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在这一阶段，作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基础的物质生产无论是捕鱼、狩猎还是养殖放牧，都是由特定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并且，人们的劳动只是获取现成的自然产品。在舒尔茨看来，这还是一种“片面的谋生活动”。这是一个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判断。

也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什么阶级和政治等级，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所有身体和精神的活动也相互缠绕在一起”，甚至根本没有生成复杂的社会结构。

不完美的社会体(socialeKörper)还没有显示出组织和功能的更为多元 的结构(mannichfachere Gliederung der Organe undFunktionen)。在原始民族单一形式的生活方式(Lebensweise)中形成了一种单一形式的，同时具有宗教、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习俗，即便他们的首领也不敢违背这种习俗。②

在这种原始部族生活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当然也没有政治与法的上层建筑，社会的运转主要依靠“具有宗教、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习俗”。这一观点，比后来苏东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跟随第二国际，将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非法引申为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要高明得多。舒尔茨举例说，“没有哪个吉尔吉斯人的可汗或者阿拉伯人的酋长能够阻挡他们的部落进行血族复仇的行动，以及对于劫掠的爱好”①。这是习俗，而不是现代法律构境中的杀人和抢劫犯罪。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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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与工场手工业:劳动塑形自然与技能知识

第二个阶段是农业(Landwirthschaft)与工场手工业生产时期。这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准确的历史分期，因为从舒尔茨自己的具体分析来看，这是一个将欧洲中世纪以前的自然经济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混在一起的粗糙判断。舒尔茨认为，此时，人们在农业种植业生产中，已经不限于简单地利用自然力和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条件，而开始通过使用工具的手工(Handwerk)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舒尔茨将其表征为物质生产形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仍然是在生产技术方式的意义上讨论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

在第二个阶段，人不再局限于对这些直接存在的东西的简单使用之上，而是已经开始尝试以更多样的方式(vielfachereWeise)来让自然力服务于他的目的。在前一个阶段里，人只是局限于搜集野生的果实，现在人开始学会了耕犁和播种，并且为了这一目的开始征服合适的动物的力量；人从前只是捣烂他的谷物，现在他学会了用磨来将谷物磨成面粉，等等。②

在农业生产中，经过为我所用的存在性选择，自然界对人的生活有益的作物，在优厚的人工照料下得以生长，此时物质生产的本质，是作为自然作物生成的辅助性劳作。同时，舒尔茨指认：

民族在第二个和更高的阶段体现为拥有固定的居住点，将耕作作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土地更加丰富的产品导向了对产品更为多元的使用和加工，以及在此之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相互交换(Austausch)。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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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狩猎、游牧和捕鱼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不同，农业生产组织的基础是土地上的种植业和与之相应的定居生活。这也是从游牧式不定居生活方式到在一定的固定土地上定居生活方式的转换。依舒尔茨的判断，农业生产的劳动方式更为多样，也已经出现了人们之间的产品交换。在一定的意义上，“农业因而更加使得行业(Gewerbfleiß)和商业(Handel)进入生活”。有趣的观点还有，舒尔茨认为，在农业生产的阶段，“原始民族占优势的谋生方式，如渔猎和畜牧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多地退化了，并以新的职业目的进入到新的关系之中”。②这是说，新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将过去的生产形式扬弃为自身内部的子结构。这一相近的观点，出现在马克思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舒尔茨看来：

劳动工具(Instrumente)也不断增加并不断改进。在为了生产的目的而同外在自然所进行的斗争中，仅靠双手的粗陋争斗也停止了。依靠人精神的发明，依靠犁和锄，依靠锯和凿，人们被更好地武装起来、装备起来而相互对垒。人的劳动现在已经依靠其精神的活动达到了更高的程度(höherem Grade)，而制造了更为精细的工具的双手，较少直接地干涉外部世界了。③

