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第二，可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表述(主要是逻辑思路1)，其实是一种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本质的逻辑。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是“无现象”的，即无法直接在生活中得以指认。生产、再生产、生产力和社会关系都不是可见的实体存在，特别它们作为社会本质的生产方式是无法用感性经验直接证实的。在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这种历史存在及其本质都被历史地建构起来。而在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的一切本质关系都是被遮蔽起来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常识去指认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否则就会产生一种误读，即以直观现象和实体化的感性描述替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说明。同时，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还不完全等于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创立的，把本质与现象统一起来、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geschichtliche Phänomenologie)。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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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五手稿的修改与写作中，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的建构实际上是未完成的。马克思一方面仍然在哲学逻辑的方向上建构新的历史性话语，另一方面又在直接依据经济学和现实经济发展史形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证性批判。他在思考自己的哲学视域时已经意识到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如果不认真弄清楚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找到真正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也不可能真正完成哲学新视域的建构。马克思的这一想法，是在他不久后写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表达出来的。在此，我们终于看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中的最重要的理论观点。而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philosophie)一书中，马克思第一次将哲学新视域的建构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讨论直接自觉地结合起来。

第一节 科学批判理论的新基点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十分郑重地致信俄国自由派作家巴瓦·安年柯夫，作为对他11月1日来信论及蒲鲁东的经济与哲学观点的答复。①我们知道，这一时刻，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刚刚实现哲学变革，并在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二卷和第一卷的大部分内容后，马克思十分艰难地写作和修改那至关重要的第一章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探索中去了。如果更准确地描述，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初步实现“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同时开始第二个伟大的科学革命(剩余价值理论的建构)的过渡时期。以我之见，实际上马克思在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最后时期，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新的哲学视域固然可以使我们眺望到科学社会主义批判与建构的桅杆，可是，现实的科学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途径，却只能由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才能抵达。我将要确证，马克思的这封书信是他在1845年超越赫斯的抽象实践唯物主义之后另一个极其关键的理论飞跃：通过对蒲鲁东哲学中那种双重唯心史观的批判，特别是对他经济观念论表面上承认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起决定作用，而实质为抽象观念先导的超越，最终颠覆了方法论上的隐性唯心史观。如果说，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这里，他更关心如何科学地引出新的现实批判张力，这个文本的关键理论定位是从“解放的物质条件引出的批判性认识”。这也体现了马克思最终从哲学批判向批判性经济学和历史现象学研究转变的真实理论进展。我认为，这一文本是马克思对1845—1846年哲学革命的一次极重要的理论概括。令人遗憾的是，长久以来，我们严重地忽略乃至漠视了对这一核心文本的深层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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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安年柯夫(Pavel Vasilievich Annenkov，1813—1887)，当时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巴黎的通讯员。他在巴黎看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后，于1846年11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并征求马克思的意见，由于书商的拖延，马克思到这年的12月底才看到蒲鲁东这部著作，他用了两天时间浏览了一遍，就用法文给安年柯夫写了这封回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488页。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2, Text, Berlin: DietzVerlag, 1979,S. 70-80。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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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的写作语境

在上面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已经说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手稿中的两种不同的逻辑思路，特别是第四和第五手稿的基本内涵，并不是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所确证的仅仅是两个誊写手稿，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后打算重新起草一个引言时导引出的两种逻辑思路的延续，即哲学确证的理论说明(思路1)和基于经济发展现实的历史的批判描述(思路2)。然而，这都是未完成的。以我的推断，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最终放弃了仅仅着眼于哲学视界的任何理论逻辑建构，或者仅仅从经济现实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证研究。这首先是因为，任何以哲学来直接投射历史，以哲学来直接解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企图都将是非法的。哲学的合法地位，只能是对经济研究、政治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指导，而不是越俎代庖式的直接价值批判。这正是当年《1844年手稿》的哲学逻辑僭越。其次，客观地说，以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知识，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描述与经济观点都还具有猜想的性质(如以所有制为主线的历史分期与分工问题的哲学探讨)，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况且，马克思此时尚未实现经济学的科学变革!因此，在这个经济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现实批判的理论力度是微乎其微的。最重要的是，这两种思路的分立实际上在理论建构上是不成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五手稿的最后，马克思突然中断自己的写作，这是否预示着他对此已经有了某种自我意识？对此我们心存疑窦，但还无法冰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到1846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再十分急迫地想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它的第一卷第一章。这又是什么缘故？我们还是以具体的文本分析来进行探讨。

