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二、马克思在编码为“M”的笔记本上写下了23页(编码为22页，其中有两个第9页)的《导言》，马克思在这一笔记本的封面上注有“1857年8月23日于伦敦”。这是马克思开始写“导言”所标注的时间。封面上没有标题。这一手稿，恩格斯在世时并没有注意到，1902年由考茨基在整理手稿时发现，并于次年发表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杂志第21年度第23—25号上。

三、马克思写下了编码为“I-Ⅶ”共七册笔记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原页码为278页，总字数共计59万字(中文)。其中，第一册是48页，第二册是29页(其中第29页遗失)，第三册45页，第四册53页，第五册33页，第六册44页，第七册63页。文本的写作时间大约为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在第Ⅰ册笔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没有写标题，一直到第Ⅶ册笔记本的封面上，才标有马克思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的标题。这也是这部手稿的标题。后来苏联、东欧学者根据马克思一封书信的内容将其标题拟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 年》(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57/1858)。后来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这一文本的讨论中，人们通常简称其为Grundrisse.

四、马克思于1858年6月又重新在“M”笔记本第23—33页为后七个笔记本编写了一个索引，即《七个笔记本的索引》。从文本的具体情况来看，马克思的这一手稿并没有清晰的理论结构。这也表明，马克思不是按照预先想好的计划写作的，确切地说，文本的现有格局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七册本的主体手稿中，马克思刚开始没有标注题目，只是在第二册第1页写上《货币章(续)》。在第8页上，马克思开始将《资本章》称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章》，在第三册第8页上(《巴师夏的〈经济的和谐>》手稿之后)重写为《资本章(续笔记本Ⅱ)》。

以我的认识，马克思这一手稿的写作情况是这样进行的：

首先，1857年7月，马克思先写下《巴师夏的〈经济的和谐》》，此时他并没有准备全面思考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思路问题，所以这只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之后的一种具有前提性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哲学的贫困》中那种经济学批判的继续和深入。以该书的思路，这实际上仍然延续了从暂学历史观出发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思路。然而，它当然不是马克思自己将要进行的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以他很快放弃了这一写作。该文本有意义的理论质点，是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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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857年8月，马克思写下《导言》。以我的看法，这个《导言》不是马克思成熟的文本，而是他对自己这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基点的探讨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此外，它还包含了马克思初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写作的分篇设想。这个构想后来基本上也被放弃了。

再次，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马克思写下了“Ⅰ-”笔记本，这是手稿的主体部分。在《货币章》中，马克思以“货币”为论述的起点，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最大的假象。从经济学的尺度来看，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因素①，第一次认证了商品生产的二重性②，还揭示了商品生产中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③然后在《资本章》中，马克思重点说明了支配全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存在本质的资本关系。这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真正支配一切的“普照的光”和“以太”。在经济学的进展中，马克思第一次界划了“劳动”与“劳动力”④，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constantesCapitals)”和“可变资本(variables Capitals)”。⑤在完成手稿主体部分的写作之后，1858年6月，马克思又写了一个“增补”篇《Ⅰ.价值》，并在那里确认，商品成为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⑥以我之见，这一手稿本身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已经完成了的逻辑体系，而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的实验过程。这是一个草稿，一个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庞大文本群。也正是在这个革命性的思想实验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才得以进一步深化，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现象学才得以形成，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才得以创立。然而，以往人们的研究仅仅只关注到第三个伟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89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111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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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重要的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发表。1939年，手稿由苏联中央马恩列研究院以德文首次公开发表，当时手稿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68—1969年苏联学者在编辑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时，将手稿易名为《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后来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收录这一手稿时，沿用了这一书名。而1976年MEGA2第二部分第1卷在重新出版手稿时，再一次恢复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个名称。由此，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中，人们常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指称这一手稿。1962—1964年，我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刘潇然先生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39年德文版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2—4册(即《资本章》和《价值章》);1975年又出版了该书的第1册。1979—1980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6卷上下册中，再一次全文刊发了这一手稿，手稿编排完全按照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手稿自1939年公开发表以后，在西方被称为继1932年《1844年手稿》发表以后的“第二冲击波”。甚至在阿尔都塞提出著名的“断裂说”之后，还有人将其称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失落的联系环节”，试图架起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的桥梁。在他们那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成了马克思思想创作的“顶峰”，它的发表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马克思”①。显然，这里有一种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对立起来的意向，对此，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认为，在马克思哲学逻辑的发展进程中，《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确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高峰，这是由于马克思在后来的纯粹经济学文本(包括《资本论》)中，没有再讨论这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G.A.科恩①的“了解《大纲》的最好办法就是事先阅读《资本论》”恰恰不是好的建议。②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英]尼古拉斯：《不为人知的马克思》，载《新左派评论》1968年第48期；英]麦克莱伦：《马克思的《大纲》》，伦敦，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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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哲学逻辑定位