我们不难看出，在舒尔茨分析物质生产组织形式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他始终在坚持精神的内在创造性。农业生产中犁和锄等生产工具的改进，不是被看作农业生产中物质实践创造力的体现，而是观念的发明，生产的进步只是体现“精神的活动达到了更高的程度”。这当然是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②参见[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③[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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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根上的历史唯心主义。

舒尔茨认为，这一时期中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工场手工业。能看到，舒尔茨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新出现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①。显然，他在这里并没有区分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社会关系质性，比如东西方都客观存在的奴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等。这是他历史分期的混乱。舒尔茨认为，与前述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种植业中人的劳动只是辅助自然物的生长不同，手工业劳动者已经在“将原材料赋予一系列不同的功能(Funktionen)，从而使其满足于使用的要求”②。这是一个物质生产中质的改变，即劳动生产中出现的工场(Manufactur)。这是物质生产形式中的第三个阶段。因为，在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中，人的劳动只是“从粗糙的自然中慢慢地占有必需品”，而在工场手工业劳动中，人已经在局部上改变自然存在，劳动已经在塑形自然存在，并构序出一种新的为人所用的非自然性功能，这是工场手工业生产构序的制造本质，也将是以后征服整个自然存在的工业生产的异质性飞跃。在物质生产的组织方式上，舒尔茨在本书中较多地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即劳作效能(Gewerbfleiß)，依我的理解，这应该是后来生产力(produktiveKräfte)这个概念的前身。从物质生产的具体方式上看，舒尔茨又将工场手工业制造视作区别于手工劳动和工具劳作的第三阶段发展。这四个阶段分别是“手的劳动(Handarbeit)、手工(Handwerk)、工场(Manufactur)和机器(Maschinenwesen)的阶段”③。在前三个阶段，舒尔茨使用了Gewerbfleiß(劳作效能)的概念，而在第四个阶段中，舒尔茨开始使用produktive Kräfte(生产力)的概念，并且，舒尔茨的生产力概念是在国家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的国势学的宏观认知中使用的，所以会以“生产力的总和”这样的方式出现。这一观点当然影响到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③[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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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行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所有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按照谋生活动的更细分类，依照更细的等级，被分化到农业、工业和商业之中”，因此行业和商业逐步分离出来，人也开始了分化。更重要的是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

正如人类越认识到外在的自然的力量的价值，人类也越认识到在社会的联系中的联合(Verein)的越来越大的用处。人们首先认识到活动(Thätigkeit)的不断发展的划分(Theilung)的优势：因为这种分类只可能出现在更大的、有序的社会中，在其中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劳作(in die Hand arbeitet)，明显地在更大范围内出现。同过去自给自足的劳动(Fürsicharbeiten)相比，依靠工业产品的量，现在已经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结果。①

劳动分工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协作，这提高了劳动的生产率。在这一点上，舒尔茨完全照抄了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出现劳动分工的实例说明。一个工人，如果独自完成制作一枚缝衣针的所有必须程序的话，每天最多只能制作20枚；而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每一枚缝衣针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每个工人每天最少可以生产4001500枚。

其次，工场手工业劳动中特殊技能的发展生成了专门知识，技能从劳作中分离出来，也促使了职业分工固定化并逐步生成行业和等级结构。在舒尔茨看来：

手工活动得以产生的这些不同的功能，不断地重复并通过习惯和练习而成为确定的专门知识。因而正如不同类别的工人和手工劳动者，按照他们相同的工种和利益，依照特定的阶层和阶级，行会和公会而进行划分；所以在这些划分的中心，关于习惯和权利，手工业利益和技巧的合乎惯例的传统形成了。①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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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知识生成于手工业劳动中的不断重复，这就承认了意识的创造性基于劳动生产的技能，这是一个正确的质性判断。这与上述舒尔茨的精神决定生产的创造性观点是矛盾的。舒尔茨还提出，正是在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中，才生成了特定的阶层和阶级。这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在手工业劳动之外，东西方社会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奴隶与奴隶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发生却在他的视野之外。