1846年5月14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卷差不多已经完成，第一卷一到，希望马上开始付印。①8月1日，马克思在致信出版商列斯凯时写道：在发表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同时马克思告诉他，11月底以前能改好付印。①而且，马克思明确提出：“先出版哲学部分，这是应当首先发表的，然后再出版其余的部分”②。从同年11月2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我们发现这个哲学部分(第一卷第一章)的确仍然在马克思手中。③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即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贫困的哲学》④一书的发表。根据我的判断，这本书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中起重大突破作用的最后一个催化剂。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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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分析的那样，蒲鲁东是1843—1844年前后与马克思关系十分密切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对蒲鲁东立足于小资产阶级立场的许多基本理论错误提出了批评，但蒲鲁东承袭古典经济学和圣西门那种肯定经济力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别是从经济学上批判私有制的观点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充分肯定。这一点，一直到1844年10月发表的《神圣家族》中才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创立了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蒲鲁东却在他们正在进入的经济学领域中，抛出了一个用黑格尔哲学构架建构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学理论通过貌似社会主义的形象来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这使得蒲鲁东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如安年柯夫在1846年11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诚然蒲鲁东关于神、天命和事实上不存在的物质与精神的对抗思想非常混乱，“但经济部分我觉得写得很有分量。从来还没有哪一本书能这样清楚地告诉我：文明不能拒绝它依靠分工、机器、竞争等而获得一切东西—这一切都是人类永远要争取到的东西”①。“很有分量”的经济部分，正是蒲鲁东此书最能迷惑人的地方。马克思意识到，“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②。实际上，蒲鲁东在这本书出版前不久曾致信马克思，说他“等待着您严格的批评”，马克思的正式答复就是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对此，恩格斯后来写道：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3—4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页。

④此书在1846年6月出版，马克思于12月读到此书。以下简称《贫困的哲学》。该书中译文参见[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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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来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③

在马克思下决心对蒲鲁东的经济学进行批判之前，他恰巧收到了安年柯夫的信。于是，就有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封著名的书信。南斯拉夫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弗兰尼茨基曾经称这封信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序言”，这有一定道理。④但由于他根本没有认真研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因此这一断言是空洞而无内涵的。

我认为，马克思的这封信的确相当重要。之所以言其重要，一是它出现在马克思写作和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最后时刻，它可以准确地彰显马克思在这一未完成手稿创作中的真实思境和新的想法；二是从中能发现他的理论建构之最后界划对象，即蒲鲁东的经济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因为，这是马克思对赫斯的抽象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后，再一次对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隐性唯心史观的逻辑剥离。这种新的探索，使得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再一次同时也最终确立起来了。最后，与不久后正式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不同，由于这一文本是个人书信，因而没有任何外在牵制因素的约束和羁绊，所以它也最有可能真实地再现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语境。马克思用法文写成的致安年柯夫的这封书信，1880年由安年柯夫从法文译成俄文，并于当年首次公开发表。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页。

④参见[前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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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是确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虽然马克思也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异质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现实经济历史批判思路，但在面对如何再基于科学的逻辑基础引出现实批判的接合点上，他仍然束手无策。换句话说，也就是哲学的逻辑思路1与经济学历史学的逻辑思路2，并没有完成理论缺环上的最终对接和联结。正是在这一书信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经济学批判，才确定了科学批判理论的全新基础。同时，也正是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才真正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域的建构才最终完成。正是由于获得了这种对哲学的科学定位，马克思才可能坚定地走向他的第二个伟大的发现，即经济科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此外，这种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也意味着实证研究之上的科学批判话语基础的生成；最终，马克思在经济学的科学革命中创立了他的历史现象学理论。

