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其次，施蒂纳明确反对社会主义。他将社会主义称之为“社会自由主义”。他也知道，社会主义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私人所有制，可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让个人占有财富，而是主张“大家”占有，在此这个“大家”就等于社会。“任何人均不许拥有什么”，只有“社会保持财产”。①同样，这个“真正的社会”，也不是有形之物，而是真正的“我们”。这又是施蒂纳万分讨厌的那个“类”在作怪。在这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唯一的统帅面前，我们所有人均变成平等的、平等的个人，即变成零”②。由此，施蒂纳直接批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那里，好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是“我们的唯一价值：我们是劳动者，这就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有意义之所在”，以劳动为基点，“每个人本应发展成为人”，而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却被束缚在机器般的劳动上，与此相伴随的是奴隶制”，因为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劳作十几个小时必将心力交瘁，“那么他就被剥夺了人的发展过程”。③在共产主义的视域中，“劳动，即对于我们有价值的那种劳动、相互照顾的劳动、对大家有益的劳动决定价值”④。施蒂纳说，“共产主义者最先宣布自由活动是人的本质”⑤。这一点显然是针对赫斯的哲学人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以肯定，他并不知道马克思正在写作的《1844年手稿》。但此时马克思的哲学人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也正好处在施蒂纳的炮火之下。

此外，还有一段分析十分有趣。施蒂纳并不能准确地理解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不过，他倒一本正经地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与社会主义在对待社会历史主体与客体关系方面的不同之处。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从人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了，但从各种关系的发展趋势中所产生的一种偶然性的专横，却被荒谬地认为是正常的。这是指斯密所说的经济生活中的“看不见的手”和布尔乔亚政治游戏中的公共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起作用的是运气。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5页。

②[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6页。

③④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8—129页。

⑤[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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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市民的或政治的生活中卷入其间的竞争就完全是一种运气赌博，从交易所投机到谋求官职，争夺顾客、寻求工作、钻营擢升和勋章，一直到牟取暴利。……社会主义者欲图阻止这一碰运气的活动，并建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不再为幸运所束缚，而是从中解放出来。①

在这里，会出现一个“结束摇摆的新秩序”。显然，这是歪曲理解了的计划经济。他随即恶毒地攻击道，在社会主义之中，“我们能从中拥有一切的社会，是一个新的主子，一个新的幽灵。一个新的最高本质’，它把我们置于‘效劳与义务’之中”②。

最后，施蒂纳贬斥的是人道自由主义，这主要是鲍威尔等人的思想，但不客气地说，这一批判一无所值。

4.“打倒一大片”的施蒂纳到底想要什么

在施蒂纳于此书第二部分的理论确证中，我们最先读到的依然是他对别人的攻击，然后才很费力地知道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即关于“我”、“唯一者”和“利己主义者”的说明。同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理论狂徒在横扫天下、攻击了所有人之后，自己呈给世人的却是更可笑更需要被批判的东西。

施蒂纳认为，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是人和人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的各个阶段是有所不同的，政治人、社会人、和人道人对人’的要求一个比一个高”③。不同的类人拥有不同的类本质。实际上，这个“人”和“类本质”皆是抽象的，这种人本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没有逃脱出专制的封建主义。“人’是今天的神”，“过去的神是主人，现今的主人是人；过去的神是中介人，现今的中介人是人；过去的神是精神，现今则是人是精神”，在这三重关系中，封建式的统治关系不过是经历了一种形态上的变化。①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直接批评马克思：“有的人发现和提出了要求：我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类的存在””②。为此，施蒂纳还专门在注释中点出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人变成一种与现实存在的个人相对立的非现实的东西，因为以这样的理论设定，与人的概念不相符的人即是非人，那么“现实的人只是非人”！他深刻地指出，在过去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根本不存在与人的概念相符合的人，在基督教中，只承认一个人基督，即一个超人的人。③在自由主义发展的每一种形态中，现实的人也在与某种人的概念的比照中成为非人。现实的人不是人，而是一个非人，这是一个神学中才会出现的虚假的逻辑矛盾。人本主义是人的宗教，而这种人的宗教只是基督教宗教最后的变形。④我们不得不承认，施蒂纳对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批判可谓拊背扼喉、击中要害。我以为，这恐怕正是马克思从哲学上最终告别人本主义类哲学的直接原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0页。

