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第四种解读模式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量变“进化说”。这是苏联(尤其是20世纪60—80年代初)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观点。③由于他们拘泥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分期观点的框架(列宁没有看到后来发表的青年马克思的早期论著)，主张一种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彻底的含糊其辞的观点。他们指认，1843年《巴黎笔记》以前的马克思“仍然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的”青年马克思，而宣称1843年夏天至年底马克思已经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但他们不敢确证这一转变并不是转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进程一直延续到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持续到1846年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结束。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是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其中只是存在一种不断清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④哲学影响进而走向成熟的理论表述的因素。在1843年夏天以后的众多青年马克思的文本中，马克思主义在多处被指认了出来。⑤被马克思后来称之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在此却表现为“猴体就是人体”。①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845年的方法论革命意义就被大大弱化了。在面对1932年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严重理论倒退时，这一模式由于自身的混乱和矛盾而显得苍白无力。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某些研究，基本上依循了这种“进化说”的苏式研究思路。

导言

①参见拙文《广松涉的马克思关系本体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4期。

②参见胡万福《论青年马克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苏联理论界对人的问题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并直接干预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而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学界实际上是回到了上述第二条思路，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的“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的“新思维”的逻辑，就是理想化的人本主义。这一自欺欺人的观点所造成的现实悲剧已是有目共睹的了。

④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德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出身于次胡特一个法学教授之家，1828年在柏林大学毕业，曾任教于埃尔兰根大学，因宣传无神论遭受迫害，隐居乡间，从事哲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1939)、《基督教的本质》(1841)、《未来哲学原理》(1842)、《宗教的本质》(1845)、《宗教本质讲演录》(1848)、《幸福论》(1867—1869)等。

⑤苏联学者在这一方面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苏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北京)1982年版；苏]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陆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苏]纳尔斯基等，《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下卷)，金顺福、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亦可参见沈真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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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解读模式是由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镁教授在70年代末撰写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中提出来的。具体地说，这种模式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在孙先生的研究中，青年马克思本身被具体地一分为二:其一是从1837年加入到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阵营一直到1843年夏天以前，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经过青年黑格尔派改装过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及《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反映；其二是当青年马克思思想遭遇现实问题而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他通过以法国大革命为重心的历史学研究，并在魏特林、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等人的影响下，发生了第一次(并不是自觉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重大思想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一时期相关的文本包括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夏天以后写下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最初研究经济学的《巴黎笔记》，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著名的《1844年手稿》、《神圣家族》、1845年3月写下的《评李斯特》的手稿。而第二次转变则是在《评李斯特》一文中初见端倪，并发生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的真正自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这种转变是一次格式塔式的整体转换，而不只是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只有在这时，马克思恩格斯才第一次确立了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视界。这不是什么哲学逻辑体系，而是一种活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只有在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这个观点是由我的一位博士研究生陈胜云于1995年在他的一篇作业中最先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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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重要的理论进展是，孙先生第一次提出，在《1844年手稿》之类的文本中，青年马克思固然已经在政治上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哲学基本观点上也转到了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观念上来，但在其理论运演的深处，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其一是从劳动者的先验类本质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视为人的本质之异化和复归的过程的人本主义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构架，这是此时支配着青年马克思哲学的主导理论框架；其二是在马克思真实地接触无产阶级实践和经济学史实之后，不自觉发生的一种新的从历史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这也是在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被直接指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创立的诸多文本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本身得以确立，而不过是马克思正随着对现实的深入了解，就不自觉地偏离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思想走向的体现。这一新的理论逻辑固然也是真实存在的，但相对于马克思的显性意识来说却又是无意识的。在1844年至1845年3月间，这两条理论逻辑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消长之中。当然，在青年马克思这时整体的理论运演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从理论深层来看，这种人本主义伦理价值批判诚然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辩护，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超出(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到1845年4月马克思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他的思想进程才真正发生了自觉的哲学革命。原来活跃在《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学话语在此被彻底解构了，而新的以实践为入口的哲学新视界就被凸现出来。这个思想革命，是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包括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自己1845年3月以前观点的批判、清算后才得以完成的。与阿尔都塞不同，孙先生没有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形而上学地“断裂”为两个截然相悖的时期，而是将其描述为一个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动态的矛盾运动和转化过程。孙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此不再关心“人”、关心“主体”，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人学。这种人学不是抽象的人本主义，而是通过关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具体的社会主体向度，通过思考在19世纪以来大工业已经确立的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展望了作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和前景的共产主义。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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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后一种解读模式及其与阿尔都塞观点的原则性差别，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已经做了进一步的显性系统确证。因为我认为，由于受传统的理论氛围的特殊作用的影响，孙先生原来的一些表述还比较趋向于策略化，这极易让读者在解读时把它与苏联的进化论模式相混淆(这也是我后来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文本作重新解读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重新确认模式的理论边界和特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本书将在新的文本学基础上对这一模式进行最重要的理论推进。

