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分工(Teilung der Arbeit)这个概念在过去任何哲学中都无法找到，因为它首先是一个近代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具体地说，它是斯密经济学研究的入口。在斯密等人那里，分工作为手工业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是与生产率和交换联系在一起的。在总体上，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对分工持肯定的态度。斯密等人固然也注意到由劳动分工所导致的工人的片面性，但分工本身并没有直接导引出根本的批判张力，特别缺乏对整个现实社会历史的批判。马克思在摆脱人本主义逻辑之后，总是倾向于从实证科学出发进行思考，所以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哲学认证之后，他始终期望新哲学的本质“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批判性依然是他的主要理论旨归。但离开了人本主义价值批判的逻辑本质倒置(劳动异化史观)之后，他必然在经济学语境中重新回归到他于《1844年手稿》的第一笔记本中所否定的思路上来：恩格斯那种从经济学逻辑本身出发的客观描述(《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的话语2)。于是，他不再从哲学角度着眼于人的某种类本质的丧失与复归、人性与非人性的逻辑矛盾，而是回落到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具体物质生产所生发出来的客观对立与矛盾之中。这一全新的科学现实批判线索与他原来那种人本主义的抽象价值批判在出发点和总体逻辑上是根本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有一段分析很精辟：“马克思强调说：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根据它的根本法则，它必然要产生不幸。资本主义存在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工人挨饿，但是，如果不让工人挨饿，它就不能发展。马克思用对生产的分析来代替对掠夺的谴责。”①对生产的客观分析中体现出来的现实批判与从价值观上对掠夺的道德谴责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当时所持有的经济学认知水平上，他直观地指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都是由于分工造成的。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看到英国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消灭分工”的观点。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观点是直接从经济学出发的。于是，分工成了第二种批判性思路的起点。具体地说，分工这个概念在第一手稿的一般表述之后和第五手稿的理论阐释开始之前被凸现出来。通过分工这个关键词，导引出一种历史性的现实社会批判，即走向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四种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性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全书中共116次使用 Teilung der Arbeit 一词。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参见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②参见[苏]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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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此时对经济学分工问题的了解，还停留在斯密的手工业劳动分工的水平上，因此，他的大部分分析瑕瑜互现，依然不够深入和准确。比如，马克思还无法正确区分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历史性生成，这里的分工概念更多的是一个准哲学的范式。直至《哲学的贫困》中他才清楚地辨析它们之间的差异。马克思对分工问题的科学解决，是在1857年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才真正完成的，在那里，他进一步区分了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①并且科学地指出公有制和自然共同体中的分工并没有产生“异化”，而仅仅那种在商品(市场)经济的特殊社会分工中才可能导致社会关系的颠倒和“异化”。毋庸置疑，注意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法]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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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来分析分工问题是如何被导引出来的。回到第一手稿的文本，在马克思说明了历史的第三种也是非“本体性”的因素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之后，仿佛不期而遇，分工突然出现了。分工在文本中的凸现，立即使马克思的运演思路从前面那种一般暂学理论阐释(逻辑思路1)转换成直接面对真实历史的实证批判(逻辑思路2)，虽然由于受到马克思当时的历史知识和经济学研究水平的限制，这种直接面对多少还带有一定的猜想性质。马克思的思路2是从意识本身的历史发展同体生发出来的。作为“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开始只是对早期社会历史中人与物和人与人“狭隘联系”的意识，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的这种狭隘的“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②马克思对意识的描述，已经不同于他在前面对人的历史性存在情境的一般界定，而是引入了真实历史发展的参数，即意识本身在生产基础上的具体变化。言至于此，马克思突然话锋一转，“与此同时劳动分工(Teilung derArbeit)也发展起来了”。这个“与此同时”所开始的就是对现实历史的客观描述。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分工是一个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Form der Kooperation)，是提高劳动生产力(Produktivkraft der Arbeit),在较短的劳动时间内完成同样的工作，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并且，分工有两种：一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的社会分工；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同上，第305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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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形成的(natürwüchsig)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materiellen undgeistigenArbeit)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①。前者是自然分工，后者是社会分工的一个主要方面。分工造成了一种新的可能：“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②。于是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分工才造成了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个因素之间的客观矛盾。换句话说，“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消灭分工”③！很显然，马克思这里的分析并非十分精准，因为分工作为生产力的一种技术层面的运作方式即劳动分工本身是不可能被消灭的。确切地说，马克思实际要消灭的是束缚人的奴役性劳动的社会分工，即劳动者分工。这表明了马克思对经济学范畴初步使用中的某种不确定性。对这些问题，马克思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才逐步思考清楚。此时，马克思认为分工有如下特性：

