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第四种所有制即资产阶级现代私有制，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它是在第三手稿中得以描述的。如上所述，这是从第一卷后面的第三章中移来的，它原来位于“新约”部分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和“暴动”二目之间。③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既是一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改写，也是一部近代生产发展导致交往关系变革的历史。同时，它还是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的重新改写。这里的话语模式，完全属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刻意规避的古典经济学的样式，所以它也是马克思此书逻辑思路2最重要的展现。我们来剖析一下马克思这里的描述。分工是这一逻辑思路2描述的理论中轴线，交往与生产力是历史矛盾的内驱力，而理论的目标指向则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三个时期中由资本的世界市场最终建构的所谓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这个“世界历史”是黑格尔的表征，不过，这一次它的在场不再是绝对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资本的世界历史。马克思在全书中共11 次使用Weltgeschichte一词。

马克思对第一个时期的说明，是从城市与乡村(Stadt und Land)的对立开始展开的。马克思将其称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④。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它也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①。马克思还指认，“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鲜明反映”②。这种奴役性的屈从，导致了相互对立的“城市动物(Stadttier)”和“乡村动物(Landtier)”。马克思认为，只要这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最后，马克思说，“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③无疑，这已经是属于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实证描述了。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页。

②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3—437页。

④[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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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第一个时期的论说中，马克思试图说明，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中的经济发展进程其实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最早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进程的起点是行会制约下的手工业劳动者与“自然形成的(naturwüchsigen)等级资本”，进而是分工进一步扩大为“生产与交往的分离”，其标志是商人阶层的形成。正是由于“交往”由一个特殊的阶层专门操持，商业的交往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直接促进了城市的生产与分工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间的相互交往，在这种交往中，“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④此处，马克思这里的讨论还是建立在经济学描述上的一种历史肯定的基础之上的。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这也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滥觞之始。活跃于此的首先是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行会束缚)的劳动，以及从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发展而来的商人资本。马克思提出，商人资本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同时，他还发现，商业资本从“一开始就是活动的”⑤。商业的活动资本，也叫动产。而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时，原来在行会中存在于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das patriarchalischeVerhältnis)”，开始为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Kapitalist)之间的“金钱关系(Geldverhältnis)”所取代。①马克思在全书中共22 次使用Kapitalist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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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②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④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⑤[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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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叶，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这是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步发展的是由殖民主义商业交往所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Weltmarkt)”和商业与航运的发展。此时，工场手工业仍然是脆弱的，依赖于商业的扩大或缩小。马克思注意到，虽然资本的运动在加快，但世界市场还被切割成许多部分，国家之间的壁垒、生产本身的不灵活和尚不发达的货币制度，都严重影响了资本的流通。所以，此时的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人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小市民(Kleinbürger)”②。可无论如何，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原来具有的自然的性质。

我发现，正是在这里(第三手稿第50页)，马克思再一次在自己的文本中集中地、实证地引述了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是在第一手稿第18页上引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1844年手稿》不同，这一次，政治经济学不再是被批判的对象，而成了面对历史现实的根据。这种现象在同一页接连出现了三次：一是在18世纪商业城市与工厂城市的差别问题上引述艾金之时，二是在“十八世纪是商业的世纪”这一论断中引述品托之时，三是在资本运动与工场手工业时期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的特性上引述斯密之时。这是逻辑思路2的直接理论基础的文本显现。我已经指出，在全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这种情况大约出现过10次。

