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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舒尔茨也进一步说明了生产力概念的功能结构及其历史建构过程。他分析道,可以通过对“欧洲物质文化的历史和数据”的考查,来说明“劳动组织”的生产力结构的历史变化线索。在他看来:
在原始生产(Urproduktion)之上几乎只有运用生产性的人力(productiven Menschenkraft);对原材料的简单使用以及在此之上工业与商业的有限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和商业阶级成比例地更强增长;与之并行的,直到更近的时代,城市人口较之于农村人口相对的更大增长;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使农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对无理智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Unterwerfung),借助于人的意志和劳动的不断分化,以及工具和工艺的不断完善,通过劳动向其最简单的元素的分解和无数双手为了共同的生产目的而进行的分工,归根结底,通过人的精神和外在自然之间的分工。生产力(productive Kräfte)更广泛地结合起来:在农业中通过对其不同分支的有益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通过将运用在企业中的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最大程度的结合。②
因为舒尔茨的这一段表述太重要了,所以我不得不整段引述。可以看出,舒尔茨这里对生产力的讨论不再仅仅是总量,而开始思考生产能力的质性构成:一是原始生产中只有生产性的人力,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如果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端于制造工具,那么生产活动就不可能只有人力的“对原材料的简单使用”,比如畜牧业简单工具和狩猎业中的武器。二是在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特别是工业和商业阶级的出现,使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口开始超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这是一个生产组织上生产性的人力构序上的结构性改变。依上表所得的人力总和,只要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劳作效能(Gewerbfleiß)必然是提高的。三是当人在生产中使用工具和制造工艺不断完善时,特别是劳动分工带来的协作能效和理性地对自然力量的控制支配,农业不同分支的交融以及工业和商业的结合,对自然力和人力的复杂结构化构序,才使得生产力的综合创造能力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上来。在舒尔茨看来,“对生产力(productiveKräfte)的联合也有非常不同的范围,因此对人的活动更大或更小的节省总是同这种联合联系在一起”①。从中可以看到,生产力概念不是指一个人或群体的劳作效能,而一开始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能力或水平的综合指认。可以说,舒尔茨此处关于物质生产力量的总和与结构性水平的双重构序线索,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生产力概念的重要思考基础。
第五章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页。
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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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生产力的本质是对盲目自然力的征服和控制。在舒尔茨关于物质生产力的讨论中,我们不难体会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物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为了生产的目的对盲目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diefortschreitende Unterwerfung der verstandeslosen Naturkräfte)",并且,在发展起来的人类物质生产力面前,“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Sklaven und Leibeigenen)”。②依我的理解,舒尔茨的这种观点很深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摘录过最后这句表述。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9页。
②参见[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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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工业与商业的共时性结构改变
除去从历史性的维度说明物质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之外,舒尔茨还提出要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共时性结构关系维度深化上述思考。很显然,当舒尔茨从物质生产组织的历时性维度转向共时性维度的结构思考时,他所讨论的具体内容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不可能大规模出现工业生产和商业交往的。在舒尔茨看来:
劳作效能(Gewerbfleiß)和交往的更进一步发展以农业为前提,从这方面来说,工业(Industrie)和商业(Handel)可以作为文化的最初级分支来考察。但是它们同时还是同一骨干的分支,它们一经问世就相伴生长,并且相互之间为了更进一步的生长而提供汁水和养料,所以全部的物质生产都表现为一种唯一的,在其主要构成上分为三部分的躯体。①
