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直接指认了这一思想。

汤普逊还认为，劳动与交换“不仅是生产之源，而且也是道德和幸福之源”①。他意识不到，劳动与交换其实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用另一位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勃雷②的话来说，那就是人的品格“是由他的环境在他的生存的基础上造成的”③。这个表述是有合理之处的。从生产中产生人的品格和道德！这不是物质与意识对立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是社会唯物主义的观点。勃雷还有一句更精辟的话，“财富的生产及确当的分配，乃是各种享受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人类真正快乐的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第六笔记本⑤中直接摘录了这段文字。在这一点上，勃雷比汤普逊深刻和精准。为此，汤普逊还列举过一个有关劳动者道德的例子：“一群为赤贫所折磨的无衣无食的人，他们还想以声誉名望来沾沾自喜吗”？在悲惨的生活处境中，穷人绝对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对他们来说，思想和说教是无用的。

动机是从事物产生的，从周围的环境产生的，不是从空洞无聊的语言中产生的。语言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能够传达并给人以关于这些事物和环境的知识。如果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语言就仅仅是一种欺骗。⑥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②勃雷(J.F.Bray，1809—1895)，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其主要论著有：《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1839)等。马克思在1845年的《曼彻斯特笔记》中读到了他的这本著名论著。并且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大段引述了此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0—117页。

③[英]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0页。

④[英]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6页。

⑤Karl Marx, Manchester-He fte(6 -9),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IV/5, Text,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5，S. 35.—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⑥[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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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近表述为，意识是我对环境的关系。人如果吃不饱穿不暖，他是无法去奢谈什么道德的。用另一位被视为19世纪反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霍吉斯金①的话来说，“只要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仍然吃不饱饭，一切改善他们的道德和心灵的企图(即便是沃恩克里夫勋爵的唱诗班)都是没有希望的和徒劳的”②。这与汤普逊前面所确立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人首先要生产，然后才能做其他的事情。这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基础。更重要的是汤普逊还提出了这样一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没有永久不变的制度，也没有永恒不变的观念，所以追求永久不变的东西，是常见的错误。他认为：

产生特殊道德或不道德习惯的和引起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无穷无尽的变化的无保障制度，不仅在地球表面上的每个国家里不同，而且在同一国家里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着。因此，在这样一种片面的靠不住的基础上建立任何永久的或普遍的真理是不可能的。③

这一观点并非无的放矢，当然是针对资产阶级卫道士所鼓吹的永恒不变的市场经济和天然真理(自然法)的。这种观点，将对马克思看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本质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生产劳动产生观念，观念也对劳动生产和人的生活发生作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知识形态上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是有内在关联的，不过这种关联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发展的早期，劳动与知识是统一的，而在社会从落后向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与知识被分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劳动过程的变化越来越丰富多样，越来越精致复杂，也就越要求精巧的技术；知识的进步所包含的对象越来越广泛，也就越要求有更多的时间以专心致志地捕获这些知识。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科学和技术在使外界物质和自然力量的性能为人类服务上对它们作了征服”①。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由于有知识的人和劳动生产者是被远远地分开的，所以，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霍吉斯金(ThomasHodgakin，1787—1869)，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其主要论著有：《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财产的自然和人为的比较》(1832)等。

②[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55—256页。

③[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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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但不是劳动者手里所掌握的一个劳动工具，不但不能提高他的生产力，不能指导他如何使用劳动力以使劳动发挥它给予人们享受的最大效能，而且几乎到处都在反对劳动，不仅把它的宝藏从劳动生产者那里隐藏起来，而且有计划地欺骗他们把他们引入迷途，以使他们完全成为机械的驯服的体力劳动者。②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第四笔记本③中大段摘录了这一表述。实际上，这种对“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下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反对工人的力量的观点，马克思后来在60年代的《资本论》手稿中进一步阐发了。汤普逊这样想象，在社会发展到所谓“完美的地步”时，劳动将重新与知识相结合，永不分离，因为那时对知识的要求将是每一个人的需要，而且，“社会技艺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这种可能”④。

其次，知识对人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汤普逊发现人其实越来越趋于生活在一个由劳动生产所创造的“人们周围的环境”之中。⑤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外部对象世界的称呼(“我们周围的世界”)与此很接近。那也就是一种人们“自己被安置于其中的与彼此有关的既影响知识又影响生产的那种状态和环境”①。特别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知识已经成为“用教化的、政治的或者其他社会制度”来统治人的手段。即发挥着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二手稿中所说的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功能。汤普逊分析道，过去的人类是“由社会制度所形成的一种没有反射的习惯支配着”，这种支配总是伴随着暴力，而自印刷术发明以后，“一种新的对于人类起作用的完全不可估计的力量在不声不响地插进来了”，这就是日益增长的知识力量与“普遍利益”问题在接合上之后所形成的一种道德和公众舆论的力量，“它正式被表明以后，将成为一个管理自己事务的合理社会的明确而合法的意志”。②但是，在那些掌握着社会统治权但并不打算以普遍利益去管理社会的人们那里，他们必然用一些“假定的优越的知识和各种各样的欺骗来维持他们的权力”，比如人与神的联结，以替天行道来欺骗民众。用虚假的“普遍利益”来遮蔽阶级利益，以虚假的关系代替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这正是意识形态的本质。我以为，这种知识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倒是后来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以传承了。汤普逊认为，知识的发展将彻底打破这种新的无形的强权统治一切的规则。③