第三个时期被马克思称之为“大工业”的发展阶段，即“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③的时期。只是在这个新的阶段上，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groβeIndustrie)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industrielles Kapital)，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①。正是这个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世界历史是由大工业创造的，这是对秉持“德意志意识形态”那种观念的世界历史的最沉重的打击。“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的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有在劳动的范围内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并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②直至于此，我们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旨在肯定资产阶级社会大生产所建构出的新的世界历史。可是，这并不是他真正的目的。马克思依然执著于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但这一次他不再从人的劳动本质异化中引申出那种价值否定，而是从经济运动本身的客观趋势中确认资产阶级社会灭亡的根据。首先，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以自动化体系创造出“大量的生产力”，以至于“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③其次，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特别是创造了“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相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更重要的是，“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④，生产力的客观发展正在直接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一观点，正是马克思在第一手稿思路2里论说分工与异化的关系时那两个客观条件的具体的历史性诠释。不过，这次从资产阶级社会走向共产主义，决不再是通过扬弃劳动异化和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而是真实的历史(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也就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历史性生存中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完成了这个重要的界说，现在我们将返回上一目第一手稿的文本中断处进行思考了。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②③[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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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目的文本中断处，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的逻辑思路2中，明确指认了从分工必然出现的人所创造的事物反过来奴役人的“异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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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②③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④[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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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马克思立即指出，这种“异化”只有在具备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可能消灭：它们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的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这种“异化”成为不能忍受的革命的对象。①马克思这样认为，“个人力量(关系)[persönlichen Mächte(Verhältnisse)]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Teilung der Arbeit aufheben)的办法来消灭”②。这种看法实际上也重新确认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前提只能是“生产力巨大增长与高度发展”所建构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这个由现实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建构出来的世界历史性生存，是对逻辑思路1中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具体的现代确认。

首先，“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条件”，是由于如果没有这种物质生产的发展，那将“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③这样，在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中，一切旧的东西还会重新出现，共产主义还会是一句空话。

其次，也只有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einuniverseller Verkehr der Menschen)才能建立起来”，由此，才可能出现世界历史性的人与人的丰富交往关系。④这是因为，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⑤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②[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③④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⑤[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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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个世界历史的实现是一个实际的客观过程。马克思在此文本中11 次使用 Weltgeschichte。

再次，正是由于这种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人类自身的个人主体生存中，“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allgemeinesindividuelles)所代替”①。“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来说是异己的力量(fremdeMächte)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②。所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这样，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能力”。③也只有在这时，

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性(allseitige Abhängigkeit)、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weltgeschichtlichenZusammenwirkens)的最初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却一直作为一些异已的力量(fremdeMächte)威慑和统治他们。④

这是共产主义的前提。很显然，马克思走向共产主义的路径已经变为一种现实的历史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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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②[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4页。

③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④[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中译文将此处的Abhängigkeit译作“依赖关系”，我改译为“依存性”。——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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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①。

1. 一个简短的理论评述

如上所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抽象是一种在社会经验基础之上的归纳，斯密、李嘉图都已经抽象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各种非直观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规律，它们是这个社会的本质抽象(一般)。我认为，在古典经济学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本质认识论：配第在“政治价格”背后找到“自然价格”；布阿吉贝尔在“市场价值”背后看到“真正的价值”；还有，重农主义发现的隐性自然秩序实际上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过是丢掉封建外观的自然秩序，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可问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把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这种历史性的一般(资产阶级社会特殊的一般)抽象成非历史的一般，即将它误认为是人的天性、社会历史的自然本质和永恒的自然规律了。虽然马克思在从哲学人本主义转换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其理论逻辑的基础是经济学而不是传统旧哲学，但是马克思又科学地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抽象，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历史性的社会本质(一般)。当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具体表述中，逻辑思路1是纯粹的历史抽象的结果，而逻辑思路2则是这种抽象还原于经济现实的实证批判。但是，虽然马克思已经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行了最基本的科学的哲学概括，但由于他还没能真正理解经济学，特别是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科学的观察视域，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历史视域。尤其重要的是，我发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逻辑思路2中，马克思放弃了1844年以前他时常运作的现象学批判的思路。这种放弃不是一种逻辑上的自觉，而是他此时还不可能从经济学事实中科学地弄清楚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具体地说，也就是资本关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形成。①

第六章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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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本身的“假象化”，不是观念的颠倒，而是经济现实本身在历史发生中的逐步变异和假象化。科西克后来称之为“伪具体世界”。②在这种历史发生学的变异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资本的生产关系)被遮蔽起来，交换关系仿佛成为主导性的东西，人与人的联系被历史地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并成为事实本身，而且不断地被神化。这就必然出现资产阶级的拜物教意识形态。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中再也不能看到真相，只能执迷于外在的物相。这种迷误必然使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下探索的脚步，然而他们的止步之处正是马克思必须拨开迷雾向前探索的出发点。可是，我不得不指出，在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期，由于经济学研究进程本身的限制，他还不可能完全达到更高的理论水平。所以，在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一章的手稿中，逻辑思路1是马克思对一般社会存在和本质的抽象表述，逻辑思路2则是他以科学的认识论尺度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历史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批判认识论缺少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所必需的现象学逻辑而显得过于简单：生产力发展之上的分工引出经济与社会的客观矛盾对立，生产力的发展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消失分工和对立。