再次，工场手工业生产中“资本”的出现。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统治关系，对此，舒尔茨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依舒尔茨的观点，在手工业生产的进程中，最重要的进步是“资本”的出现。请一定注意，资本一开始就是以物质生产的规律身份出场的，这表征了舒尔茨典型的资产阶级立场。

同对农业、行业(Gewerb)和商业有规律的经营相联系，在同所有制(Eigenthum)的产生的结合中，另一个重大的进步产生了。只有为了物质生产的有规律有计划的职业活动(die geordnete undplanmäßige Berufsthätigkeit für materielle Production)才使得资本(Kpitalien)——也即积累起来的财富(gesammelten Gütern)——的逐渐积累成为可能。②

这里的观点中：一是资本是作为在农业、手工业行业和商业等活动中的规律性法则出现的，资本是控制新型生产的计划和规律要素，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巧妙定位。二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舒尔茨鲜明的政治立场，私有制以及作为“积累起来的财富”的资本的出现，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重大的进步”。关键在于，这里的资本不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而是抽象的财富，这说明舒尔茨是拒绝古典经济学已经出现的劳动价值论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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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体力劳动与智力逐步分离和对立。舒尔茨认为，正是在这里，“所有人类活动的最大对立：一种以物质为主的和以知识为主的生产的对立（derGegensatzeiner überwiegendmateriellen und überwiegend intellectuellen Production),开始决定性地出现了”①。当然，他也谈到，西方历史上“精神贵族”的产生，是从那些超越了物质定在，追求一种人同神之间的关系的神职人员中首先出现的。而他进一步分别列举了印度、阿拉伯地区以及中国、日本社会中，由于手工业和分工所导致的“知识活动在物质活动之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尤其受到推崇的位置，与此同时，物质生产则因为各种目的而被边缘化”②的情况。

1. 机器生产背后的精神操纵与国势生产力

我发现，舒尔茨并没有明确界定作为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之后的第三个社会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工业时代。这是他社会历史分期理论中的逻辑混乱，也因为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已经蕴含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萌发。在此文本中，我们看到舒尔茨很自然地将19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经济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物质生产理论分析的重点。

当然，当下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是由于分工导致的“利用机器的真正的生产制造的第四个阶段”③，这个物质生产形式的第四阶段也是大工业物质生产的阶段。首先，在舒尔茨看来，“生产通过机器，通过对机器的明智的、考虑到所有变化着的关系的使用，而在根本上决定了成效”④。机器的使用是大工业生产中的关键，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舒尔茨对机器大工业生产能效机制的具体分析，比如机器制造和生产与手工业在技术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上的差异。因为，上述关于农业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的差异、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差异，他都有一定的质性分析。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构序缺环。在我看来，机器大生产的本质是从根本上征服自然、改变客观存在方式的制约性力量。也是资本的世界历史的现实开端。舒尔茨只是宏观地说，机器大工业改变了物质生产中的一切，比如“大不列颠在9世纪时，还依靠犁而进行那么粗陋的劳动，这种犁必须由八头公牛牵引，而且每天只能耕不到一摩尔根的土地。恰恰是在最近的时代里，大量的发明将农业的工具推进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①。这里舒尔茨提到了脱粒机和蒸汽机驱动的犁。再比如机器的使用对传统运输业的变革。过去，“商业创造了初级的、简单的工具和交通的手段，比如以牲畜来运输，或者用小船，对船的驾驶和移动，人还要依靠桨来作工具”，而现在，机器驱动的汽船、蒸汽车已经在使运输业走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②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5页。

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③[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8页。

④[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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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他的看法，“对工程机械学的采用并没有完全排挤掉真正的工场(Manufactur)，就如这些最后的工场也没有能将手工(Handwerk)排挤掉一样；大工业的这种增长的优势还是最近的事情，并刚刚处于它发展的开端”③。这是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观点:物质生产组织形式的高级形态中，并不简单地排斥原先存在的低级生产形式，而是将其摒弃为自己可以容纳的子结构。