首先,我前面说过,舒尔茨的这个Gewerbfleiß概念经常也是在生产力构序的意向上使用的,它往往表征一种劳作活动中的效能和功能性水平。其次,农业、工业和商业是物质生产“同一骨干的分支”和“相伴生长”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商业仅为商品的流通领域,并非物质生产活动。他之所以这样故意混淆物质生产的边界,是为之后塞进资本家在商业流通中创造的价值留下伏笔。二是缺少历史发生学的维度,似乎农业、工业和商业存在一种抽象的结构化关系,而实际上,如果不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背景下的已经存在的手工业和商业,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商业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历史产物。历史地看,真正以商品交换为主业的商业只能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特定产物。舒尔茨还认为: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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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产合规律运动的进程,按照农业(Landwirthschaft)、工业(Industrie)和商业(Handel)这三个主要分支来加以探讨。从一种双重的观察角度出发,首先要注意以活动的这些不同的主要分支在人口分布比例上的变化,但还是对那种在劳动进行的本身,或者从生产的人力向服务于生产的无理智的自然力的变化。①
舒尔茨这里的构境意向十分清楚,即从三种不同的“物质生产”分支来讨论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中的劳动从人力向利用自然力量的转换。可是,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生产力的提高,绝非仅仅是对自然力的利用,而恰恰是对自然力的超越,即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不过,舒尔茨此处更关心的是在这三种不同的领域中人口结构关系的改变。对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对人力的需求,舒尔茨提出了明确的差异。
农业是在一定的、有限的空间(bestimmte undbegrenzteRäume)内进行的。同时,为使用这些空间,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农产品的目的而应用的人力程度也是被规定的。然而特定土地的生产并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力参与到对土地的耕作中而越来越高。与之相对,工业却能够在更有限的空间内聚集大量的人力,来将其产品借由商业销往各地。②
这是说,局限于一定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并非因人力的增加而提高劳作效能,但工业生产却是以集聚大量人力为前提的。其实,这也只是早期资本主义劳动密集型生产中的情形。并且,“城市作为工商业的总部也以相同的程度,或者说城市人口较之农村人口也以相同的程度增加了”。这是对的,除去工业生产对劳动人口的需求,商业活动也使城市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成为必要的生活集聚地。可是在舒尔茨看来,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农业人口同工业和商业人口、农村同城市人口之间的比例是非常不规则的,这和欧洲国家处于“总体上物质生产的不同阶段(materielle Production aufverschiedenen Stufen)相一致。平均来看,在生产最发达因而国民收入相对最高的地方,从事工商业的人口相对于农业人口的比例也最大”。①这一分析是精当的。为此,他援引了由巴尔比②提供的欧洲大国中的有关状况的比较表格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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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
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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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不同行业的结构性人口分布的统计数据是精准的。巴尔比在表格上排列的国家先后顺序正好是当时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上的高低顺序。这里城市人口、工商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结构性分布直接反映了这种生产力质性状况。因为,“人口在生产的主要部类上的分配以及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会是“通过一个国家劳动的组织作为衡量各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标准”。④这是对的。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参见[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
②阿德里亚诺·巴尔比(AdrianoBalbi,1782—1848),意大利著名地理学家、统计学家,代表作有《当代世界地理概况》(1808)等。他对葡萄牙社会经济状况的开创性研究在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又对欧洲主要大国的经济地理开展了广泛研究。
③[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4页。
④参见[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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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舒尔茨也清楚,人口结构变化反映着不同国家在工业发展中的不同生产力水平。他认为,“工业生产(die industrielle Production)在更大范围内增长了,因为工业生产随着从事工业的阶级的更大增长,也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生产人力”①。工业生产中人力的增加背后,是工业生产过程的巨大发展。为此,统计学家舒尔茨举例说,自1828年至1833年,俄国工厂的数量从5244个增加到了5599个;在1821年至1827年间的短短几年里,普鲁士国家的棉纺织厂就增加了一倍还多。工厂多,当然需要的工人劳动力就增加。他又给数据说,法国在1820年1024匹马力的机器只有60部,仅仅到1837年末就已经增长到了1969部机器,有26186匹马力,用于纺纱厂、采矿、制糖、高炉和炼铁厂;在大不列颠,1780年,一个高炉全天只能生产40—60森特纳②的钢铁,而现在,在引进了瓦特的蒸汽机之后,增加了四倍。舒尔茨并没有分析,机器的增加,已经不仅仅是工人劳动力的增加问题了,而直接反映出工业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
- 活动价值论与世界交往说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