马克思后来指出，人体是解剖猴体的钥匙。在这个比喻里，人体是指最复杂的经济关系与运行机制(大工业的最高观测点，今天的“人体”是信息社会中的数码存在)，具体地说，这个“人体”也就是李嘉图在经济学意义上对大工业经济关系的抽象，而猴体则是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和运动，即古代→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斯密的经济抽象。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高点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①。他的这个评价扼喉抚背，甚为精当。可见，只有当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能够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研究所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并驾齐驱时，他才可能第一次从大工业(“人体”)中真实地解剖全部史前社会(“猴体”)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时，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确证才可能真正完成。马克思直到在1857—1858年经济学研究所实现的新的思想革命中，才终于攻下这个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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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科学建构中才真实形成对这一点的认知，也由此才完成历史唯物主义更深一层的具体的、历史形成的抽象，同时再一次建构了科学的历史现象学的内在批判。

②参见[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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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也就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实际上，巴加图利亚曾确切地指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掌握的程度，影响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同时他也深刻地体察到，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中实际上存在一个“从偏重斯密到偏重李嘉图的转变”同步出现的历史观的推进。可是，巴加图利亚认为，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观点对马克思的影响仅仅体现在《1844年手稿》中，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已经转向李嘉图的生产力的立场。②关于对这一点的思考，我赞成姚顺良先生和唐正东博士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经济学基础，仍然是斯密，他这时还是通过斯密的经济学视域来规定自己的哲学视界的。从分工出发来观察生产，从人与人的直接社会关系出发观察社会生活，然而其实它们的参照物只是手工业时期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特征，这些特征都只是资产阶级社会“初级阶段”的特殊经济属性。固然，马克思此时也谈论工业大生产，也谈及社会关系向“货币关系”的转化，但是马克思还无法在理论运作的深层意识到机器大生产之上的技术协作创造的生产力，还不能透视交换关系成为普遍的统治形式的事物化社会结构的哲学意义。这种意义，只能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大生产时代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经济学视域。而这一视域是马克思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才逐步达及的理论高度。至于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的批判起点，正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建构出来的。①这是一个很深的理论逻辑关系，也是我们后面将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页。

②参见[苏]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马健行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沈真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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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以为，在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确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揭示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一般基础，这种物质生产具有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然而，必须指出马克思这一表述的历史局限为，他此时还没有看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也不知道人类社会历史上还存在一个没有阶级的原始部族阶段，在那里，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表述中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更没有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形式。所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表述在历史学的构境中仍然还是不准确的。但现代经济活动(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和关系总体)并不是永恒的，产品以商品形式在社会交换中实现出来的一个经济整体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市场经济的客观力量决定性地成为主导性关系，这个过程也是历史性的，例如价值规律只能出现于商品经济运行之中。所以，经济决定论就错在这里，即将资产阶级社会中在特定时期出现的现象和规律畸变为一种抽象的一般规律。这也是对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误认！因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对经济力量颠倒地决定人与社会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境的指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是假托分工为线索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他还无法科学地达及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那种透过交换关系到生产关系的科学抽象，即剥离事物的外观而把握本质，从流通领域的思考转向到生产领域的思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时常使用赫斯的交往关系理论。赫斯的交往(Verkehr)概念还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关系问题时的主要工具，在全书中，他一共172次使用Verkehr一词及其相关词。其中，9次使用交往关系(Verkehrsverhältnisse)一词，27次使用交往形式(Verkehrsform)一词，11次使用世界交往(Weltverkehr)一词。其实，交往(Verkehr)并不等同于交换(derTausch)，生产关系总是决定着交换关系，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交换关系才成为统治的关系。交换关系是表象，生产关系才是本质。直至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才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并将其提升到哲学视域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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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孙伯镑、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唐正东《物质生产：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经济学基础变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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