有一点还需要说明一下，在此我所指认的五大解读模式并不存在一种时间先后顺序的关联，它们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同时，这些模式只代表了各自理论思路中的典型范式，而不是绝对的覆盖模型。因为并不存在单一而纯粹的文本解读模式，每一模式存在的具体形态是复杂而多变的。

最后还有一点题外话，即近来在对马克思解读中出现的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新的理论逻辑实际上发端于法兰克福学派中后期。准确地说，它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霍克海默①和阿多诺②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开先河的。当然，这一逻辑思路的初始起点是20世纪初卢卡奇③在将马克斯·韦伯④的工具合理性与马克思的事物化理论相嫁接中无意识地萌生的。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理论语境中的研究课题了。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麦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

②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③捷尔吉·卢卡奇(GyörgyLukács,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④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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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们国内的理论界，令我十分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论者在并没有充分了解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已有的基本成果的情况下，仓促入阵，在无意识地重复坠入上述某一种理解模式的时候，却还自以为是学术创新，甚为可悲。显然，他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没有弄清该接着什么往下说的时候盲目地自说自话，其实际所产生的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我认为，在今天再简单地以1843—1844年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逻辑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是极不恰当的。因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这显然是对思想史的逆动。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认真研读一下后期海德格尔②论技术的论文、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巴特③的《符号的帝国》、杰姆逊④的《语言的牢笼》、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等文本，就会发现自己思想之足上不过是套着一双古典人本主义(连新人本主义的门都没有进!)的旧拖鞋。也许，这些论者会激动地说，我们提出人道主义是由于今天我们并不像现代西方人那样，已经从人道主义走向后人学，今天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性(哪怕是事物化的主体?!)，所以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人的主体性。对，这一点从现实的层面上说并没有错，可是需要并不就是科学。给人民以激情与给人民以科学的结果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人已经受激情支配和摆弄太久了！今天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事物化(世俗化)进程中，更需要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关注人，而不是回到非科学的人本主义中去。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层面看，以青年马克思为依据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都只能是一个过时了的现代神话。这个神话最近的一次现实破灭就是苏联、东欧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当一些人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的人学幻想来搞垮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质是自己的民族人格)时，全球化资本主义之西方列强(德里克语)并没有后退任何有实质性的一步。难道，我们还需要以身再试一次，还需要重蹈覆辙吗？

导言

①参见拙文：《无调哲学、后人学和否定辩证法》，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2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思潮文本解读》(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②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大师。

③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

④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1934—)，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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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理论写作中的三类文本及其哲学评估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除去属于我们主体认知构架的解读模式问题，另一个问题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就是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理论文献的文本分类学。在过去传统的教科书体系和学术探讨中，这方面我们关注较多的只是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理论文本，并将其视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文献依据。究其客观历史原因，是由于马克思的大量笔记和手稿直到20世纪20—80年代才逐步公开问世。就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现有文献来看，还有相当数量的原始文本没有翻译过来。然而，更主要的因素是我们自己的解读构架中存在的错误引导机制，即总是认为在正式论著与笔记、手稿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成熟与不成熟的界线。其实，这种看法本身反倒是不成熟的。以我之见，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大体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受到学者普遍重视和着力研究的往往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也得到一定的关注，而第一类文本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而我以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恰恰只有通过对第一、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与变革的真实心路和缘起性语境。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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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重视。①