可是,也是在这个所谓的新的结构性维度中,我们看到了舒尔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这分别体现为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所谓活动价值论,以及否定资本主义列强们掠夺世界的世界交往论。当然,可以看出舒尔茨的确也在为已经发生的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资产阶级的过度盘剥所导致的阶级对抗而担忧。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舒尔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格拉布认为,“舒尔茨对于物质生产的过程特征的强调,使其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他们把现存的经济关系视为某种自然给予和永恒的东西。他所准确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急剧加深的矛盾,更加强了他批判的观点,从而让《生产运动》成为启发卡尔·马克思的重要著作”①。我觉得,格拉布的这一评价是错误的,舒尔茨从来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而十分明确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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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
②森特纳(Centner),英国的商用计量单位,约合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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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拒绝劳动价值论的活动价值说。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国家统计学家,舒尔茨明明读过斯密的《国富论》,他也清楚地知道,“大约在18世纪末前后,工业的体系为亚当·斯密所把握,因为他将一般劳动(dieArbeit überhaupt)作为生产的全部分支的共同因素,从而将其作为出发点。这一体系同时要求所有生产力(producirendenKräfte)的自由竞争”②。然而,舒尔茨就是拒绝接受劳动价值论,他宁可将劳动定位为生产的共同因素和出发点,但就是不承认配第已经关注的区别于自然财富的“社会财富”(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这说明他的价值理论是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倒退。在舒尔茨看来:
原初生产的对象通过使用(Gebrauch)获得了价值,所以价值是由人的活动(die menschliche Thätigkeit)赋予的。因此土地的价值本身,部分取决于使用的多或少,多样的、合目的的使用方式(ArtderBenutzung),部分取决于它的规模。正如使用的方式和程度通过工业形成的阶段而被标明,使用的规模也通过在或多或少人数下获得财富的分配,也即通过商业而被决定。③
这是一笔糊涂账。舒尔茨根本无法历史性地区分劳动产品的有用性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一是说,作为生产对象的产品的价值来自使用,即为人所用的社会定在功能,所以价值是由人的活动赋予的。这显然是在抽象地讨论“使用价值”,他并不知道,在商品经济之外产品至多具有有用性,而没有为了交换而生成的特定的价值关系,比如他自己提及的原始部族生活中,是没有价值和财富生产的。这里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故意为,舒尔茨就是不提创造了“价值”的活动与劳动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为剥削者的统治活动释放一种合法的创造性空间。二是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对其的使用方式和规模,特别是在工业阶段中的使用方式和程度的改变,以及进入财富分配和商业流通时的改变。他同样回避的问题是,作为自然存在的土地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恰恰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进行人的劳动(生产)才创造出自然存在的为我性财富形态,并且,只是物质生产在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交换关系之后,才出现了特定社会历史场境中的商品生产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商品交换生成的以抽象劳动交换为本质的价值关系,以及这种价值关系在流通领域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在这一构境域中,舒尔茨的理论水平是极其低下的。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①[德]瓦尔特·格拉布:《一个给予马克思灵感的人:威廉·舒尔茨,乔治·毕希纳的同路人、保罗教堂的民主主义者》第五章,转引自[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1页。
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页。
③[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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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交往的变迁。在舒尔茨看来,这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历史性的递升关系。这一点是对的。但这与他上述的结构性分析的结论却是存在逻辑悖结的。农业是定居人口生存和生产的起点,“定居民族的活动首先在本质上指向对他们土地的耕作,以及对土地上获得的果实的简单使用”①。这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上述物质生产的第二个阶段。工业的出现是以手工业为先导的,舒尔茨这里提到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对瓷土和蚕丝的加工,克什米尔居民将羊毛加工成无价的披肩,以及土耳其人将铁制成卓越的武器,等等。这些手工业制品开始是为自己所用,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则开始出现为他人需要服务的商业交往。但是舒尔茨说,这些商业交往其实都还是有局限的,比如亚洲和非洲的商业交往“主要是荒漠商队贸易,这种贸易仅仅受限于连续不断的陆上距离”。然而,舒尔茨认为:
