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第七章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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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可以apriori[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①

以我之见，这里马克思的从“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一语，是极为关键的论断(引文中表示强调的黑体字标记为引者所标注)，因为马克思最终建立了一种“应该”与“是”相缝合的桥梁，即只有从实证的现实科学研究中才能引发出新的现实批判张力！我认为，这标志着马克思的科学批判话语的真正创立。正是建立在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上，科学社会主义才被真实地赋予现实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是以成熟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客观可能性。对此，马克思在不久之后的《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Die moralisierende Kritik und die kritisierende Moral)—文中又更明确地指出：

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weise)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materiellen Bedingungen)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之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②

马克思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ökonomischen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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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ingungen)没有育雏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neuen Gesellschaft)的物质条件(materiellen Bedingungen)”。①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不断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这也就是马克思致安年柯夫这一书信的最有意义的理论真谛所在。

当然，关于这个重要认识的飞跃性的观点，是马克思在不久后写下并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才第一次公开地表述出来的。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②。我们将在下一节对这一文献做专题研究。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接合

1847年，马克思撰写并发表《哲学的贫困》。这部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经典文献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本。根据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决定性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一文本第一次公开问世的。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对这本论著予以足够的理论关注和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

1. 蒲鲁东与《贫困的哲学》

在上一节的讨论里，我们已经从《马克思致安年柯夫》这封信中初步了解到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发表前后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想法。显而易见，那些想法还是马克思走马观花地浏览此书后的一些直观认识。不久之后，马克思用法文写作并公开出版了全面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论著——《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Rèponse a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Paris,1847)]。如何对马克思的这部论著进行理论定位，并不是一件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我在1990年前后读过恩格斯在1847年3月9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说：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妨碍《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扔掉算了”，因为出版《哲学的贫困》一书要“重要得多”。①当时我正在精心解读新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又自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文本，所以始终不理解恩格斯为何这样看待他与马克思唯一正面表述自己哲学新世界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现在通过阅读《马克思致安年柯夫》，又再一次反复阅读《哲学的贫困》，我才真正破解了这部文献的理论意蕴的一些密码，自然，也才真正知晓恩格斯此话的意味。现在，水落石出，我对于恩格斯称《哲学的贫困》是当时党的“纲领”这一说法也不会过于诧异了。②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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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现在的见解，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实际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观点的隐喻：一切重新建构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并以哲学来投射现实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马克思有自己的新哲学，从广义上说，它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离开了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科学研究，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视域中就不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在当时，这种现实的研究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实证批判，以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分阶段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反思。哲学，首先是这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南，这就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次，哲学进一步表现为一种对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生存情境的理性把握，这就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而后者，只有在1857一1858年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才得以完成。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刚刚开始将他在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新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科学建构之中。当然，这还是一种初步的并不完满的理论接合。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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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评述马克思的这本重要著作之前，我们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进行一些简单的评述。过去的研究也可能有意回避了这些方面。

对于蒲鲁东的思想，以及他与马克思的关系，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进行过一些初步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当1846年蒲鲁东自认为他第一个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了内在理论结构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的研究。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他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面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步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过渡阶段：一方面，马克思彻底摆脱了人本主义哲学构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方法中科学地面对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正确地理解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前提，根本上转变了他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认知态度，但还没有直接开始着手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鲁迅语)处于思想变革状态的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论著都很自然地带上了一种过渡性质的色彩，即科学的方法、研究前提与尚未解决的经济学具体理论问题之间的矛盾性。所以，对马克思这一阶段关于具体经济学和历史问题的看法，我们只能进行历史的指认，而不能夸大其理论逻辑语境的意义。这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5日致信蒲鲁东，邀请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的通讯组织，并请蒲鲁东担负起该组织在巴黎的通讯工作。①可是，蒲鲁东在当月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社会主义者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①。当然，他是想在承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用温火式的改良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同时，蒲鲁东明确表示愿意同马克思进行讨论，交流彼此之间的不同观点。蒲鲁东在给马克思回信时说，他的新著《贫困的哲学》即将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蒲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即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这样看来，他真是以神性的名义在拯救世界。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4—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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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阅读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时，人们往往被作者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打动。可在蒲鲁东的这部新作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与先前的他有着霄壤之别的另一幅面孔。原来那个质朴的为无产阶级请命抗争的斗士不见了，现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打着上帝的幌子，与资产阶级大肆吹嘘“调和”的漫画式的“思想大师”。蒲鲁东这种判若云泥的形象，无疑给原本对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存有一线希望的马克思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使他不禁产生啼笑皆非的感觉。这也使他下决心清算这位过去的老朋友。