第一类文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面对自己所进入的新的学术领域或尚不熟悉的文本，有目的的读书摘录与亚意图的心得笔记，其中还包括马克思用来记录一些研究提纲、重要书目和思考随想的记事笔记。从目前已经发表和整理的文献情况看，这些笔记约有二百五十本，其中经过马克思恩格斯标示和批注的内容达6万多页。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发表于MEGA2的第四部分，总计将有40卷之多。

马克思在大学学习期间(1836—1837年之交)就已形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此后这种学习研读方式贯穿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从马克思的大量笔记的内容来看，在早期，除去诗歌之类的文学笔记，主要是哲学艺术笔记，如7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1839年)、8本《柏林笔记》(1840—1841年)、5本《波恩笔记》(1842年)和5本政治历史学摘录的《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而在1843年以后，除了一些札记性记事笔记本(约有17本，其中重要的如《1843—1847年记事笔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重要文本就写于这一笔记本)和中晚期的一些历史、人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笔记外，90%以上都是经济学笔记。比较重要的有7本《巴黎笔记》(1844年)、7本《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9本《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和24本《伦敦笔记》(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约一百印张)等。

导言

①我在2008年后出版的《回到列宁》一书中，又提出了第四种类型的文本，即拟文本：这主要是指大量存在于马克思和列宁文献中的各类读书批注，由于它们并不是成型的文本，而是由后人依读书的语境重新建构和实现出来的特殊文本。在MEGA2的原初出版计划中，曾经打算出版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读书批注，此计划在后来被取消了。1999年，MEGA2第四部分第一文本2卷只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目录和批注的总括介绍出版。列宁的主要读书批注大多已经出版。关于我对“拟文本”的具体讨论，可参见拙著《回到列宁一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而我最近关于海德格尔的研究成果表明，在面对神学、学术和政治三种大他者，海德格尔的文本可依自己保藏的本真思想与专为不同层面他性观看所制作的“学术逻辑建构”，区分为被迫臣服式的表演性(vorführen)文本、争执式的表现性(Ausdrücklich)文本、垂直在场的现身性(Gegenwart)文本和隐匿性的神秘(Geheimnis)文本。这是基于文本生成主体视位的结果。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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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些笔记都是我们了解马克思各种思想原发因素的重要文本。因为在这些笔记中，我们可以直接阅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些学术观点摘录的理论意向性、最初的评论以及由评论所产生的写作计划和构想，并且，从中我们还能找到马克思各种思想最初形成的理论激活点和渊源性线索。这些重要的原发性理论边界，是我们在一般理论手稿和论著中所无法获得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笔记往往是人们理解第二类文本(手稿)的钥匙。比如，如果不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以法国大革命为思考中轴的政治、历史摘录，那么就无法理解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的第一个哲学转变，即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这样就可能出现传统研究中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转变简单地视为对费尔巴哈的“拥护”，从而忽略马克思自己独立研究的复杂内在因素的各种误读；如果不研究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萨伊、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经济学探索中的递升式理解逻辑，那么就无法解读他同期写作的《1844年手稿》的本真语境，从而丧失对手稿理解评估的真实客观基础；如果不研究1845年的《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致安年柯夫》，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次伟大思想转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如果不研究《伦敦笔记》，就不会深入发掘出《57—58手稿》的内在哲学逻辑，也就自然会与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重要哲学理论建树失之交臂，等等。

