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第一节《伦敦笔记》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进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他的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全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建构的新阶段，这也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的开创时期。MEGA2最新的资料显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之前，马克思还有一个重要的直接占有原始资料的研究过程，那就是全面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伦敦笔记》(London Hefte)。在对这个庞大的理论资料群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初步看到马克思后来科学思想实验的原初思路和直接原发点。

1.《伦敦笔记》与马克思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

1849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流亡到伦敦以后，刚开始还在力图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工人运动的经验。后来他们注意到，至1850年，欧洲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经济繁荣时期，这必定会导致工人运动走入低谷。而且，经过实际的斗争，马克思也再次体会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依然不够成熟，以至于把资产阶级社会危机与革命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所以，从1850年9月始，马克思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场”，即再次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是他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前言中这样说：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直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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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①

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中，马克思收集并利用了可能是当时欧洲最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将近1500种文献和资料，进而为他新的经济学研究和深入思考服务。

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其中标序号的有24本，大约1250页。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这些笔记大部分保留了下来，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②这一笔记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创立自己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原始资料群，所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理论建构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直接思考前提。在这些笔记中，文献的选择和整理本身就预示了马克思即将开始的思想实验的基本思路，而在摘录中写下的批注和包含在笔记中和笔记之间的一些手稿，更让我们直接看到马克思下一步思想实验的最初构想和脉络。《伦敦笔记》将全部发表在MEGA2第四部分的第7—11卷。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第7卷(《伦敦笔记》第1—6册，柏林，1983年)、第8卷(《伦敦笔记》第7—10册，柏林，1986年)、第9卷(《伦敦笔记》第11—14册，柏林，1991年)。第10卷(《伦敦笔记》第15—18册)和第11卷(《伦敦笔记》第1924册)正在编排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4卷，收入了《伦敦笔记》中有关李嘉图的笔记(第4册第55—61页，第8册第19—65页)、李嘉图笔记的索引和一个单独的手稿《反思》(第7册第4852页）。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②2008年8月，我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资料馆中，亲眼看到了这一笔记的原稿。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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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以上24本篇幅各不相同的摘录笔记上全都做了编号，并标注连续的页码，这些笔记的主体部分是他于1851年所做的笔记。②

在1850—1851年马克思所写的前7本笔记，主要是研究货币理论问题，其中对“通货原理”和“银行理论”的讨论是主体。在这里，他摘录了图克、泰勒、加尔涅、毕希、桑顿，以及斯密。一般地说，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摘录主要是为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国家货币学和信贷政策中去寻求1847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他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存在于流通领域，而根源于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矛盾之中。但是面对蒲鲁东一格雷一类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者们将消除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期望建立在对货币和信用领域的“改革”之上的迷误，马克思不得不同样从这一层面开始他的理论分析。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从马克思笔记本身所关注的专题和思考点来看，他实际上更注重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研讨，因为在此否定李嘉图就意味着马克思必须建构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视域中超越《哲学的贫困》的重要一步。其佐证是，在这阶段摘录之后，马克思于1854年另外写下了一个单独的加工性笔记：《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Bullion.Dasvollendete Geldsystem，以下简称《金银条块》)。③在这一由两个笔记本构成的笔记中，马克思专题式地重新系统摘编了他分别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以及刚刚写下的《伦敦笔记》中所摘录的80多位学者有关货币问题的经济学论点。此手稿遗失了近12页。从马克思的摘编线索和加写的提示来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论起点已经在这里得以确认，这就是对蒲鲁东一格雷的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错误的批判。有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在第7册笔记中写下的《反思》手稿中看到。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一—163页。

②《伦敦笔记》的24本笔记中，1850年4本(第1—4册)，1851年14本(第5—18册)，1852年2本(第19—20册)，1853年4本(第21—24册)。