第五章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4页。

②[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3页。

③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N/4, Text, Berlin: DietzVerlag，1988，S.243.——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④[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4页。

⑤参见[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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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注重并且正确认识科学知识对生产的作用，这似乎已经成为李嘉图式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在霍吉斯金那里，他觉得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家没有探索支配知识发展的自然规律”④。在他看来，过去的政治经济学论著通常忽视了知识(他将此定位为脑力劳动)的作用，斯密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没有自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显然，霍吉斯金不了解斯密所处的手工业时代的历史特点。他还特别批评了萨伊将科学知识视为生产发展的偶然因素的观点。所以，他在著作《通俗政治经济学》中以第二章专章论述科学知识与观察(自然科学与技术)对生产力的作用，对此进行突出强调，比如说明植物学、地质学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化学、机械学对工业生产的作用，这种见解很了不起，真可谓真知灼见。如前所述，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没有读到这本书，他是在1851年的《伦敦笔记》第九册中才接触到此书，霍吉斯金的不少观点，被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60年代的经济学手稿中发掘和发展了。霍吉斯金写道：“在人类能应用和控制使各种不同的复杂机器(清棉机、梳棉机、棉纺机和编织机)得以运转的、最初的驱动能力(不论是风力、水力或者蒸汽)以前，必须具备通过长期经验而获得的种种知识”①，即掌握作为各种技术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他实际上在19世纪直接提出了科学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当然，他对这一问题论述的前提又是有弊端的，因为在总体上，生产实践是产生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基础，科学只有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成为生产的一种新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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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0页。

②③参见[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3—234页。

④[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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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尺度上，霍吉斯金又反对斯密将分工视为技术发展的原因。他认为，虽然知识与分工是相互促进的，引进新方法会导致分工的扩大，分工能使人们在微观上专业化地深入对象。但是，他坚持认为观察与技术发明先于分工。②“发明总是先于劳动的分工并经由引进新技能和以较低成本制造商品而扩大劳动的分工。”③客观地说，斯密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

我认为，霍吉斯金还有一个看法也是重要的，他提出，“尽管个别人的意志或欲望看起来变化无常，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行为是受永久的自然规律所支配的，并且被观察的人数越多，这一事实也越是明显和肯定无疑”④。他已经认识到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社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9页。

②参见[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5页。

③[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页。

④[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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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规律：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文明的发展就能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不论它们的政体形式怎样，也不论它们的状况如何，制造业(当然还有制造业所必需的种种知识)总是接着农业出现；而一旦人们生活在海洋的沿岸(海洋冲刷着整个适于人类居住的地球)，商业以及航海和造船的技能又总是接着制造业出现。①

他还认为，任何个人不论他如何聪明，他的思想总由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作为其中一员的那个社会“塑造而成”②，“社会对每个人智力的影响比其它一切影响都更为重要”③。用马克思后来的表述来讲，即是一切观念都属于一定的时代。霍吉斯金以瓦特为例，“上个世纪中，作为一名学者和机械师，也许没有能超过詹姆斯·瓦特的人了；但他是由于他能出生在18世纪的英国，这样才使他能拥有他的大部分科学和机械知识”④。假设他出生在并不发达的南美瓜乔人之中，他永远不会发明出蒸汽机来，同时，“除非在燃料丰富并已建立起制造业的、人口稠密的国家内，蒸汽机是没有效用的”⑤。人们的发明和思想都基于先前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设计和他们的思想与他们的先辈以及他们周围所有的人的成就、设计和思想紧密地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他们的发明和发现是以前的发明和发展的必然结果。”⑥可见，科学的出现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时间和地点)，更重要的是，产业工人队伍的存在也是其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产业工人，瓦特的发明也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得以实现。以他的理想，“观察与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应该携手并进”⑦。我认为，霍吉斯金的这些观点深中肯綮，十分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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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9—80页。

②③④⑤[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2页。

⑥[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4页。可参考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⑦[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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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马克思在评述霍吉斯金时这样说：

整个客观世界，“财富物质世界”，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而退居次要地位。请把这种“理想主义”同李嘉图的理论在“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的著作中变成的粗野的物质拜物教比较一下，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人和动物的区别不见了，甚至连有生物和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让人们还去说什么在崇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唯灵论面前，无产阶级反对派所鼓吹的只是以满足鄙俗的需要为目的的粗野的唯物主义吧！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实现经济学革命之后，马克思对这位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同志”仍然充满感情。

1. 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也可以承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如果说，上面我们集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中较好地传承了作为古典经济学隐性方法论前提的社会唯物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无产阶级最早的一批理论家，他们却始终拒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完全肯定现实的拜物教。针对此时青年马克思否定政治经济学的语境，我们还需要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批判表明：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也可以承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是把思考的脚步重新驻足于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阅读汤普逊的那个思想驿站。