第一，分工导致劳动及产品的不平等分配，从而也产生了所有制。马克思认为，“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个的、相互对立的家庭”为基础，这种分工本身就包含了矛盾。因为家庭的这种分工，实际上是丈夫对妻子和儿女的奴役，这种“家庭奴隶制”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对所有制(私有制)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④这样，在马克思心里就出现了一个等式：“分工和私有制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Teilung der Arbeit und Privateigentum identische Ausdrücke),—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⑤这是分工与第一个“坏东西”(私有制)的挂钩。

第二，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共同利益即“普遍的东西”，首先是作为“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客观地存在于现实当中。国家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一种独立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表征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Gemeinwesen)”(其背后是真实发生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国家、法这类东西中，统治阶级常常把“自己的利益也说成是普遍的利益”①。在现实的个人生存中，这种普遍的东西往往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个人的，并与个人相互对峙。这是第二个“坏东西”。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②③[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④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⑤[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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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工“这种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必然造成社会存在中的物役性。这是第三个，也是最坏的东西。马克思说，只要人们还处于自然形成的社会(naturwüchsige Gesellschaft)中，只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还存在分裂，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欧文在《给新拉纳克郡的报告》中的观点)，而是历史地自发生成，“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②这是因为，分工出现后，

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给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③

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中，分工所导致的“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Sichfestsetzen der sozialen Tätigkeit)，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本身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打算的事物性力量(sachlichen Gewalt)”——马克思在此还专门作了一个特设说明“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④在后面的第三章中，马克思将这种外部力量更准确地定位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的生产关系，但是“在分工的范围里，这些关系必然取得对个人来说是独立的存在”。①或者换句话说，即“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n)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praktische Mächte)统治着人们”②。在这种条件下，“个人行为(IndividuellenVerhaltens)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纯粹的事物性的行为(sachliches Verhalten)的转变，个人自己对个性和偶然性(Zufälligkeit)的区分，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是一个历史过程(geschichtlicherProzeβ)，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日益尖锐的和普遍的形式。在现代，事物性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Herrschaft der sachlichen Verhältnisse über die Individuen)、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③。马克思在这里都十分精确地使用了与人相关的 sachliche一词，而并没有用物质关系(materiellenVerhältnisse)。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②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④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中译文原来将此处的sachlichen译为“物质的”，我改译作“事物性的”。——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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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马克思解释道：

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因这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vereinteMacht)，而是某种异己的(fremde)、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原中译文将Verhaltens译作“关系”，我改译为“行为”。参见 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MEW，Bd.3，Text,Berlin：Dietz Verlag，1969,S.424.—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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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马克思立刻得出一个极重要的逻辑确认：这就是过去他用异化来指认的东西！“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umden Philosophenverständlich zu bleiben)”，就是“异化(Ent fremdung)”!②此时，异化概念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思考语境中重要的逻辑规定，虽然马克思在全书中仍然11次提到Entfremdung，但除去这一处，大多数情况都是在后面对批判对象的引述中使用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总是否定性地指认分工，而不像后来那样首先肯定分工的进步意义，然后再历史地说明分工在私有制条件下导致奴役性关系的原因。在此时的马克思的眼里，分工的理论角色，是在经济学科学中才能得以确认的恶之源。马克思的逻辑转换在此明确地得以显现，他力图用科学的经济学规定取代哲学的价值规定。“异化”是价值评判(应该不存在的“是”)，分工是社会现实结构(“是”)。为此，马克思在后面的第三章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施蒂纳，因为他根本不能理解真实发生的历史真相，即：

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在受到事物化、异化(versachlichen，entfremden)，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Verkehr)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Verhältnisse)，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③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