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蒲鲁东的理论出发点不再是从人出发的公正，而是与上帝等质的一种“普遍理性”，即对社会规律的认识。②以我的见解，后来蒲鲁东从格律恩那里或多或少也了解了一些黑格尔哲学。可是，这位迟到的学生所思考的方向与马克思甚至整个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先进方向并不相同，他不是从黑格尔绝对理念背后的神正论复归于人，而是从现实走向神学。二者之间的大前提相去甚远，必然背道而驰。所以，开篇之初，他就声称：“社会历史无非是上帝观念的一个长期的确定’，一个人类命运的逐步启示”。不过，与古代的那种认识不同，蒲鲁东是通过“科学理性”来确认的神性，并将这种神学的假设作为他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如果人的劳动是上帝创世之继续，那么，蒲鲁东的理论就是在现实中“替天行道”。显然，蒲鲁东的这种理论前提足以说明他对当时的欧洲哲学知之甚少，特别对基督教文化之批判可谓孤陋寡闻。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中译本序言，第10页。

②参见[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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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蒲鲁东的理论基础是法哲学兼及一些经过中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主要是不准确的劳动价值论)，那么，《贫困的哲学》倒的确是他第一次这样卖力地甩卖经济学理论。蒲鲁东对经济学的理论定位也很有意思。他明确提出，经济学是一种新的哲学。他的这种口气乍一看有点像西斯蒙第，可实际上意思却迥然不同。蒲鲁东认为，“经济科学依我来看是形而上学的客观形式和实现”，谁研究劳动和交换的定律，谁就是真正的、专门的形而上学者。这是“一种富有逻辑性的科学或是一种富有具体性的形而上学，根本改变了过去哲学的各项基础”。①与马克思相比，蒲鲁东是将古典经济学直接认定为一种哲学，而马克思却从中发现了全部旧哲学解构的秘密这种论断显然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在黑格尔的思考视域里，市民社会中经济现实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绝对观念的历史实现的一个现代高点。可蒲鲁东的头脑就没有那么清楚明晰了，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全部历史都写在哲学家的著作里”②，于是，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它们就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们看来，情形却正相反，事实决不是有形物，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形物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③

在费尔巴哈以后出现的这种极简单而粗糙的显性唯心主义文字，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可它却成为蒲鲁东以哲学的名义来教训贫困的经济学家的法宝。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真正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辩证法的真功夫，只学会了一点外在的皮毛，即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调合段式，真乃舍本逐末。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参见[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7页。

②[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8页。

③[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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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第一章中，蒲鲁东还同时反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他认为，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和交换已经自发地普遍地组织起来，政治经济学给了我们这个组织的基本原理，并以人权来维护这个社会的运转；而社会主义则认为这个组织是产生出罪恶、压迫和贫困的根源，因而它必然是“过渡性质的”。这两种思潮要么对此完全肯定，要么对此彻底否定。相形之下，蒲鲁东则要求一种折中的态度。他的立场是想说明，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社会科学”，因为它说明了社会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即规律。这应该是一种研究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和不断的发展，社会主义将是一筹莫展”①。他的这一表述中显然是存在合理成分的。他甚至说，“社会主义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政治经济学里所有过的”②。比如，由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理论，经济学家承认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产生的，却据此去肯定现在的社会现实；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看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非批判性，由劳动价值论得出否定现实社会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必然要反对政治经济学。这二者，在经济学中表现为资本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二元对立。在蒲鲁东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都是极端的和片面的，高明的他则谋求第三个原则，即作为否定之否定出现的协调原则。③这也就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但又纠正它的错误，“使事实与权利协调起来”，从而得到“秩序”。④

