的社会实践概念,这已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抽象。而在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中,他首先将理论的注意力投向了实践活动中最基础的方面,即物质生产。这又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物质生产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整个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第一册页数并不多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摘录的内容几乎全部是有关生产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主导方面机器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仅以29页摘录中有突出理论意义的“拜比吉摘录”(8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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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新出版的 MEGA2第四部分第5 卷进行了补充。Karl Marx,ManchesterHefte(6-9),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5, Tex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5.——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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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比吉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计算机制造专家。20年代致力于计算机(差分机,DifferenceEngine)的研制。他从1827年末至1828年末周游欧洲大陆,参观了荷兰、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工厂,写下了著名的《论机器和制造的经济性质》(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1833)①一书。这本书实际上是通俗地讲解生产过程,说明现代机器生产的原理和结果,特别是工具和机器取代人力和技艺的客观效果与经济利益。这实际上是一部现代生产力在狭义技术层面上如何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分析史。全书分成两篇,一是“关于机器部分的分析”,二是“关于工厂内部经济和政治经济”。第一篇基本上是对从工具到机器发展的一种技术分析,这是对物化生产力的一种直接确认。在第二篇中,通过分析机器在生产中的运用结果,拜比吉明确指出了提高生产能力从而促使“产品成本的降低”的发展方向(第十三章)。在第十九章中,他直接深化了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了所谓“拜比吉原理”②:如果斯密认为分工的简单化才引发了机器的发明,而拜比吉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机器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劳动的简单化,这才使得劳动技巧本身物化在工具上,工具本身的简单化使工具重新组合为一个由动力推动的系统。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结构和方式的微观研究。马克思在写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 马克思在此阅读的是此书法文译本,原书为英文版。Charles Babbage,On the Economy of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Pall Mall East,1833.—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②这是指拜比吉提出的,在分工中,许多人的协同行动就表现为倍数比例原则。本书作者第四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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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援引这一重要文献。①
该笔记本所涉及的另一本重要论著是乌尔于1836年出版的《制造哲学,棉花、羊毛、麻、丝制造工业的经济学研究,附英国工厂中使用不同机器的描写》(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ou,Economie industriellede la fabrication du coton, de la laine, du lin et de la soie : avec ladescription des diverses machines employees dans les ateliers anglais,1836)②。这本书深受拜比吉著作的影响,它同样是对产业革命的具体分析,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理论思考。马克思摘录了5页。我们注意到,乌尔的理论中轴仍然是生产与分工。但在分工问题上,乌尔与拜比吉不同,他对斯密的分工持直接批判否定的态度。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生产和分工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种思路的基础。生产与生产方式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规定;而在分工这一思路上,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从分工导引出一条科学的实证批判思路。马克思在写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曾援引这一重要文献。③并且,上述这两本书与波佩④的《工艺学史》、《工艺学手册》和贝克曼⑤的《发明史》等书共同成为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相对剩余价值形成分析中的重要参考文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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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8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马克思在此阅读的是此书1836 年法文译本,原书为英文版。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London:Charles Knight,1835.—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9—172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 波佩(Johann Heinrich Moritz von Poppe,1776—1854),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主要著作有:《工艺学手册》(Handbuch derTechnologie,1806)、《工艺学史》(Geschichte derTechnologie,1807)、《—般工艺学教程》(Anleitung zur allgemeinen Technologie,1821)。
⑤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德国科学家,techonologie(技术、工艺学)一词的创造者,意指“关于各种行业的科学”。主要著作有《发明史》(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Erfindungen,1780)等。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9—632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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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曼彻斯特笔记》时,因为马克思当时的法文阅读能力较强,所以这里摘录的论著主要还是来自法文论著。以我的看法,马克思的这一研究仍然是他全面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对《巴黎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的补充。它显然还谈不上对经济学的深入而科学的研究,也不能将这一笔记的内容直接等同为马克思打算写作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①,因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在5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然而,以我之见,这里的研究对他的哲学变革倒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上文所枚举的文本内容来看,马克思的九册笔记的内容十分丰富,要而言之,这些摘录从基本主题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是关于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即斯密之前的经济学论著。他们是爱德华·米塞尔登、威廉·配第、查理·戴韦南特、罗伯特·克拉威尔等。除配第以外,几乎都是重商主义的论著,就连配第的书也带有重商主义的味道。这些论著反映了那个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现实水平,即自然经济的败落、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这一研究大大拓展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认识的全面性和历史性。