②参见 Marx/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MEW, Bd. 3,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69, S.35。—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3页。参见Marx/Engels，Diedeutsche Ideologie，MEW，Bd.3，Text,Berlin;Dietz Verlag,1969,S. 228。中译文原来将此处的versachlichen译成“物化”，我改译为“事物化”。日本学者广松涉在日文翻译中，为了迎合自己的现象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取向，将其译作“物象化”，我再三思量后以为是不妥的。并且，广松涉为了突显自己的这一“发现”，专门指认出马克思文本中的另一个概念Verdinglichung(物化)，其实，此词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使用过2次，而从来没有在重要的理论讨论中使用过。——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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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本书中第一次出现“事物化”(versachlichen)一词。事物化概念将在马克思以后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成为关键性概念。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批评施蒂纳时提到“竞争中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①。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只是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如果暂时还借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这就是说，他的任务不是从现实的个人的现实异化和这种异化的经验条件中来描绘现实的个人，他的做法又是：用关于异化、异物、圣物的空洞思想来代替一切纯经验关系的发展”②。“纯经验关系的发展”这一表述十分重要，这是马克思对自己此时实证批判逻辑的指认，与施蒂纳仍然停留在人本主义的“关于异化、异物、圣物的空洞思想”相对照，马克思这里的思考呈现了一种根本的异质性。我注意到，苏联学者达维多夫提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与异化的关系，但他的讨论还缺乏清晰的界说和具体的文本分析。③

我以为，上述这种分析思路意味着马克思试图走向真实历史的一种全新的方向，固然这种努力还是不够成熟的，然而，虽仅是惊鸿一瞥，但已预示着新的希望。马克思接着阐述了一个新的结论，即消灭异化与分工的必要条件。为了能够更具体地彰显这个结论与人本主义逻辑结果的异质性，我们暂时中断此处的文本分析，先来看一下马克思思路2的具体历史逻辑布展，即从分工出发来观察社会历史不同所有制的客观描述，然后我们将在这一研讨进程的结尾重新回到这个中断处。

1. 分工与历史发生的四种社会所有制形式

首先是马克思在第五手稿中的一段历史性分析。它主要说明了以前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应该说明两点：一是马克思此时并不知道还存在一个没有阶级和所有制的原始共同体；二是马克思此处描述的仅仅是西欧的经济社会发展史线索。此时，他还没有注意到一种非西方中心论的全景式的历史发展图景。马克思在文本的写作顺序上，先完成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的历史分析(第一卷第三章中的论述，后来在修改文本时将这一论述选用在第一章第三手稿中)，然后才在第五手稿中补充了这一部分的描述。为了阐述的需要，我们在此颠倒了原有的写作顺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3页。参见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MEW, Bd. 3,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69,S. 357.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6—317页。

③参见[苏]达维多夫《新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社会学问题》，莫斯科，1980年，第三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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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在第五手稿中，除了与第四手稿相同的引言部分，与第四手稿第3页开始的思路1不同(这在第一手稿中是突然断裂开来的)，马克思在第五手稿的第3页又一次从分工开始建构思路2。在第五手稿第二部分一开始，马克思立刻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而

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了。①

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是社会的劳动分工，已经不是简单的“异化”之意，而转到一种广义的分工概念，它通常与生产力的水平相接近。显然，这种理解比前面对分工的分析更加准确、全面和接近经济学(历史现实)。这里我必须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讨论中，望月清司将此处关于分工的分析指认为恩格斯的理论逻辑。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一般的分工持肯定态度，从“现实的个人”进入所谓的“分工展开史论”，而恩格斯则是对一般的分工持否定态度，由“不得不吃喝的人”引导出分工—“所有制形态史论”。他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种不同层次的人的观点，使以分工为前提的和以分工为结果的两种历史理论成为可能。①我不赞成这种并无直接根据且做作的奇怪推论。马克思主要试图说明，“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②，而“分工发展的各种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③。这也就意味着，分工本身的每一个不同阶段还决定了“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④于是，“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就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⑤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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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马克思凭借当时有限的经济学和历史知识，提出了三种前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形式：一是“部落所有制(Stammeigentum)”。这是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最早的自然分工之上的所有制，也是马克思前面曾经提到的那种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在社会中的扩大，即从家庭奴隶制走向奴隶社会的对抗性所有制。二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antike Gemeinde-und Staatseigentum)”。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它仍然存在着奴隶制，“动产私有制和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了”，此时，“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⑥。三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feudale oder ständische Eigentum)”。马克思说，“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这里出现的是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在城市中则出现了“同业公会(dieKorporation)所有制”，即“行会(guild)”。①这种手工业的封建组织是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另外，封建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borniert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②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三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第155—260页。望月的这本论著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文本群中的重要著作。此书已经由韩立新博士译成中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④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2页

⑤[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⑥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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