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其次是历史性认识的非个体性。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直接批评斯密等古典经济学的鲁滨逊式的个人认知的观点。这种观点为什么不对？因为这种观点沿袭自洛克的思路，即经验的个人直观。然而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其实每个人在教化成人之后，并不总是直接面对客观外部世界的。对于面对世界的个人来说，间接经验和间接知识往往是决定性的。这是黑格尔将理念作为世界之始的逻辑缘由。人从幼年到成人，大部分时期是在接受千百万人所认同的感性经验：一方面是处于直观中的人们的习惯、共识、情感、心理、文化传统的“都这样”；另一方面，概念本身就是千百万人的千百万代实践与经验的结果，我们常常是用概念在“看”(波普的“观念先于观察”和汉森的发现模式中的“理论负载”)。个人如果不处于科学、生产和变革社会的前沿，也就不会直接处于创造性实践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个人的每一种个别感性经验，也总是经由外部影响通过个人掌握的社会意识形式这种最复杂的棱镜折射而成的。感性材料的理论加工并不都是个人亲眼看到的东西，而是指感性经验的总和，社会地完成了的直观，即个人围绕一定对象从其他一切人那里所知道的一切。而且，语言是认识的重要中介，与其说个人亲眼观看世界，还不如说个人用千百万只眼睛观看世界，当人们面对社会现象时，这个特点显得尤其突出。马克思经常提及社会生活决定观念，不是指留在个人记忆中的物的感性映象，而是指社会现象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社会存在中的本质与现象不同于自然物质客体的现象(内与外)，即相对主体的显相性、意向性。在社会存在中出现的是社会历史主体建构活动的现象与关系(规律)的本质，更何况社会现象固然是客观的，但并不是本质，而且其间还到处充斥着可能掩盖本质的假象。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①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施密特曾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参见[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1—112页。

597

再次是历史认识论中的科学抽象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是在与一些基于经验直观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谈论个人的眼睛不能直接看到的社会存在的东西。我们已经界说过，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不仅是指物体，而主要是指感性活动、活动中的关系与功能性属性。用今天的复杂性科学话语来说，就是活动过程中的系统质与系统结构。面对这些对象，人们不能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来观察的，只有通过科学抽象的中介。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里，认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被严重边缘化了。其实，认识论研究是哲学理论构境逻辑中最前沿、最具活力的方面。有机会，我会专门回到这个重要问题上来。——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598

马克思在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关于抽象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难题。亘古至今人们对抽象已经有过相当多的不同层面的论述，如观念抽象(经验抽象)与主观抽象(内省抽象)，客观现实的抽象(工业与交换)与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抽象的类型也有所不同。如柏拉图的抽象理念就不是以工业为基础，而是以感性经验直观之上的理性抽象为基础的。此外，还有东方式的易经之类的抽象。实际上，我已经多次暗示，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比较近的抽象认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配第到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科学抽象。这种抽象(含社会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基础。

但如果从更深一层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对抽象问题的思考还涉及“多”和“一”的关系，即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抽象总是从现象中抽选出共相(本质)来。我们可以说，抽象观念的发展就是从“多”(经验现象)到“一”(理性概念)。概念是事物的类，是对共相和规律的主观指认。从“多”到“一”，也正是哲学本身的发端，如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所指认的万物背后的第一存在，万变中的不变。这也就是从柏拉图理念(相)论到中世纪一神论(“绝对本质”)，直至黑格尔绝对观念的步步深化的逻辑布展。可是，当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步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过去观念的抽象开始直接发生在客观社会生活现实中，成为现实的客观“抽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经济在市场的竞争与交换中，似乎不断实现着某种客观的从“多”向“一”的抽象转化：首先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一般(标准化和齐一化的初始发生)，无差别的劳动一般(抽象劳动的基础)，然后是市场交换中必然出现的价值一般。价值(等价物)交换(同一性，Identität)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真正的“类”(劳动)关系，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表现)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抽象整体性的真正开始。从劳动到价值、货币再到资本的过程，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客观抽象的历史逻辑。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才成为当代社会存在中“普照的光”。这种过去在神幻中出现的“上帝之城”的“一”，现在由工业历史地创造出来，但这一次不是绝对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资本开辟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历史。在今天，也就是征服世界的美元、欧元这样的硬通货。正是通过它，才建构出人类社会现实的真正同一性。后来阿多诺反对的正是这种同一性的钳制，而海德格尔等人没有充分注意到它的存在。这种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现实发生的客观抽象，才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科学抽象的基础，也是黑格尔思辨哲学和马克思1845—1847年哲学抽象的基础。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599