②[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3页。

③[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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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种对一切人本主义类哲学的批判，施蒂纳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观：“我就是人！人是基督教的结局和成果，而作为自我的人是新的历史的开端和利用的材料”，这个新的历史“并非是人的或人类的历史，而是我的历史”。⑤这是由于，“人只是一种理想，类只是一种思想。成为一个人并不等于完成人的理想，而是表现自己、个人”⑥。否定抽象的类，肯定现实存在的个人，这是后来新人本主义的逻辑起点。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后来被指认为个人本位的新人本主义的历史逻辑正是从施蒂纳这开始的，而非通常所说的克尔凯郭尔。施蒂纳说，真实存在的我(现实的个人），恰恰“既非神亦非人”①。这是因为，“我从不在抽象中从事人的事情，而总是从事独特的事情，这就是说我的人的行为是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行为并且仅仅由于这一差别而是一个现实的、属于人的行为”②。我的存在不是类人那种无法实现的抽象本质，我是活生生的独特的存在。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9页。

②[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8页及注1。

③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0页。

④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9页。

⑤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4页。

⑥[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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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确表示，反对将自由理解成“从什么之中摆脱出来”。比如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从专制中摆脱出来，社会主义的自由是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这种自由是虚假的，因为“我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争取自由，我也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制造新的限制和任务”。③正因为他不相信会存在什么摆脱了一切必然性、一切限制的自由王国，所以才用“无”取代了自由。他反对一切神圣的东西，因为“一切神圣的东西均是一种束缚和桎梏”④。所以他必然反对文明，“文明的整个状况是封建制度”，一切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封建国家最终被建立起来：个人被剥夺了一切，而把一切均给予了‘人””，个人不过是这个人“类”的一个“标本”。⑤“个人、个别的人被当作渣滓；反之一般的人则被尊奉为人””⑥。他的唯一者是现实存在的个人。我认为，施蒂纳的这个观点直接被马克思批判地接受了。有关这一点，后面我们在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还会具体分析。

施蒂纳的“我”要求一种独自性，这不是国家和社会能够给予的。这个“唯一者”要求一种独自性的自由人的“联盟”和共同体，这种联盟是“我自己的创造，我的创造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的那种社会与此最为接近。⑦“一切宗教皆是社会的崇拜，社会的(文明的)人为这一原则所统治”，在共产主义中，这一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就是一切的一切。①与这种社会崇拜相反，联系是为个人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5页。

②[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3页。

③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7页。

④[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34页。

⑤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19页。

⑥[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0—221页。

⑦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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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是为你服务、由于你而存在的；社会则相反为了它而向你提出要求并且没有你也是存在着的。简言之，社会是神圣的，而联盟则是你自己；社会使用你，而联盟则被你使用。②

这是联盟与社会的联系与区别。

施蒂纳认为，“我与世界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为世界效劳，并不是为了神’，为了人’，而是我所做的一切均是为了我自己””③。利己主义者没有使命和目的，真正的为人所渴望的对象并不存在于将来，他却活生生地、现实地存在于当下。我不是将自己作为目标，而是作为“出发点”。如果我被指认为“目标”，那么，我就必将“远远地离开我自己，我将自分成两半。其中一个部分是尚未达到的和需要充实的部分，即真的部分。另一个部分、不真的部分、须做牺牲的部分，即非精神的部分”。④

施蒂纳的自我不同于费希特那种一般的东西，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我。这就是唯一者。⑤施蒂纳说：

如果在存在与使命，即在实际上的我与应该成为那样的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失了，基督教魔法圈就是破除了。…对于利己主义者来说，只有他的历史才有价值，因为他只欲图发展自己，而不是发展人类观念、神的计划、天意、自由等等。他不把自己看作是人类进步的工具或神的容器，他不承认任何使命。⑥

这就是狂徒施蒂纳对个人生存的看法。实际上，他的这个离开了物质生产的历史条件，离开了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我”(唯一者)才是最抽象的臆想物。这个他在诅咒了所有人之后拿出来炫耀的法宝，竟是一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42页。

②[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45346页。

③[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52页。

④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63页。

⑤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02页。

⑥[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06—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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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

施蒂纳自以为是地宣告，“我把我的事业放在我自己、唯一者身上，那么我的事业就放在它的易逝的、难免一死的创造者身上”，“我把无当作自己的事业和基础”，①对于利己主义者来说，无是最高贵的。新人本主义的逻辑设定已经呈现于此：反对人神，反对一切本质主义，强调此在和有死者。我认为，施蒂纳的不少思考与后来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如出一辙，甚至还差一点“属于”后现代的阵营！毋庸置疑，马克思不会同意这些观点，但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无疑从哲学上直接成为一种理论逻辑的导引。否定人本主义的类哲学，放弃从总体逻辑中的价值悬设出发，真正着眼于现实社会经济事实，这就必然催生出马克思思想中的重大变革。从外在的层面看，1845年的《评李斯特》中异化劳动逻辑构架的突然消解已经是一个变革的信号，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最终批判和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同时，也只有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可能在自己全面创立的新哲学视域中正面回击施蒂纳。