在过去我们对马克思《1857—1857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中，这部论著主要是被作为经济学文本解读的。③自1939年它第一次发表以来，就基本上被定位为马克思经济学变革初创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手稿(《资本论》草稿或初稿)。在研读的精深层面上，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经济学家的身影。虽然也有一些哲学家不断地从该文本中找到“三大社会形态”和“异化”概念，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没有想到，此手稿实际上在总体上直接具有哲学和经济学二重性质，准确地说，这一手稿的确应称为《1857—1858年哲学—经济学手稿》。④而且，这种双重性不是二元分立的，而恰恰是一体化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发现同时也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最重要也是最终的理论逻辑完成。胡克有过一段过于简单的表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价值、价格和利润这些神秘东西’的产物。”实际上，这是一个双向的建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方法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话语中轴，而经济学的具体深入又使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巨大的飞跃。①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的建构。为了使这种论点能够在下面的具体解读中顺利地成为支援意识，在此我们先做一些基本的理论逻辑说明。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科恩(Gerald Allan Cohen，1941—2009)，英国哲学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②参见[英]科恩《论《大纲》的思想》，载《今日马克思主义》1972年第12期，第373页。

③其中较出色的论著有：美]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德]缪勒，《通往《资本论〉的道路》，钱学敏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顾海良，《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参见孙伯镑、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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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已经讨论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不是面对抽象的自然存在，而是面对社会历史存在亦即社会历史之中的自然。这种社会历史存在“本体”主要不是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人类社会活动过程，即物质实践。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基石的实践本身是历史地建构和解构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时期的实践都是不同质的，也都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准确地说，实践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改造外部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物质活动。一方面，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创造性活动，经历了一个从人力、自然力到工业力，然后是科学实验(即实物活动的特殊操作)的变更和发展的过程。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创造已经是模拟现实中的建构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改变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结构有序性的新的客观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创造性共同构成马克思在《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说的实践的主体特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实践被进一步具体复归于物质生产活动，生产被界定为人与社会的历史性生存规定。进而，这类活动的形式，即怎样生产的方式被确定为一定社会存在的本质。马克思已经揭示出，社会存在的基始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一定的生产力是一种基础，而在此之上所形成的社会的本质即是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生活现实主要不是指物体，而是被确定为一种客观社会活动。社会存在只发生于人的社会性相互活动中，在人的客观物质实践中历史地被建构与解构。如果有一天人们不生产、不交往，那么人的社会历史存在就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所指认的社会生活中的物是极难理解的。这种社会存在“事物”，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人在活动中形成的功能性的社会关系与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构以及社会过程中的规律也同样是由人每时每刻的活动建构与解构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它们可以事物化，但这种物的替代物也必须处于活动的特殊功能之中，否则即失去了其特定的社会系统质。后来，卡尔·波兰尼①的经济人类学中的实在(substance)，就是指认一种在社会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互动过程。比如他将经济规定为人与对象和社会环境之间的非实体变换。②也因此，马克思在1859年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自己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时，将历史唯物主义中决定意识的“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 Sein)”直接指认为一种“物质的生活关系(materiellenLebensverhältnissen)”，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bestimmte，notwendige)、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③这是马克思唯一一次在主要文本中使用gesellschaftliches Sein一词。④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参见[美]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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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克思用以指导(Leitfaden)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秘密，是一定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的科学抽象。这是一种关系性的本质反映，而不是直接反映物质对象(Ding)。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透视，不是通过一定的直观直接面对物质实体的。正如我们已经指认的那样，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都是一种科学抽象，根本不是对象物，而是一种本质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中的组成部分也是如此。可见，马克思所确认的社会历史存在为基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性也正是如此它根本不能由感性直观来达及，恰恰需要由科学的具体抽象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是在自然物之上的社会关系存在。