当马克思直接进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后，他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他还必须界划自己的理论抽象与李嘉图的理论抽象之间的根本异质性。马克思已经开始理解，李嘉图之所以能站在全部经济学的最高点上，主要在于他的经济学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在现实中达到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最高形式。其实，李嘉图的抽象与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形式的抽象”或“任意的抽象”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之所以确认李嘉图的抽象已经是一种科学的抽象，是由于李嘉图在继配第、斯密之后，能够在大工业已经充分显露出来的经济活动的众多复杂的现象中直接寻找到本质。在《伦敦笔记》第8册中，马克思写道：

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一定产品看作[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在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摆脱物。①

马克思还指出，“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打交道，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所谈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②。根据马克思的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那里所取得的进步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从手工业生产还无法脱离的对象化劳动到机器大生产中的抽象的社会化劳动的飞跃，是李嘉图的科学抽象与过去经济学家的抽象理论之间差别的基础。可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限制，李嘉图又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事物化社会结构指认为一种永恒不变的天然状态。李嘉图的抽象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多”中之“一”，但是它仍然渗透着虚假的自然永恒性；而马克思重新建构的科学抽象是在批判性地透视社会经济现象之后对生产关系本质的透视，它彰显了现实的历史性。马克思在这时不仅承认李嘉图的经济学抽象，更重要的是他还使这种抽象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抽象，使它自始至终贯穿着彻底的历史辩证法的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600

正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提供的这个“人体”，在李嘉图停下脚步的地方继续向前求索。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知道物质规定性，只知道可以捉摸之物，然而他们无法理解社会关系不是实体存在，而却具有物的客观特性。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无法看到这种规律，而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进步之处也在于看到了劳动一价值这一科学抽象本质，但是他们仍然无法真正科学地形成历史性的科学抽象。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旧哲学所指认的那种线性的、单质的东西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切过去的简单社会存在的规定性在这里都具有了复杂的关系和表现形式。不再有简单存在的人，只有各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介了的人，自然对象、劳动活动如此，民主、自由和博爱自然也是如此。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王国中的社会关系本身并不是实证对象，而是客观的“形而上”之物。资产阶级经济学除去古典学派，后来大多成为实证科学，即形而下之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抽象劳动的历史形成，只能是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生产中获得的那种生产和经济形式的客观特征，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事情。显然，物质对象本身并没有抽象，只能是人类历史的实践才会有客观的抽象。这又是一种历史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价值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是一种抽象，它不是价值悬设，存在但不直接显示。价值不是现成的，看起来，它们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交换关系，从历史上看，从价值到价值形式再到货币(价格)存在着一个历史形成过程。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它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媒介的，如自由竞争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最初形式，越走向当代，价值转换关系就越复杂，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我们已经根本不见它的真面目。我们会发现，这个价值的实体化、事物化(Versachlichung)，成为一种特殊的支配事物的物，才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最深刻的一种社会存在物，这恰恰也是最容易误解的哲学层面。价值实体(商品、资本)是真的事物(Sache)，却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难理解的物。因为这个物具有二重性的悖论：它具有使用价值的效用存在，但这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社会本质，其本质是人类的一般抽象社会劳动，即价值。但是，价值本身在市场竞争和交换中并不以自身的直接形态表现出来，而必然以交换等价物的事物化形式即货币价格实现出来。这不是一种实体性的物，而是一种事物化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颠倒的关系性的事物。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601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由广松涉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引起的一场争论，即马克思文本中的物象化理论的问题。应该说，他十分敏锐地发现，在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文本中，存在着两个相近的批判性概念，即 Versachlichung 和 Verdinglichung，他将Verdinglichung 锚定为传统理解中的物化概念，而将Versachlichung重新标定为一种新的思考语境，并将其日译为物象化。①他的这一翻译对日本马克思研究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都认同于Versachlichung的日译汉字—物象化。而我发现，在广松涉的哲学研究中，实际上他深受胡塞尔一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观念构架的影响，在胡塞尔那里，有“朝向事情本身(sich nach denSachen selbst richten)”和“回到事情本身(auf dieSachen selbst zurükgehen)”之说，这里的事情(Sache)即马克思所说的区别于那种旧唯物主义和假想中的外部物(Ding)的与人相关的事物，并且，在胡塞尔那里，真正的事情即是真正的现象。在后来的维特根斯坦那里，Sache一词又变形出Tatsache(事实)、Sachlage(逻辑可能的事态)和Sachverhalt(基本逻辑可能事态)等词。也由此，广松涉才会将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一词意译为“物象化”。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这两个词的使用率都是较低的。据我的不完全文献数据统计，Verdinglichung一词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根本没有使用，而Versachlichung一词则出现过6次。在马克思其他这一时期主要文本中的情况为：Verdinglichung一词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1—2卷中都为零，只是在《资本论》第3卷中才出现过 2 次(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and 25, “Das Kapital", Bd., Berlin:Dietz Verlag，1963，S.838,888)。而 Versachlichung一词，也只是在《资本论》第3卷中出现过 3 次(Karl Marx-FriedrichEngels-Werke, Band 25, “Das Kapital", Bd. Ⅲ, Berlin:Dietz Verlag, 1963, S. 406,838,839)。