③参见 Marr-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IV /8, Berlin: Dietz Verlag,1990, S.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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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笔记》第7册笔记的最后，马克思重新摘录了斯密的主要著作《国富论》，所切入的问题还是货币与货币资本。第8册笔记，是马克思在第4册笔记中重新研究李嘉图主要著作的续篇。也是从第8册笔记开始，马克思较多地转向一般经济学理论的评论，除去价值、利润、工资等问题，他主要摘录了地租方面的资料。除了李嘉图，马克思还摘录了斯图亚特、图克、巴顿、拉赛姆、德·昆西、凯里和琼斯的著作，但其理论关注的思考中轴还是李嘉图。这是马克思第三次认真地面对李嘉图，从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一次“认真面对”直接显示了马克思在根本推翻李嘉图之后必然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前兆。并且，我们从马克思为李嘉图笔记所专门编制的索引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思想逻辑演变的踪迹。①

在第11册笔记中，马克思主要关注工人的生存状况，其中有工资、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制度、就业、卫生保健、工会和机器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马克思摘录的主要对象是霍吉斯金、欧文、西尼尔、托伦斯、布里尔顿、菲尔登、兰格、盖斯克尔等人的著作。

在第12—13册笔记中，马克思集中摘录的内容主要是农业问题。在第14册以后的笔记中，马克思分别摘录了殖民体系问题(第14册，第21—23册)；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特别是工艺史和发明史的研究(第15册);历史和经济史方面的问题(第14册，第17—18册，第20—22册，第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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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册):银行问题(第14册)：文学史(第18册);文化史(第19册，第20一21册，第24册);妇女问题(第19册);伦理史(第20—21册)；当时的外交政策(第14册)。这些摘录表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经济学，而几乎涵盖了当时西方社会出现的全部文化科学。可以说，马克思后来的每一点重要的科学进展都是真实地直面现实历史和文化的结果。

2.《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的初步理论所得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在《伦敦笔记》时期的经济学研究是他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起始阶段，也是最初的占有资料的过程，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所进行的重要革命性思想实验。但是，就是在《伦敦笔记》时期的摘录性笔记和手稿片断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后来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大体线索和方向。我以为，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伦敦笔记》的前10册和此间的一些手稿中。在此，我们将作一些初步的逻辑探讨。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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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看到，1851年3月，马克思在第7册第48—52页写下的《反思》(Reflection)①，也正是从批判蒲鲁东和格雷这样的“蠢人”开始的。我发现，这一手稿是《哲学的贫困》未完成思路的继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一格雷的改良主义的实质还是建立在保留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幻想。“他们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②。他们根本不了解，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恰恰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的生产方式为基础(der jetzigen Weise der Production beruht)”③。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坚持资产阶级基础”的改良。在蒲鲁东一格雷那里，他们不能真正透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迷雾，不能理解社会关系本身的颠倒，所以他们总看到一种虚假的现象：“价值与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④，只不过是因为现行的货币交换体系才破坏了自由平等的真实实现，所以，他们的全部改革都是致力于消除流通领域的矛盾，通过理想化的“货币体系”实现自由，这样，他们的平等理想实际上成了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理想。这是他们停留在社会经济现象层面的必然悲剧。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对货币形成了一定的历史性的科学认识。一方面，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货币制度与古代社会中存在的那种等级制的确不同，“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平等”，因为这已经不像过去，“只有特权人物才能交换这个或那个，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的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的物质变换”。⑤另一方面，马克思注意到：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8, Berlin: Dietz Verlag,1990, S.227 - 234.1977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苏联《共产党人》1977年第1期上。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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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的范围内，个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变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在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受社会限制的主体，进入由他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交换。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者，进入同社会为万物的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①

在过去那种情况下，收入的性质仍然取决于谋得收入的性质，而不像现在这样单纯取决于一般交换手段的量。所以，那时“工人能够与社会发生的并且能够掌握的那种联系，是无比狭窄的，而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变换的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②。而在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都被彻底打破了。在今天的这种交换中，“质的阶级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之中，消失在购买者拥有的货币的多少中”③；金钱的量消灭了阶级的质性差别，“货币作为阶级对立的最高表现，同时使宗教的、等级的、智力的和个人的差别变得模糊。”④这是因为，