对此，日本学者粟本慎一郎说：“生产关系并不是表层上可见的物理性的简单组合”，这无疑是正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就是要从“那些看似虚幻的社会关系中把握真实的存在”。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存在本体论有一定道理。但这并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仅仅关注社会存在，“自然唯物主义”仍然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前提。马克思新世界观中已经没有旧式的本体论，这里的“本体论”只是在承认自然物质基始性的前提下人们面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历史性视角，它绝无将社会存在视为世界的本原之意。毋庸置疑，这一点十分重要，它开启了走向马克思社会历史认识论殿堂的大门。下面我们将会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遇到大量的经济现象，面对这些经济现象，马克思反复强调这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属性，表达了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泾渭分明的立场，否则，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区分二者，如果我们混淆了二者的重大差别，那么将趋同于拜物教而误入歧途。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旅居英国的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麦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哥哥，20世纪公认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布达佩斯大学攻读哲学及法律，于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1933年移居英国，曾先后在牛津大学的本宁顿学院和伦敦大学教书。1935年之后，开始在美国讲学。1947年，波兰尼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并受聘为副教授，讲授经济史课程，并主持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跨学科研究课题。主要论著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1935)、《大转型》(1944)等。——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参见[英]波兰尼《人的经济》，纽约，1977年。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参见 Karl Marx, Grundriss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Ⅱ/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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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在1845—1847年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建构中，马克思基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已有的抽象，从中直接提升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等一系列抽象的哲学规定性。这也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构架。我们也看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哲学建构(思路1)与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批判(思路2)并没有有机地接合起来，特别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本质的哲学抽象，还没有真正复归于现实历史，即与社会生活的复杂的具象相统一。直言之，当马克思还没有通过经济学深入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层面，尤其还没透析“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作中社会本质的颠倒性事物化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抽象就还没有完全得到历史确证。我以为，马克思在他第三次经济学研究，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必将完成这个重要的跨越。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参见[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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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思真实地进入经济学具体研究之后，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遭遇到复杂的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如大工业生产之上的流通、分配和消费体系。这种特定的经济活动和复杂结构，并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简单关系，它更主要地倾向于从特有的资本的权力结构统治的生产方式中建构出来的新的不断复杂起来的社会现实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马克思这时发现，这种狭义的经济活动和结构本身是历史的和暂时的。这是《马克思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的理论成果。一般物质生产是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而物质生产形式发展到现代商品经济方式之后，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是由市场竞争的交换系统生成和建构出来的流通与分配的中介性过程。它是一个巨大的中介结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中介中发生事物化和颠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本来在生产之上形成的东西却成为主导性的东西、决定性的东西。简而言之，在现代商品经济活动的表象中呈现出来的似乎主要不是生产，而是价值实现。一切都必须实现为货币。于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经济活动中的中介性工具现在却成为高高在上的神。它的神奇性，在于当它能带来更多的货币时，资本就作为上帝出现了。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通过抽象出资本(“普照的光”)的生活关系，才第一次科学地确认了资本的“主义”(Kapitalismus)这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自己的主要著作中，几乎没有使用过名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极少量的使用发生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先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这里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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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ismus)，然后是在《资本论》第二卷中。①《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后，他在大部分文本中都是使用形容词上的“资本主义的”(capitalisten或kapitalistische)。也正是在资本主义这种复杂的社会存在中，不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以一种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社会的本质都被歪曲的假象和颠倒的经济具象所遮蔽。在这一点上，我们显然是不能简单地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的。