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一文本群的研究依然没有充分展开，有诸多不足之处。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MEGA2第四部分在80年代后陆续出版以来，苏联、东欧学者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批全新的极有价值的成果。例如苏联学者拉宾、巴加图利亚、马雷什，德国学者杨、耶克等人的研究成果。我国中央编译局的研究人员也在80年代以后开始介绍和编译MEGA2笔记卷中的部分介绍和内容。但由于这些文本中的绝大多数笔记至今没有正式在国内编译出版，所以研究工作在客观上是难以展开与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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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文本是马克思的每个理论创作前期所形成的手稿与有关理论研究的各类学术性书信。这基本上是马克思理论创造的原始地平，因为这是马克思自己弄懂问题、建构新理论的思想实验室。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一些未完成的与主动放弃的理论手稿和文本初稿，如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44年《穆勒笔记》中的论说手稿和《1844年手稿》、1845年初的《评李斯特》手稿和1879—1880年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还有马克思在一些重大理论创造进程中多次修改的手稿，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多重手稿、1850一1870年《资本论》三卷的多重手稿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的多重手稿。还有，在马克思的书信中，特别是他与恩格斯等人有关思想探讨的私人信件都是极其重要的理论文本。比如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卢格等人的通信，1844—1845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1846年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1850—1880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通信，等等。①

在这些手稿和书信中，我们能真切地看到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许多没有经过修饰的本真语境，从而能更清楚地把握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从研究和表述的差异性的角度来看，有的手稿和书信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论著。比如马克思在1846年底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过程中写给俄国理论家安年柯夫的信，就直接反映了他在理论思考中的一些新观点，即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统一起来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情境论。又如面对马克思的《57—58手稿》，在传统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仅仅将它作为经济学文本进行解读，并且以《资本论》的经济理论建构(剩余价值理论)的成熟度为评判尺度，这就极大地忽略了这个文本蕴藏着的丰富的哲学成果。而在我看来，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手稿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的理论丰碑，即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理论的创立。

导言

①在最近我对福柯的研究中，看到他在晚期关于个人主体自我的反思中曾经注意过个人笔记和通信的特殊性。在他看来，个人笔记本(hupomnêmata)是近在手边的话语装置，它的作用是为了构型自我。而通信则会是向他人展示自我的过程。(参见《福柯文选Ⅲ：自我技术》，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246页。)本书作者第四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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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个隐性制约的方面，那就是在原来对这一类手稿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用马克思后来正式发表的论著来简单地评判手稿的非科学的惯性思路①，这使我们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论及第三类手稿时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在这里，我注意到苏联学者伊林柯夫的一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本质和科学方法，绝不能从“考察马克思的各种手稿、摘录、草案以及他在最初直接接触经济事实的过程中浮现在脑中的各种想法的基础上加以复原”②。为什么？第一，他坚决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些论者，以青年马克思的手稿(主要是《1844年手稿》)的思想解读马克思后来的科学论著。第二，马克思科学方法最成熟的内容只存在于《资本论》中。第三，如果依据手稿和设想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只能使工作复杂化”。③看起来，伊林柯夫的观点似乎正好是反对我这里的研究思路的。而且，他给这种研究方法戴了很“高”很“大”的“帽子”，即“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手法。这让我不得不予以正视。伊林柯夫的这本书在当时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方面，是一部相当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俄文首版出版于1960年)。可是，我必须指出伊林柯夫上述观点的确错了。错在哪里？反对以青年马克思反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这也是本书的基本理论意向之一。可是，用马克思“最成熟的”《资本论》来指认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科学方法的唯一通道，这是非科学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不只是经济学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况且，只关心结论而不认真探究思想的形成过程，正是过去教条主义研究视域的根本弊病。而伊林柯夫担心对笔记和手稿的研究会导致问题“复杂化”，恰恰证明他及以他为代表的那种传统研究模式是一种简单化的线性思路。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用蒂尔的话说，即“要看它是已经’接近还是尚未’接近经典’著作而定”。参见[德]蒂尔《关于解释马克思的几个阶段》，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图宾根，1954年，第5页。

②[苏]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③参见[苏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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