英国重商主义主要关注的理论焦点是社会财富及其源泉问题。他们集中精力研究货币,尤其是贵重金属这一“普遍财富”。②在对这些论著的研究中,马克思逐步弄清楚一个问题,经济学上理论观点的改变实际上直接来自于社会经济现实的改变。当时工业不发达,国内市场狭小,对外贸易为增加财富的主渠道,这些现况就决定了早期重商主义者论著的特点。在米塞尔登的《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一书中,早期重商主义所特有的观点得到了清楚的阐述,即将货币看作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财富,它具有统治人类的万能力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工业的成长以及货币顺差政策为贸易顺差政策所代替,重商主义对货币的偏向才得以克服。马克思在戴韦南特和配第的书中直接读到了这种理论变化。①另外,马克思从中了解到配第创立的统计学,但他一针见血地看出资产阶级的统计学在数据上存在弊病,其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辩护论的”。②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参见MEGA2第四部分,第4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88年,前言。
②参见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V/4,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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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笔记是李嘉图之后的英国经济学文献。论著作者大多是斯密和李嘉图的解释者,其中既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马克思从英裔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库柏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开始摘录,直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为止才结束,其中还包括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吉尔巴特、威廉·科贝特、托马斯·萨德勒、纳索·威廉·西尼尔、威廉·阿特金森、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论著。这些摘录可分为三类问题:一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如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经济学重要范畴的规定及其相互作用;二是货币流通、信用流通和危机问题;三是人口问题。通过这种研究,马克思意识到,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不能脱离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本身的客观发展。他发现,斯密、李嘉图之所以能够对经济现实与规律得出客观的没有成见的看法,其原因在于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物质生产力对落后农业生产的突破。
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是从李嘉图的批评者们开始的,其中主要是针对库柏、阿特斯金和西尼尔的论著。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因为这一理论必然推演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的结论。这些资产阶级的辩护者们出于维护其阶级利益的目的,批评李嘉图将劳动价值论与商品价格联系起来,而提出种种关于价值决定的论断,如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库柏、阿特斯金),或者是价值取决于效用(西尼尔)。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采取否定性的评论,这种态度已经明显与《1844年手稿》里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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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 /4,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S. 51.
② 参见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Ⅳ/4,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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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前”一“后”的研究使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本质有了新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必须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行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研究。窥一斑而知全豹,面对任何社会历史生活,同样必须注意其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具体境况,即只有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历史状况加以考察才可能是科学的。
第三组摘录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欧文式的经济学家的论著,主要是威廉·汤普逊、勃雷和托马斯·洛·埃德门兹等人的著作。在这里,汤普逊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理论论证成为马克思的关注焦点。马克思发现,汤普逊实际上是从肯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对于财富观念来说,交换价值是不必要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父亲(Arbeit ist der einzige Vater des Reichthums)。”①在汤普逊的分析中,有这样一个重要的逻辑推论:既然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那么,为什么每个生产劳动者不能获得自己的全部等价物呢?他分析道:“在任何地方,在所有人当中,劳动都是一件价值物品。在任何地方,支付给劳动的价格都是为了延续生存和购买食物。它是唯一的万能商品(universal commodity)……劳动增添对物质的渴求。唯有劳动(labour alone)才构成他们的物质财富(objects of wealth)。”②所以,“材料、建筑物、机器、工资(Materialien,Gebäude,MaschinenArbeitslohn)不能给自身价值增加任何东西。追加的东西只来自于劳动本身……在通常的情况下,生产劳动者(produktiveArbeiter)的劳动至少有一半被资本家(Capitalisten)夺走了。”①显而易见,“只要事物的这种势力支撑的组织继续存在,因而只有一伙人支配着这类生产力(theproductivepowers)”②,社会的不公正就不可能消除。马克思发现,李嘉图的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可以“以独特的方式”直接导向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结论!这种社会主义不再是价值判断,而是从大工业中生长起来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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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 IⅣ/4,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S. 237.