我之所以说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是一种话语，意在表明马克思在1847年以后，不再直接以哲学逻辑的方式批判现实，哪怕是一种科学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层面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它的合法存在仅仅作为历史研究、经济学和政治研究的方法论引导，并以一种隐性的功能结构发生在实证研究之中。所以，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只是一种方法论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哲学的终结”都是意谓这一语义。这种方法论话语的最大针对性，就是赫斯和蒲鲁东式的隐性唯心史观。然而，蒲鲁东不同于赫斯的地方是他的双重唯心主义历史观，即显性的观念决定论与隐性的方法论的唯心史观。这是由于，在赫斯的基本理论逻辑的分析中，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他已经站在一般社会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赫斯的这种唯物主义却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原则，生产及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经济活动的运行都是一种理论的逻辑设定，并且是某种贯穿全部历史的不变公式。这令人想起我们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而马克思发现，这种看起来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固然也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立场的观点的，但究其实质却仍然是方法论上的隐性唯心主义，因为这还是在用观念逻辑来重构历史现实！固然这种观念的内容可能是正确的。而蒲鲁东与赫斯相比则更糟糕，因为他在一般理论层面仍然是观念决定论。在他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所谓“无人身的理性”之实现，这是他用来装扮自己经济学“高论”的思辨哲学外壳，他甚至没有意识到黑格尔观念唯心主义的非法性。马克思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序言中说，蒲鲁东的双重错误在于，他在法国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可他却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他在德国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可他却以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其实，蒲鲁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非科学的。在后来的《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主要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而在这封书信中，马克思则重点批判他的双重唯心主义历史观。我发现，马克思所批判的重点不在于蒲鲁东那种明显的黑格尔式的观念决定论，而在于分析他的经济学方法论中隐含的深层唯心主义，这其实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先导性。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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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也正是在对蒲鲁东那种抽象唯物主义的反省中，马克思最终抛弃了以哲学直接面对历史、面对经济现实的做法。于是生成了对哲学新视域的最后一个重要界定，即哲学方法论的合法地位问题。那些包罗万象式的、指认一切存在领域的超级概念体系(“形而上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所谓“一般规律”已经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哲学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边界，它不是武林至尊，不能随意越俎代庖。哲学就是一种方法，它只是一种思考的前提，而不能直接替代现实，如经济哲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马克思不是黑格尔，马克思不会再做一次黑格尔。他必须再一次与蒲鲁东告别，相互界划一条很深的理论界限。这就是他写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所要阐明的主要问题了。下面，我们就来讨论马克思这个重要的理论文本。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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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历史情境

根据上文所析，我们首先需要认真关注的是，在此时的马克思眼里，蒲鲁东的经济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是如何表现的呢？当我们阅读作为马克思这一文本论说对象即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时，易如反掌地发现了两个表面的基本理论质点：一是蒲鲁东始终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的掠夺本质，二是他始终都着眼于社会历史的经济生活与经济发展的法则性。这是原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基本肯定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蒲鲁东那已经显得十分陈旧的黑格尔式的外在观念决定论。我们之所以说它十分陈旧，是因为在当时的德国进步思想界，由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作用，几乎整个原来从青年黑格尔派分化出来的左翼思想群体，都已经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人们不会再那样可笑地，如同野人献曝那样引以自豪地搬出黑格尔的神学观念逻辑，直接为自己的理论建构服务。可是在蒲鲁东的这本讨论经济学的书中，“普遍理性”、“上帝的假设”和“永恒不变的本质”之类的东西比比皆是，并且常常以黑格尔的外在思辨形式直接表述出来。实际上，这种显性的唯心主义是当时德国一般的进步思想家都能识别的。面对蒲鲁东的这种陈词滥调，马克思真有些哭笑不得，因为在他看来，蒲鲁东并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却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漫画式地到处挪用。大约在1844年前后，马克思甚至反躬自省，“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沾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得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①。马克思的这段文字十分让人玩味，它一方面说使蒲鲁东沾染了黑格尔主义，另一方面又说他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乍一看这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它言近旨远，却蕴涵着更深一层的含义：第一个“黑格尔主义”是指黑格尔的观念决定论的唯心主义思辨外壳，这正是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津津乐道的；第二个“黑格尔主义”是指黑格尔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辩证法，这又是蒲鲁东还没有学到的东西。马克思说：“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①。这里的“科学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重新“回到”黑格尔所获得的哲学新视域，也就是作为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真正彻底的历史辩证法。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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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蒲鲁东那种明显的黑格尔式的外在唯心主义错误，并不是马克思这一文本所关注的理论焦点。马克思更深刻地抓住了他双重唯心主义的另一面。正由于蒲鲁东没有理解从黑格尔辩证法中重生出来的科学辩证法的本质，所以他还犯了更深一层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错误，即当蒲鲁东面对经济学研究时，他一方面满怀激愤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可另一方面却又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出现的社会关系之反映的经济范畴永恒化。实际上，这也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非历史的意识形态本质。这使得蒲鲁东嘴上说要抛弃的东西，实质上却正被他更紧地拥在怀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怪异的逻辑错位现象呢？还是让我们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答案。

在这封书信的开始，马克思首先指出，蒲鲁东这本书之所以是一本“坏书”，并非由于蒲鲁东的经济学研究依据了一种可笑的哲学，而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l'état social actuel)的联结(engrènement)”中去了解现代社会制度。②我认为，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联结”一词是独具匠心的。它不是泛指什么社会的关系或结构，而是特指一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真实存在的社会特定情境构成。如上文所述，这是黑格尔的“定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建，后来海德格尔的“此在”也在此得到深刻的启示。这可能是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后时刻所体悟出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认为呢？请看马克思自己的解析。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页。此信与《哲学的贫困》都是马克思以法文写成的。参见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Ⅲ/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79,S.70。——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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