602

首先，我以为，广松涉的译法与自己的现象学之上的四肢理论体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马克思1845年从异化史观向物象化论的转变，与广松涉对马克思关系本体论中的批判逻辑是可以统一起来的。然而，其他日本学者在一般的语境中挪用“物象化”来解读马克思则是奇怪和非法的。

其次，固然广松涉将Versachlichung一词在自己的理解语境中意译为“物象化”是有道理的，但在马克思的原初思考语境中则是有偏差的。在广松涉那里，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这里引文中的黑体为我所加，是想突显广松涉理解中的这个“看似”、“好像”的意境)①，所以，拜物教的前提是一种类似物性的虚假呈象，这样，他才会指认Versachlichung是一种物象式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马克思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恰恰是人与人的联系客观地被事物(Sache)与事物(Sache)之间的中介性关系所客观替代，虽然这的确不是主一客二元结构中的那种“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但也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看法和伪像。所以，我认为将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一词直接翻译成“事物化”会更接近马克思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参见[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603

的思考语境。①

在马克思这里的研究中，直接性的经验描述是无效的，描述只能达到现象层面，而无法透视现象背后的东西，即物相背后被颠倒的人之本质(“类”)关系。这种关系，只能通过非直接的科学抽象才能把握。②再如资本一般与现实的资本。资本一般是抽象的“一”，现实的资本是具体的“多”。前者是不变的本质，后者是竞争中的变化和表现；前者是“本真”，后者是颠倒(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扬弃了“资本一般”这个具有局限性的概念)；等等。

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一切非历史的抽象性的。因此，马克思这里的抽象就不是黑格尔(柏拉图以来)的观念的“一”，费尔巴哈的人类本质的“一”，也不是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的“一”，而是这些“二”历史性的形成，历史性的发展，历史的权力统治和历史的消失。马克思通过自己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目前西方社会中的后现代思潮也在批“一”，但他们架空了这种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主导性，因而是反动的。因为当今世界同一性的现实基础是资本的国际化。在这一点上，杰姆逊的分析是正确的。③实际上，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的研究而言，只有弄清楚了剩余价值一资本的世界性(以太的“一”)，才可能懂得“一”的哲学本质。但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以太对世界而言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性。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的这种认知是卓有远见的，资本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挺进。这也是今天所谓“全球化”的真正意义。这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此段文字为本书作者第三版所加。

②青年卢卡奇将其表述为“中介的方法”，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直接性方法”，他对此的相关论述是有道理的。但当卢卡奇把“中介性”直接指认为马克思科学批判学说的本质时，这种判断又不够准确。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6—237页。