第四节 舒尔茨和他的《生产运动》②

舒尔茨③是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作为国家统计学(国势学)①的专家，他于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发表的《生产运动》(DieBewegung der Production)②一书，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的一部直接讨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著作。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严重忽略了舒尔茨和他的这本《生产运动》。对舒尔茨思想的关注是由科尔纽③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提出的。以他的说法，自己的观点又是受到明科的《历史唯物主义前史研究》手稿的启发。日本学者植村邦彦和德国学者沙利希分别于1981年和1994年完成了关于舒尔茨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博士论文。①如果说，赫斯的《货币的本质》直接引导了1844年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话语逻辑的发生，而《生产运动》中已经出现的物质生产基础论和完整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生产方式话语，却没有让马克思一下子获得异质性的话语变革，但却在一年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中得到认同。另外一种值得关注的思想动向为，一些人利用对《生产运动》的解读，作出“马克思剽窃了舒尔茨”，“舒尔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创造者”一类耸人听闻的断言。由此，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一书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唯物主义高级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的边界问题，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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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08页。

②本节内容为本书作者第四版时增加。

③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1797—1860)，德国作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早年曾参加拿破仑战争。1831年末舒尔茨在埃尔朗根大学以“论当代统计学同政治学关系”为题的论文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舒尔茨就已经探讨了经济学事实同政治结构的关系。1832年发表《由国家代表而来的德国统一》(DeutschlandsEinheit durch Nationalrepräsentation，Stuttgart)。1833 年秋天舒尔茨流亡瑞士，后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教席。他于1840年发表《劳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状态的影响》一文，载《德意志季刊》1840年第2期。1843年出版《生产运动。一种为新的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奠定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1848年3月革命后，回到德国，由故乡达姆城(Darmstadt)推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作为左派而活跃，并在次年再次流亡瑞士，最终在1860年死于瑞士。舒尔茨一生致力于反对德国的专制制度，在政治观点上有强烈的左派自由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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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在当时的欧洲，国家统计学(Statistik)也称为国势学，它并非仅仅是一门以数据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科学，而包括了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社会宏观分析的任务。这也是舒尔茨的重要理论构境背景。据李乾坤博士考证，“国势学”的中文表述可能产生自20世纪20年代。19世纪上半叶语境中的国势学(Staatenkunde，直译为“国家信息”、“国家学”)是现代统计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德国，奠基者是海尔曼·康令(HermannConring，1606—1681)。康令是一位博学家，在医学和法学领域都有建树，曾于黑尔姆施泰特大学任教。1660年11月20日起，他开设“国势学”(Notitiarerum publicarum)课程。康令去世后，他的弟子戈贝尔于1730年整理出版了他的六卷本《康令政治法律讲义》，其中第四卷为《国势学》(Staatenkunde)。康令将过去的地理、历史和法律研究与国家治理的实际目的结合起来，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不是简单描述现象，而是探究原因，总结规律。在康令的影响下，国势学成为德国一门新兴的学问得到了普及。此后，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1719—1772)继续推进了康令的国势学理论。阿亨瓦尔曾任教于马尔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1749年发表《欧洲各国国家科学引论》(Abrissder Staatswissenschaft der EuropäischenReichen)，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第一次使用了“Statistik”(国家统计学)。阿亨瓦尔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国势学进一步改造为国家统计学，在他看来，“国家统计学为国家显著事项的结晶体”，通过对这些显著事项(包括地理、法律、政治状态等)的记述，为国家管理提供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在阿亨瓦尔这里，使用的是“Staatswissenschaft”这个概念，直译应为“国家科学”，但是阿亨瓦尔大体继承了康令的研究方法，并将康令视作开拓者，称其为“统计学之父”。在舒尔茨这里，统计学则体现为对物质生产变化之中的规律的探寻，在《生产运动》中，舒尔茨主要使用的是Staats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仅使用了两次Staatenkunde概念，其实，这两个概念如今都已极少出现在现代德语之中。

② Wilhelem Schulz, F. W.,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es und der Gesellschaf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

③奥古尔特·科尔纽(AugusteCornu，1888—1981)，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家。德国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和柏林的洪堡大学教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代表性论著有：《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从黑格尔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1934)、《莫泽斯·赫斯和黑格尔左派》(1934)、《卡尔·马克思和1848年革命》(1948)、《卡尔·马克思和现代思想的发展》(1950)、《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论文集》(1949)、《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955)、《马克思恩格斯传》(195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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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现实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高级形态