第二章是蒲鲁东讨论用哲学对经济学的“拯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讨论围绕着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价值理论而展开。蒲鲁东直接指出，“价值主要地是显示出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社会性交换，再联系到它的天然状态才能形成它的功用，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概念”①。这基本是对的。价值又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是交换的必要条件，去掉使用，交换即等于零。蒲鲁东发现这是一对客观矛盾，而且，“二律背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性质”②。蒲鲁东认为，过去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理论上的弱智，他们只能直观地看到经济学中的正题或者反题，这是由于经济学家都不懂哲学，他们不懂“价值本质是绝对可以调和”的③。这种思路又是黑格尔的矛盾之调合正一反一合。并且直至这时，才由蒲鲁东第一次发现了政治经济学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构成价值。蒲鲁东认为，他的构成价值实现和调和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本质，供给和需求促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接触并且调和，二者在商业的构成中得以实现。在交换中形成比例关系，进入这一构成与实现的要素就是价值，调和后的多余部分是非价值。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8页。

②[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9页。

③参见[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0页。

④参见[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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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两种方式自然形成的社会之中，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人们特别把它叫做产品的价值，乃是一种公式，用货币记号来指出该产品在总财富里所占的比例。④

构成价值是一个合题，功用与交换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综合价值或社会价值，即真正的价值。价值是通过它在供与求之间的一种连续的摇摆现象而达到的一种绝对的经济规律。就这样，蒲鲁东自认为进行了有史以来政治经济学领域最伟大的革命。我觉得，此时的马克思肯定是感到哭笑不得的。

从第三章开始直至第七章，蒲鲁东描述了经济进化的五个时期。分工是经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分工本身是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第二个阶段是机器，机器是分工的对立物。第三个阶段是竞争，竞争是经济的调节，并为价值构成所需要。在此，蒲鲁东批评共产主义取消竞争，他认为问题不在消灭竞争，而在于使竞争得到平衡和监督。第四个阶段是垄断，由于垄断，人类才占有了地球。第五个阶段是警察或捐税。第八章蒲鲁东使用了一个非常吓人的标题：“人和上帝在矛盾律下的责任，或天命的解答”。蒲鲁东还在大势鼓吹，“社会的任务在不断地解决它的二律背反”①，例如人的理性与无限的神性矛盾，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社会发展中的二律背反）。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3页。

②[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0页。

③参见[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3页。

④[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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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发明了工作方法和机器，因而无可限量地增加了它的力量，然后用竞争来鼓励工业的天才，用资本的利润和企业的特权来保证它的收获，从而使阶级社会的组织变得更为深刻，更是不可避免的。②

蒲鲁东说，“关于这一切，不应该指责任何人”。他反对一切简单的肯定，因为社会经济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也反对一切激进的否定(他反对西斯蒙第的开倒车)，他期望“社会按照知识和经济的进步逐步改善”③。蒲鲁东自己，正是这种矛盾不断地协调的根本。所以，他自认为是法国的黑格尔。

有意思的是，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发表之后，蒲鲁东并没有公开答辩。但是，他在自己的一份手稿的页边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实际上，马克思悔恨我的观点处处与他相一致，而我却先于他提出来了……马克思实则是忌妒”④。他的这种自负真令人目瞪口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马克思究竟是不是与蒲鲁东“处处一样”。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页。

②[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

③[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77页。

④转引自[美]杰克逊《马克思同蒲鲁东的会见》，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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