正如那种可以占有最远区域产品的更高程度的工业(höhereGrad der Industrie),在本质上只属于欧美国家一样,真正活跃的世界交往(Weltverkehr)也只属于这些国家;这种世界交往将海洋也作为了最遥远的企业的通途;这种交往在源头寻找一切国家的产品;这种交往在所有国家的需要之上来进行它的投机活动;这种交往尝试着到处发展出新的需要,从而来满足这些需要。所以不列颠人在他们的舰队、机器和煤炭中将他们发明创造才能的产物作为基础,以便将从数千里外各个国家的产品运来并加工,其中一部分加工过的产品还会销往它们运来的地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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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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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地说,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了。舒尔茨并不想承认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统治,更不想承认在这种“真正活跃的世界交往”中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强权和经济掠夺,这样他才会轻描淡写地提及“不列颠人在他们的舰队、机器和煤炭中将他们发明创造才能的产物”,满足他国人民的“新的需要”。这是可耻的资本主义强盗嘴脸。我们只要想一下“不列颠人”1840年在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就知道他们的“发明创造才能”是什么;看一下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及之后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就能体会到这种他国人民的“新的需要”是什么!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舒尔茨这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粉饰本质。
当然,我们也感觉到,舒尔茨已经看到了英法资本主义发展中,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他已经注意到,“在大不列颠有利的国民经济条件下,大量工人的贫困化和奴隶般的剥削因为少量工厂主和资本家而以一种残暴的形态出现”②。今天资本主义的现实是:
千百万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一种荣幸。故而在数不清的情况下,对那些贫苦工人提出的不公正的要求,要更多地去限制他有限的享受范围,更多地提高其劳累的程度,从而更早地耗尽他的生命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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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9页。每一磅在英格兰加工并重新卖回产地的东印度产棉花,都需要大约四年的时间,超过1800英里的距离。在这期间所有的变化和位置变更需要最少160个人来完成,而棉花的原始价值则增加了2000%。—舒尔茨原注。
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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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态使资产阶级卫道士舒尔茨感到心焦。他认为,至少现在资产阶级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超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分裂,没有超越一个在现存关系中同社会其他阶级日益变得敌对的无产阶级的存在(Dasein)”②。在这种情况下,舒尔茨提醒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Gegensatzzwischen bemittelten und unbemittelten Klassen),并使情况变得如此紧迫,以致要求我们去研究物质财富(sächlichenVermögen)的一种更正义的分配原则”③。显然,舒尔茨从来没有打算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他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良的方式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舒尔茨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运行的完全无政府状态。因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整个范围和全部内容通过资本家的纯粹竞争而被片面地决定”。也由此,舒尔茨批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
它按照一种所谓自由竞争原则的完全片面的观点,在国家周围架上一圈刺刀,在其中,通过一些斗争和外在规矩的考察,富人把穷人,狡猾者把敦厚者打趴在地;只要他们还没有超越劳动的单纯特征,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当作实现人类天性的两个方面的话,那它就还远远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④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出现了暂时性的生产过剩;频繁的破产出现了”,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工厂主(Arbeitsherrn)阶级内部产生了资产的不确定的摇摆和波动,而这将经济损失的一部分转移到无产阶级头上;劳动经常、突然的中断或减少变得必然,雇佣工人阶级不断承受着这些恶果”。①舒尔茨开出的良方是,国家应该出面解决这一任务,“即将社会全部阶层的利益考虑进去,从而对完全无政府的运动(anarchische Bewegung)进行干预调节(regulirend einzugreifen)”②。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想法,可能这也是上世纪凯恩斯革命的思想先导。可是,这种努力仍然是为了保住资产阶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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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
②[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8一59页。
③[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1页。
④「德]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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