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的全名为《生产运动。一种为新的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奠定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1843)。从学术构境的背景上看，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国家统计学或国家科学(Staatswissenschaft)领域中的学术专著。依舒尔茨自己的解释，这种国家科学是“从政治地理学、政治史和实证的国家法中独立出来”的。他说，“通过德阿维蒂，统计学记录的偶然报告一开始只包含了一些科学的痕迹；而在海尔曼·康令那里，统计学还只是更多和地理学和国家法混合在一起。最终由阿亨瓦尔在18世纪中叶给了它以特殊的名字和独立的存在”。②当然，舒尔茨认为，这种传统的国家科学还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它还带有传统国家统计学的特征，它仅仅凭借它的统计数据的“平均数”来小心地考察各个领域，而“没有从时代潮流的完整的强度上来把握，没有研究它的方向和运动的规律，因而也没有能力把国家治理术的实践用作路标”。①这是说，仅仅停留在统计数据的平均值上，是无法获得对时代潮流的规律性理解的。所以，舒尔茨自己的国家科学的新目标则是：“建立一种奠基在对外在自然的认识和精神自然史之上的国家治理术，以及据此所做的对文化史和文化统计学的科学结合，作为一种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治学的共同承担者和创造者”②。应该指出，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不是一部哲学论著，因而他在其中使用的大量概念通常也不是在传统哲学构境中出现的通用形而上学范畴。可能，这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的一个重要异轨式入境口。2018年5月我与大卫·哈维对话的时候，他告诉我，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十分关注配第等人的统计学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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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植村邦彦：《从舒尔茨到马克思：近代的自我意识》(日本一桥大学1981年博士论文)，1990年由日本新评论出版社出版；米夏埃尔·沙利希：《马克思与舒尔茨：论马克思对舒尔茨《生产运动)(1843)的接受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的意义》(汉诺威大学1994年博士论文)。

②参见[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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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立场上看，在这本重要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得知舒尔茨是以一种超前式的政治改良主义的逻辑来批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制度的。之所以指认他“超前”，是因为他在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他描述了英法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制度下工人的贫困状况，即迫使工人“用损害身体、摧残人的精神和智力的紧张工作”来获得低下的工资。而这种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加剧，最终将导致可怕的社会分裂。作为一名国家统计学学者，他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场上提出，着手于客观经济社会统计数据研究和国势分析的所谓国家科学(Staatswissenschaft)的任务在于，通过认识重新组织劳动和改造财产关系以消除当今社会的缺陷，从而提醒国家促使当下的社会过渡到更加完善的状态。但他也警告说，如果统治阶级阻挠这种和平解决方式，就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舒尔茨在这里直接地批评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赫斯哲学以及当时的“粗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片面性，这导致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怎样都始终只关注物的世界(Sachenwelt)和产品的堆积，以及工商业的扩张，而始终没有能下决心在人类本质自身中来研究生产的本质”①；而赫斯的行动哲学则停留于抽象的概念争论，从而无法“找到从虚无缥缈的普遍性领域进入生活的道路”；“粗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仅看到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正义方面，却忽视了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主观条件改善，那种试图取消货币的想法和取消文字的意义是相同的，这就好比“一个让世界历史回归到子宫之中的命令”。这一批评曾经引起了赫斯在《货币的本质》中的极大愤怒。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参见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页。

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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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观察社会生活的国势学宏观分析尺度上，他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比较自觉地从“生产”(精神生产驱动的物质生产)出发，将其视作发端于“原始时代”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他甚至还提出，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才产生的。这一点，显然是对古典经济学和国家统计学中已经出现的社会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提升，应该被视作社会唯物主义的高级形态。沙利希认为，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一书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生产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将外部的形似当作实质上的同质，实属误认。②舒尔茨对“行动哲学”脱离现实的批评是不是赫斯走向经济哲学的缘起？马克思是否从赫斯那里了解到舒尔茨？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中集中反驳过舒尔茨一些对共产主义观点的批评。③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对舒尔茨的论著进行了大量的摘录。④有意思的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文本中已经出现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而在20多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一次肯定了舒尔茨。①下面，我们就来进人《生产运动》一书的学术构序复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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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7页。

② 参见 Michael Schallich, Karl Marx und Wilhelm Schulz : zur of fenen Frage der Marxschen Rezeption von 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1843) und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Herausbild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und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annover, 1994, pp. 101- 104

③参见[德]赫斯《货币的本质》，刘晫星译，载《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59、70—71、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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