②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 N/4, 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8,S.238.马克思这里的笔记使用的是英文。——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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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总体理论逻辑,恰恰对马克思此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建构起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第二节 古典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联结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认真地谈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英国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固然,这个思想流派的理论也产生于19世纪20—30年代,但只有在1845年的《曼彻斯特笔记》之后才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产生了真实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还是对他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虽然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仅读到了这个流派中的汤普逊和勃雷的论著,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将他们视为一个理论整体来讨论,这就是汤普逊、霍吉斯金、勃雷和格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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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V/4,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S. 240.
③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专门集中向蒲鲁东展示了这一理论群体的形象:“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1827年版),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版),托·娄·艾德门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即勃雷引者注)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0页。在批评蒲鲁东的经济学“失误”时,上述著作都是作为正面的文献被援引的。—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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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生产特别是劳动创造了一切社会财富和知识
汤普逊①是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读到的第一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1824。以下简称《财富分配研究》)一书也是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文本群中发表最早的一部。在汤普逊看来,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唯一基础”②,“生产才是一个社会的唯一持久的财富之源”③,所以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人都必须坚持生产,否则就要灭亡。④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必然性。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定位的是,在物质生产中,也就是在自然物质转变成人类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大自然对于这个转变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人,人的劳动,做了些什么呢?什么都做了”⑤。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第四笔记本⑥中直接摘录了这一表述。汤普逊将人类的主体劳动定位为生产中最重要的主导因素,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至关重要的。我注意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首先确定的是物质生产基础论,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却立基于劳动本质论。所以,“如果任何一个社会的劳动停止一年,能有多少人会被自然物资或者自然力量保存下来”,“不仅是享受而是一切民族的生存都依靠着永久进行的劳动。在人们消费的同时,勤劳的双手在不断地再生产”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中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自然唯物主义时,直接引述过这段话的基本意思。有意思的是,汤普逊专门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试图界划劳动力与劳动产品的不同:劳动力是将要生产出来的东西,而劳动产品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②这样,他所说的劳动生产的重心就落在人类主体“双手”所发动的活劳动上。这一点,对马克思以后的经济学建构也是极重要的。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威廉·汤普逊(WilliamThompson,1775—1833),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主要论著有:《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人类的一半(妇女)为反对人类另一半(男人)使他们在政治上、从而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屈居奴隶地位而发出的呼吁》(1825)、《有报酬的劳动》(1827)等。
②[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8页。
③[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7页。
④参见[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页。
⑤[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
⑥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 V/4, Text, Berlin:Dietz Verlag,1988,S.237.—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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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意义的是,汤普逊也肯定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交换对于现代生产的必要性。肯定交换的意义实际上也是承认分工的意义。这一点他承袭自斯密。分工是生产技术的专门化,同时也是时空上的生产劳动的整体性与合作的进一步的条件。“所以,交换和劳动一样,对于有益的和扩大了的生产是必要的。”③因而,“没有交换就不能有生产,也就不能继续生产财富。没有交换的劳动和没有劳动的交换几乎是同样地毫无用处”④。汤普逊深刻地看到,正是这种扩大了的生产中的“交换把人引出了自我的小天地”⑤。广泛的分工与交换,现实地使人从封建土地上狭隘的封闭生存中解放出来。这个观点十分有价值,但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页。
②参见[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9页。
③[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页。
④[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
⑤[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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