我们知道，由于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存在视为永恒的自然物质存在，所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开始进行的政治经济学(die politischeÖkonomie)研究，正是为了批判和否定这种意识形态谬误。马克思旨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方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地变化着的现实。正是这种历史性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多重颠倒的复杂结构。在这里，本质被假象遮蔽起来：真的成为假的，假的成为真的；虚的变成实的，实的变成虚的；主体物化为客体，客体翻转为主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事物化的经济现象中形成他们特有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社会历史存在直接设定成经济运行本身的自然的客观属性，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对于人类生存的本质颠倒，直接被指认为人的天然本性(“自然法”)和社会存在(生产)运作天经地义的正常形式(“自然秩序”)，如此一来，三大拜物教就会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②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构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同时，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出路，即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事物化意识，在科学批判的起点上形成更接近社会历史本质的科学认识论。实际上，这种科学认识论也就表现为不断深化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逻辑，即以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为前提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geschichtliche Phänomenologie)。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 参见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 1861 - 1863), Marx 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Ⅱ /3, Bd. 3,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8,S. 1114;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and 24, “Das Kapital", Bd. , 1. Abschnitt, Berlin/DDR:Dietz Verlag, 1963, S. 123。

②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三章。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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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认识论与科学的抽象

我们已经说过，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这主要体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社会历史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马克思在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即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研究的过程中，针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理论，它主要体现为经济关系成为社会生活主导性的方面，人们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力量所奴役。前者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确定的重要理论观点，而后者则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逐步形成的新见解。我还发现，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萌生的还有十分独特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其核心构件就是面对社会生活的科学抽象问题。

如上所述，马克思刚开始转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时，他在1844年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的初始阶段上，曾直接反对和批评斯密、李嘉图对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经济学抽象，直到在1845—1847年他才意识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抽象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关系。我们也已经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对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的抽象，它与直观的自然唯物主义截然不同。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不是简单的主观抽象，而是一种社会生活本身的客观抽象，例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实践，就是科学的客观抽象，因为实践活动总是当下在场的，连《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确认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也总是在社会活动中功能性存在的。它们都无法由静止直观，尤其无法由个人直观所达及。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社会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了。首先是认识对象的异质性。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当人们面对自然对象时，自然对象总是处于特定的历史的实践中，以实践的方式和程度历史地向人折射，人们对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都与实践的历史性相关。人不是简单地直观和旁观自然，而是通过实践的棱镜介入其中，都与此棱镜的历史性透视度息息相关。事物是前提，但并不是决定认识本质的要素。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深刻地洞察到，建立于传统自然经济之上的旧唯物主义那种自然物质直接决定意识的观点是错误的，自然物质是第一性的，但只有历史性的实践才直接决定认识自然对象的性质和方式、方向和程度。①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对自然对象的认识也属于广义社会历史认识论。当然，如果从狭义的范畴来看，直接面对社会存在的认识当然也不同于对自然对象的认识，社会认识本身是对实践结构自身的认识，即人对自己活动和生活的认识。人自身正是构成社会历史认识论的认知对象，这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在历史活动中，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如海德格尔后来悟到的，“此在”(现实历史时间中的个人)总是在世之中的。神谕言，“认识你自己”，可人认识自己无疑是最难的，因为人自己不是外在的对象。反思一种身处其中的活动过程，比认识静止的物还要困难。这种抽象是难以体察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一般的对象物之上的静止映象，而是一些功能性行为经验的抽象，特别是非个体行为的社会整体活动结构的抽象。以现代科学认识论的观点，这种抽象本身自然受到概念构架的制约，而认识社会历史则更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它同时还要受到实践功能度本身的制约。在社会认识中，认识结构与实践结构同体同构、如影随形，社会实践的复杂、社会生活的复杂必然导致社会认识的错综复杂。可见，对社会对象的认识与对自然对象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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