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首先，马克思从一个在剖析所有社会历史的思想家中一般使用最频繁的概念入手，这就是“社会”。以他之见，社会不是蒲鲁东所说的什么“人类无人身的理性”，“社会(la société)——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Le Produit de l'action réciproquedeshommes)”①。马克思的这个“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在否定蒲鲁东将社会看成一种先验主体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社会不过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具有特定性质的、活动的、相互作用的总体。可见，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总是由一定的现实人类主体的活动历史地构筑起来的。这个理论规定，不禁让我们立即联想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对人的本质的说明，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只能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它还让我们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逻辑思路1对人的“本体性”历史生存的界说。它们之间涌动着血脉相连的一致性。如果说在以往的论说中马克思的说明还是原则性的，那么这里就是一种详尽的确证了。马克思说：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un certain état)下，就会有一定的(telle)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telle sociétécivile)。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政治国家。②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参见Marr-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Ⅲ/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1。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马克思在这里专门使用了区别于 la société bourgeoise(资产阶级社会)的 la société civile。马克思在此信中5 次使用该词。在这里，la société civile显然不是特指政治性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是意指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关系结构。这个区分在德文中倒没有表现出来。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Ⅲ/2，Text，Berlin：DietzVerlag，1979,S.71。—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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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说明一点，很显然马克思并不是在描述一般的历史规律，而是在面对现代历史进行理论说明，因为等级、阶级、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都不是贯穿整个社会历史的东西。此时，马克思并不知道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已经揭示了一种根本不存在于上述文明社会中的人类特定社会存在—原始部族生活。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集中使用了8个“一定的”定语，格外突出。在整个文本中，马克思使用了近15处“一定的”、“既定的”词语。我发现，这个“一定的”规定实际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表述中一个最重要的界定，它的话语内涵就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分析原则和本质规定。毫无疑问，马克思当然是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决定论的方面。可是，相对于我们曾指认的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双重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评，他并不是一般地批评蒲鲁东那种黑格尔式的显性观念决定论(这一点在《神圣家族》中已经基本完成了)，而是在着重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根据一定社会现实情境进行具体研究的方法论话语，以此来批判蒲鲁东的方法论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即抽象地面对社会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这个“一定的”方法论规定，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所确认的那种历史性生存的本体规定，即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结合中的人类历史存在。这也正是前面马克思讲的那种具体的“联结”的构境背景。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是对费尔巴哈相近看法的改造。1839年，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针对黑格尔的逻辑抽象一般和无限性，从一个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上指认出黑格尔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一定的(bestimmte)、特殊的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在一个时代里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时代里，人类正如在任何其他时代里一样，是处在一定的思维阶段上，在这个时代里，是有一种一定的哲学存在的；黑格尔哲学与这种哲学相联系，甚至与这种哲学相结合；因此它本身就应当具有一种一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性质。所以，每一种哲学，作为一种一定的时间上的现象，都是从一个前提开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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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很多哲学家都以为自己的哲学是没有前提的，可事实上一切哲学都只能从一定的时代出发。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观点。重要的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思考这种决定哲学思想的一定的时代性质本身是如何形成的。这正是马克思深入思考的入口。决定一定时代性质的东西恰恰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状态和水平。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马克思这时在面对任何事物与现象时，不仅看到物质第一性，而且着眼于在现实社会历史的一定联结中把握这种基始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不仅仅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恰恰是一定的时空联结中的社会生活决定一定的意识！这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真正本质！这才是马克思最终超出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地方。同时，这也是马克思这一文本的论说重心和基本语境的真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的历史概念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②。

其次，为什么要从这个“一定的”出发？马克思在文本的第二个逻辑层面上作了具体的分析：由于人们决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即使已经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不好”(“异化”、“奴役性的劳动”和坏的分工)，或者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是合理和美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能自由选择！为什么？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leurs forces productives)—这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观点：

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lerésultatdel'énergiepratique)，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la forme sociale)。①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德]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载《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0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参见Marr-Engels Gesamtausgabe(MEGA2), Ⅲ/2,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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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他在此连续地使用了三个“决定于”，以加强逻辑语境的递进和更深一层的基始性作用。他试图强调，历史的确是由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力创造的，作为历史基础的生产力是人类主体实践能力的结果。可是，人类主体的这种实践能力并不是天马行空地任意设想的东西，而决定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又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特定的生产力，并且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的特定的社会形式。这三个“决定于”的核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历史性。人类主体通过实践创造历史，而这种创造本身又受到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这种重要的历史辩证法观点是值得我们那些热衷于“实践人道主义”的论者注意的，因为它恰恰体现了一种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中，作为逻辑基点的实践不是历史的“本体”，它本身正是由历史的生产力条件制约和新的现实创造共同建构的！按照马克思后来的表述，特定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所实现出来的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才是客观社会生活中第一级(不仅是第一性!)和原生的一般基础，由此之上才能形成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第二、第三级的社会层面和结构。②所以马克思认为，只不过在一定的历史断面上，人利用已有的生产力为新的生产服务，这就形成了某种“历史的关联(conexité)”，“形成人类的历史(l'histoiredel'humanité)”。③这个 conexité 相当于德文中的Zusammenhang。可见，一定的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正是马克思面对人类历史生活和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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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2,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71。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Ⅲ/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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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出发点。马克思认为：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①