再次，在这种工业发展的“更高的劳动(höhereArbeit)”中，不同于原始部族生活、农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中那种“外在自然无理智的力量被运用于此单纯机械的、简单重复的活动之中”，人们对自然力的利用更多地建立在理性的控制之上，人在物质生产中“更多是以精神性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操纵者和领导者”。④应该说，这是舒尔茨生产力概念的核心，物质生产水平的真正提高来源于精神活动的理性控制。并且，舒尔茨也较早地注意到机器大生产中，人的作用开始成为精神活动的操纵者和领导者，虽然这是他论证自己的精神作为物质生产论本质的唯心主义观念，但这一点却恰恰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机器论”片断的一般智力论核心观点的先驱。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②参见[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页。

③[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1页。

④参见「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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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以看到舒尔茨专门区分了机器生产与工具生产的差别。然而在他看来，这种差别的关键为物质生产中的驱动到底是人力还是人对外部力的使用。这显然是不对的。舒尔茨说：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便可以总结出工具和机器之间鲜明的区别：铲子、锤子、凿子、磨、摇杆和所有形式的旋转工具，对于这些来说，也许已经做得非常的精巧，也包括弓和箭等，只要它们还是以人为动力，它们就属于工具的范畴；而以畜力驱动的犁，风力、水力以及蒸汽驱动的磨，来复枪等，就算作机器。①

如果生产过程中器具的使用是依靠人力就归为工具，而如果对外部器具的使用已经完全是利用了外部力量，就是机器。这是十分不准确的说法。他将牛拉的犁和来复枪作为机器是荒唐的，舒尔茨此处列举的东西中，只有蒸汽磨是典型的机器。其实驱动力并非工具与机器的质性界限，工具是广义的劳作器具，机器是具有系统功能结构的复杂工具。可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摘录了这一观点，并且称赞《生产运动》“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②。

我注意到，也是在这里，舒尔茨开始聚焦于一个观察社会物质生产总体水平的概念：物质生产力。这正是他的国家统计学(国势学)分析的专业长处。相比前期的国势学研究，舒尔茨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集中讨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等概念。他说，“在一个可以利用外部自然力量的非常不同的环境中，生产力(produktiveKräfte)的总量和增长本身在欧洲最发达的一些国家里是非常不同的”①。这是他在该书中第一次集中讨论物质生产力。前文中，他已经两处使用过生产力的概念。②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8页。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5页注88。马克思在其中提到苏尔兹(应该就是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即《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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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看出，舒尔茨的国势学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是在量的总体程度上使用的。他常常讨论的问题是法国1826年的劳动力总量49000000人，比起1780年多10000000人，而在同一时间里，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生产力则从1780年的29000000增加到60000000人。最有趣的国家统计学结果为：

我们假设一个连续活动的共同构成了三匹马的马力为一个整体，这样我们就看到：

平均起来，普鲁士、法国和不列颠联合王国每平方英里分别有183、178和415。③

显而易见，舒尔茨的生产力概念首先是从一个国家年度经济运行中可量化的具体生产能力入手的，这里可以精确地区分人力总和、利用自然力的总和以及机器生产力的总和。我们也能看到，青年马克思在《评李斯特》手稿中，曾经批评这种将人力与畜力混同的荒唐提法。马克思气愤地问道：“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①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多次使用了这个“生产力总和”的说法。甚至，舒尔茨认为，从这也可以精准地得知每一个国家每平方英里中的生产“总马力”，即他所称的“三个国家里生产力密度(Dichtigkeitder productivenKräfte)”。然而，因为这个生产力密度与国土面积相关，从上述普鲁士、法国和不列颠联合王国每平方英里中183、178和415的量化“马力”数据来看，并不能精准映射各国的真正生产力水平。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页。

②参见[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3页。

③[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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