③参见[美]詹明信(即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

604

1. 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

我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实现的经济学变革，恰恰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为内在驱动构架的。如果没有历史辩证法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内在话语，那么马克思根本无法达到这种科学批判的目的。我已经说明，实现了科学世界观变革的马克思，始终关注着人类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人类的解放与全面自由的发展是他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关系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是一种对外部社会规律的简单的旁观式的客观反映，马克思的科学理论首先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永无止尽的客观进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过去所有的生产方式都要进步，但正是在这个生产方式客观运转的内部矛盾中，马克思又试图确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一点是不应被忘记的，它是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的批判性之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唯物主义，实际上根本无法祛除资产阶级特有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因此他们无法自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与本质是矛盾的。由于社会关系颠倒为事物的关系，经济过程主要以颠倒的表象呈现出来，社会结构也以与真实的历史发展秩序相反的逻辑呈现出来。这不是人本主义那种主体的价值悬设“应该”式的颠倒与异化，而直接是社会历史本身本质结构的自我客观颠倒。在政治经济学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正常而客观的事物和经济关系现象，在马克思眼里却是异常的、异化的和颠倒的。马克思以洞若观火的锐利，让那些披着炫目外衣的变色龙般的假象无处遁形。这种认识的形成当然也存在着一个复杂的追问过程，它不是一种直接经验之上的理念构成，用法因等人的话说，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处于表象后面的现象(或这种现象的观念)，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在那里等待着被发现”①。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重新意识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逻辑的深刻性。

第八章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英]法因、哈里斯：《重读《资本论》》，魏塤、张彤玉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605

我们前面谈到，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真实出现的资本主义价值硬通货是真正的非观念的“一”，是柏拉图的理念和虚幻上帝神性的真正历史性实现，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基底正是这个资本(价值实体)的“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人类社会第一次创造出一个全面的、丰富的劳动关系体系，人的“类本质”在价值交换打破地域局限的普遍性中，才出现真正的交往的全面性。但是，这种人类主体的本质关系并不以自身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而是以事物化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必将以主体(个体)间隔了的事物化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实际上，黑格尔深刻地看到这里本质“沉沦”于物相的必然性，所以外化才必然地就是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谈论过，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人之类(本质)的抽象，绝对观念的历史形成中必然出现的颠倒世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全面颠倒的隐喻，甚至是它的真实描述。黑格尔解读出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真实蕴涵，他发现只有在资本主义运动中，自然界才成为对象。海德格尔后来重复过这一点。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高点(马克思的“人体”之喻)。事物化的魔鬼成了上帝本身，人恰恰通过事物化才痛苦地发展了自身。这是一种颠倒的历史。其实，这首先不是观念之颠倒，而是现实历史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客观颠倒。不过，对于这一点，不仅费尔巴哈没有看到，1845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也同样无法理解。如上所述，在1845—1847年的哲学变革中，马克思一方面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建构，另一方面从一般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由分工入手，批判性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种客观矛盾。但是，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中，马克思放弃了现象学批判。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所特有的事物化颠倒，社会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则在实证性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哲学的贫困》。那里还是哲学与经济学的分立点。

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开始具体的经济学理论逻辑建构时，他才更深刻地理解了李嘉图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都记得，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同时批判了黑格尔与斯密、李嘉图，那时他凭借着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从主体向度出发，用人本主义一层层剥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肯定的现象的丑恶面具，从而复归人的劳动类本质。1845年以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他在放弃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同时，也放弃了现象学批判。他的焦点意识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内在的客观矛盾，而不是在于这种社会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与现实具象。因此，事物化(“异化”)与颠倒的经济现象并不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主题。在1847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进程中，马克思在对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表象的研究中，再一次从主体(劳动)出发，也再一次开始关注经济关系的事物化与颠倒的问题。他再一次从经济学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劳动到价值、货币再到资本，这是劳动和劳动成果本身事物化与颠倒的二次方，是“异化的异化”。而这里从主体出发指认的颠倒与事物化的发生，不再是相对于人本主义类本质的“应该”，而是相对于“先有”(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经济关系)与“后有”(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化生存之客观可能性)，这一“先”一“后”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后者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可能性。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先有”，这种事物化是一种客观的进步，也是人的进步；而对于“后有”，这种事物化则是奴役、对抗的历史形式。马克思指出了面对“先有”与“后有”的事物化的不同，它正是马克思此时的历史逻辑与过去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异质性区别。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