在那本书的前言中，汤普逊首先批评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所谓精神学派的观点。汤普逊认为，他们不去关注自然界的物质规律，“宣称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不多不必凭借物质的从属作用，就能够得到幸福”①。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正义论，因为在他们那里，“思想就是一切”，物质活动(劳动)却被看成是机械的和下贱的事情。而实际上，“思想是什么呢？不过是人们头脑中产生和被感觉到的活动而已；劳动又是什么呢?劳动就是传达给自然界永远活动着的力量并与这种力量合作的活动”②。我们在马克思后来的《资本论》中，看到过近似的表述。这两种东西哪一种更能现实地促进人类的幸福呢？显然是后者。这是批判那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伦理主义，如西斯蒙第与人本主义经济学家。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在哲学上予以关注:一是汤普逊明确反对社会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二是他直接将思想的基础定位于人类主体的客观活动。这是很了不起的观点。如上所述，这是对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的直接指认。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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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也批评了所谓机械论的观点：在这些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人就等同于物，人的活动与机器的运转是同值的。这一派学者所关心的，只是怎样达到最高额的生产和保证最大的消费或有效需求，“至于这些物品是用什么方法或者由谁生产的，不管是由骆驼、马、人、奴隶或非奴隶生产的”，这些都无关紧要，财富由什么人消费，是少数人还是大多数人，也是无须关注的。③这当然是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及其拜物教本质。汤普逊认为，人不是一架机器，也不仅仅是一个纯思想的东西，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人要幸福首先不能离开“物质手段”，没有财富，幸福就是一句空话；但创造了财富，又将带来财富如何公正地使用和分配的问题。这样，在汤普逊这里，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公正，而是需要物质前提的。这使他的理论逻辑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斯蒙第以来大多数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法德空想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此时的马克思，因为马克思这时同样不承认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并且是社会主义可能的理论前提与基础。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页。

②[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③参见[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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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汤普逊断言，公正不可能在那些“不懂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真理的”伦理学家手中实现，因为美好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永远是梦想；真正的公正也不会在那些“只注意财富的生产和积累”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自然规律中自发地出现，这是由于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将经济学中“那些孤立的原理应用到社会科学上来”。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汤普逊认为，应该将伦理要求与科学的客观规律这二者结合起来。以他的见解，培根已开辟了一种出路：“把政治经济学上确定了的原理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使这些原理和所有其他各部门学问为最能增进人类幸福的财富的公平分配服务”①。提出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研究社会公正，需要一种科学前提，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理论进步。换一个角度说，也就是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之上。这个观点给马克思过去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带来排山倒海般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它必然成为马克思哲学逻辑、经济学思考和社会主义思想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起点。

在霍吉斯金那里，政治经济学同样被确定为一门“自然科学”。在这一点上，他与萨伊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它的产生是由人类改变了的情况所决定的”②。他直接明确这一科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现象”③。我们在这门由斯密首先发现的科学中看到，“社会是按照自然规律而建立起来的，它在每个具体细节上并在其存在的每个阶段都受这些自然规律的调节”①。在斯密看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然规律表现为一种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自由放任和客观调节(看不见的手)。但是，斯密不能更深入地理解社会生活的主角并不是自然物质，而是人类。他没有注意到，固然我们是有意识的主体，可是现代社会却是由生存的本能“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导致了现时代绚丽多彩而包罗万象的社会生产系统”。这个社会系统中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人们没有能力去领会它。从这种客观地自然形成的制度中，实质上出现了与公正的“自然”科学相抵触的不公正的社会现实。霍吉斯金提出，社会的发展不在于简单肯定一种生存状态，而在于“不断超出各种束缚性的箍带”。所以，资产阶级所维护的这种“自然秩序”就成了他批判的对象。更重要的是，霍吉斯金明确指认他的批判性研究不是一种道义上的伦理冲击，而是“严格限制于揭明只是调节生产的诸自然规律”②。如果他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一种建立在客观规律之上的社会主义。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1845年的思想革命是至关重要的。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英]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页。

②[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

③[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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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汤普逊非常相似的是，从霍吉斯金的分析里可以得知，过去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按照自然科学那样将其描写为一种获得财富的技术，我们只要寻得现成的支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行了；二是根本不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因为这种所谓的科学“不考虑人”，特别是将劳动者看成一台机器，“并计算其骨头和肌肉的价格”，根本否定了劳动者的“才智、心灵和语言能力”。前者是正统的国民经济学家，后者则是霍吉斯金所称的感情主义者批评家。③实际上应包括所有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如神学家和从主观伦理批判出发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我们发现，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也是属于后一种批评家。霍吉斯金对这两种观点都持批评态度。我认为，他试图在寻找这样一条道路：既承认客观规律，又坚持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调节。他不仅关注人的生存的公正性，同时还要求社会制度(分配)本身的这种公正运行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这一点对于马克思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建构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页。

②[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

③参见[英]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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