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⑤

表面上看，自由平等似乎真的实现了。

可是，马克思在更深的层面上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隐藏在这“表面的平等”现象背后。单纯的交换并没有改变“总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的根本对立。马克思还透视到，这种交换本身就表明了“事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才使财富“具有资本的性质”。①他认为，“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 mit den materiellen)的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bestimmte Weise und einenbesondren Inhalteingeschränkt)”②。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正是资本产生着“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使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生产过程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秘密并不在于商品(财富)流通中的交换关系，而在于资本关系支配下的生产过程。关于这一点的思考，未完成的《反思》手稿并没有展开。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16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163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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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第8册笔记中，马克思在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摘录中已经直接指出，利润不是在交换和分配中产生的，而只能由生产创造出来。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固然个别特殊的利润可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这个余额只有在交换中实现，但绝不是在交换中产生的，“每一个有产阶级的原有收入必然来自生产”。③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只有当他交换工人的劳动产品能够带来利润时，他才肯同他进行交换”④。所以，当李嘉图在区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时，就指出市场价格的偶然性，同时他还说明，他是着眼于这些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自然价格、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润”。对此，马克思这样评价李嘉图的观点：

李嘉图把他认为是偶然的东西抽象掉了。然而叙述实际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他称为偶然的运动但却是稳定的和现实的东西，还是它的规律，即平均关系，两者同样都是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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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东西。①

马克思这时已经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否定现象，而恰恰要说明现象是如何以歪曲和颠倒的形式遮蔽本质的。这样，现象学的批判再一次成为必要。

在马克思写于1854年的《金银条块》手稿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进行一种学术资源的思考和再加工的努力。在《金银条块》中，面对80多位作者，马克思对其中的52位作者的63本论著的观点做了比较性的研究，并概括了一些相近的主题，对其他24位作者只留下了一些标题。在这一重要的比较性研究中，马克思写下了少量的一些评注。从手稿的内容来看，一些是马克思认为可以作为在货币问题研究上的参考的重要理论观点，这种编排本身体现出科学的货币思想史线索；另一些是马克思明确指认为错误观点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然是马克思为自己以后在研究中批判使用而准备的。总体来说，手稿显示出马克思已经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他已经将货币视为一种历史性的规定，虽然货币的诞生早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生，但货币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支配下才真正成为普遍的东西，从本质上看，它不过是在事物的外壳下隐蔽着的社会关系。人直接陷入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的奴役之中，货币以事物的形式与人们相对峙。这种对峙以表面的平等遮蔽了生产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剥削本质。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金钱拜物教的本质，因为流通与货币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的现象层面，并且是颠倒的现象。②这也使他能有力地批判蒲鲁东一格雷的那种试图以改革货币体制来实现的假社会主义。马克思以手稿的副标题“完成的货币体系”作为反讽。这里的思考，可以直接通达《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论开篇部分。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IV/8,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0,S.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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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下一阶段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体思路已经初见端倪了。从《伦敦笔记》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其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

3.《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文本结构

在《伦敦笔记》之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其成果就是著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Ökonomische Manuskripte1857/1858)。我认为，这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思想实验室，也是他进一步运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深化的发源地，特别重要的是，他由此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和批判的历史现象学。接下来，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文本及其逻辑结构。

马克思这一手稿的写作时间为1857年7月至1858年10月，一共有四个手稿，分别写在八个笔记本上。具体情况是：

一、马克思先在后来编为“Ⅲ”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共7页的《巴师夏的《经济的和谐》》手稿(马克思后来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又给这一文本加上了《巴师夏和凯里》的标题)，笔记本封面上有马克思亲笔所记录的时间：“1857年7月于伦敦”。这一文本的首次发表，由考茨基①于1904年3月以《凯里与巴师夏》为题，刊登在他主编的《新时代》第2卷第27号上。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考茨基(KarlKautsky，1854—1938)，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领袖之一。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1854年10月16日卡尔·考茨基生于布拉格，1874年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1875年1月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81年3月被派往伦敦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由激进的民主主义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885年迁居伦敦，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19世纪80—90年代发表著作，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史观以及党的纲领作了通俗的论述，曾得到恩格斯首肯。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同倍倍尔等人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主要理论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代表。考茨基是卡尔·马克思代表作《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者。主要代表作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基督教的起源》(19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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