马克思的这种深层分析，并不是针对蒲鲁东的显性唯心主义历史观，而是旨在穿越他的显性唯心主义假思辨的壁垒，达及对其方法论隐性唯心主义面对社会历史的经济问题时的那种抽象的方法论的突围和颠覆。蒲鲁东没有意识到，抽象地面对经济现实这种逻辑是他无意识地从古典经济学那里不加批判地承袭来的，而这种非历史地对待社会生活的方法论，正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其要害恰恰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永恒性的假想。蒲鲁东在这种方法论上所受到的隐性制约，比他在表面上那无比激动、激情澎湃、口若悬河的批判性论述更为根本，更显关键。所以，虽然他看起来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而本质上却在一个更深的理论层面论证资产阶级社会的永恒性。这种悖论，恰恰是蒲鲁东所无法理解、无法企及的辩证法。

文本的第三个理论层面，也是最重要的理论质点，就是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动态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并导引出科学批判理论的真实出发点。

在文本的最后一部分中，马克思主要批评蒲鲁东总是在谈论所谓“永恒的规律”，这就使他在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时，错误地将其中许多历史的经济范畴假想成永恒的天然的东西。固然，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参见Mar.r-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Ⅲ/2,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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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la vie bourgeoise)对他来说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les rapports bourgeois)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la société bourgeoise)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①

也就是说，蒲鲁东其实没有意识到，他虽然貌似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但其隐性逻辑前提却论证了它的超历史性，“仿佛这个一定的生产方式(ce mode de produciton déterminé)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②。因而，“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desloishistoriques)—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③。马克思后来指出，在蒲鲁东那里，

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④

然而，以马克思的见解，“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的(transitoires et historiques)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leur mode de production)，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①。马克思在此信中4 次使用 mode de production，其中1次为 mode actual de production。不可否认，马克思在此也批评蒲鲁东在经济研究中“混淆了思想和事物”的错误，因为蒲鲁东的历史“进化”和经济范畴还是“在他头脑中的排列秩序”，这里有黑格尔式永恒理性(“为了发展自身而使用的工具”)的影响，但是，马克思着重批评的是蒲鲁东将分工、机器和所有制等不同问题视为抽象的经济范畴的观点，指出这种错误的实质是“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la production bourgeoise)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不懂得一定时代（uneépoquedéterminée)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lecaractère historique et transitoire)"②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Ⅲ/2,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7。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0页。参见Marx-Engels Gesamtausgabe(MEGA2), Ⅲ/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页。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Ⅲ/2,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5。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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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leurs facultés productives)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rapports);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les catégorieséconomiques)只是这些现实关系（ces rapports réels)的抽象（desabstractions)，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③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进步(包括社会主义)，不是由人们观念(伦理学的价值论)中的好与坏决定的，马克思甚至以奴隶制的好与坏为例，说明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实这也意味着，即使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是不合理的(“坏”)，但这也正是由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造成的！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是历史的、暂时的，只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才能真正消灭它。资产阶级社会决不可能在观念中加以改变。所以，就是“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leur productivité matérielle)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des produits historiques et transitoires)”①。一切社会存在都有其历史相对性和暂时性，这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的方面。如泽勒尼正确指出的，正是这种历史性、相对性和暂时性，“经过马克思对黑格尔观点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扬弃，成了马克思科学概念的基本因素”②。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2,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页。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Ⅲ/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4。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页。参见Marr-Engels Gesamtausgabe(MEGA2), Ⅲ/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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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有：一种逻辑与现实的科学联结

我注意到，马克思在文本后半部分的关键性阐释中，5处使用了“历史的”、“暂时的”这些修饰语。显然，在这个重要的语境中，他试图界划出一种新的现实科学批判逻辑。这就出现了一个需要进行历史界说的理论质点。

在以往的社会批判里，尤其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人本主义的逻辑范式，即从“应该”与“是”的矛盾中牵引出批判的张力。“应该”往往被规定为人类生活理想化的本真存在状态，它是一种本质性的价值悬设和超越性的引导范式。在基督教的神学框架中，这种价值悬设被确定为原生性和彼岸性的天上乐园—“上帝之城”，它既是人的原初点，又是复归之处；在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它被设定为人的天然本性，它们都是一种“应有”(Sosein)。而“是”则是现实生活与人的世俗存在。相对于人的理想状态，这种“现有”往往是败坏的与蜕化的，它犹如神学中的此岸性的现世苦海，或启蒙精神所批判的中世纪专制下的非人现状。基督通过引人指认现世的物欲与罪恶，使人出世而达及彼岸的上帝之城。与此相反，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则都让人从天赋人权中看到现世生活在神学强制下的自否性，因而主张更加入世地舒展人的天然本性，这个人间天堂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实现。费尔巴哈进一步证明了神学的上帝之城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个基督教的“应该”只能回落到人间大地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可见，正是这种“应该”与“是”的逻辑矛盾才导引出一种强烈的批判张力。同样，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的劳动异化理论中诚然已经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但其深层逻辑仍旧依循这种旧式的人本主义思路。马克思提出，劳动才是人应有的本质，而被资产阶级视为人间天堂的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仍然导致人与自己本质的异化，所以资产阶级社会应该被打倒，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总之，马克思所提出的作为“历史之谜”的六大矛盾，其本质还是“应该”与“是”的矛盾，其逻辑思路的内驱力还是价值悬设的超越性，所以从根本上说，这种从先验本质出发的方法还是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Ⅲ/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S. 77.

②[捷]泽勒尼：《马克思的逻辑》，牛津，1980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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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那时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同时也转为接受一般基始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但他的哲学逻辑方法却仍然是非科学的。1845年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突破点的哲学变革，其实质正是对这种方法论唯心主义的最后超越，也标志着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确立。可是，这时又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马克思的面前：当确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从现实出发的原则，否定了任何抽象的价值悬设之后，对现实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张力又从何处生发出来呢？由于当时马克思主要着眼于确立哲学逻辑中的方法论唯物主义原则，而对如何从现实中再引导出科学的批判张力这一问题，并没有重点展开说明。虽然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手稿第1页上也谈到了“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在第一手稿中引入了“分工”一词来替代异化，在第三手稿中引入了“自主活动”词来替代“非异化本真生存”，这些话语的转换预示着他试图建构一种异质于人本学逻辑的现实的批判思路。①现在看来，确立这种新的批判思路的时机还未成熟。不过，在那里，马克思已经获得一种新的看法：彻底的唯物主义必然是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从一定的有时限的具体现实出发，必然会通过发现所有人类社会具体存在的历史性、生成性和暂时性，进而达到对客观现实的科学批判认识。这无须再经过任何哲学理论逻辑的预设。②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也必然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客观历史辩证法运动中必然引出最深刻最彻底的批判性，这种认知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手稿中“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在的事物”这一段话的真实内涵的深化。犹如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马克思此时离开理想化的“应该”回到现实的“是”，不是要简单地唯物主义地反映现实，而是要真实地改变这个“是”。同时，这种改变不是从哲学或伦理的“应该”引出，而是从现实的“是”中引出科学的“应该”。简而言之，马克思理论思路中这种新批判张力的基点可以概括为一种新的理论质点：“能有”(Moeglichsein)。这个“能有”实际上也就是从现实中生成出来的进步之可能性。“能有”的观点，直接受益于我的师兄姚顺良教授1995年10月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讨论会上的发言。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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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的研究结果，马克思在1845年哲学变革中实现的最重要的质变内核，并不是停留在抽象的实践规定上的一般哲学唯物主义，而恰恰是他通过深刻理解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进而批判费尔巴哈的基始性唯物主义和赫斯的抽象的实践唯物主义才达及的作为科学方法论在场的历史唯物主义。现在马克思意识到，“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①。这种态度与《1844年手稿》已迥然不同，因为他已经发现，旧唯物主义中基始性唯物论的原则在方法论上仍然可能是隐性唯心主义的。当费尔巴哈和赫斯将“自然”、“物质”抽象化，将“实践”与“生产”非历史化地作为历史永恒不变的基础，并由此引出对现实的批判时，这种探索路径仍然是无意识的观念优先，在社会历史层面上，依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立场。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这时通过理解黑格尔哲学逻辑的革命本质，已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获得了历史辩证法。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清醒地看到，黑格尔哲学中那种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指认所有观念都只是历史必然性(绝对理念)的一定表现，在历史性的运动过程面前，没有任何固定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当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观念历史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并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时，他才真正发现，唯物主义必须通过历史辩证法从它自身的内部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抽象地指认历史中某种不变的物质基始，而是运用历史辩证法去真实地面对人类社会历史生存活动中被建构出来的每一具体的有限的客观情境，以发现一定的、历史的和暂时的人类物质生活及其一定的、历史的和暂时的观念映现。在这一点上，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是完全同一的。它们不是两个东西！我认为，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比《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的哲学确证更深刻了。马克思后来说历史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也就是说由于唯物主义地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有限性，因此辩证法将批判一切试图将一定的历史结构(生产方式)永恒化的做法。历史辩证法永远是批判的。更重要的是，历史辩证法不再立足于观念性的价值超越，而立足于“解放的物质条件”，原来人本主义的“应有”与“现有”的矛盾在一种历史的现实可能性“能有”(Moeglichsein)中统一起来了。任何批判不再外在地对峙于现实，而只能从现实的解放可能中引导出来。那么，具体到马克思此时的思想而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就不能从任何良好的愿望引导出来，而只有从大工业生产的新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中引导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与赫斯、蒲鲁东等人更深一层的差别。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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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目。——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②施密特说，马克思的否定性批判“涉及到某种有时限的东西”，这是深刻的。参见[德]施密特《历史和结构》，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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