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马克思此处思考语境的哲学理论意义还在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中对生产与再生产一般的说明，必须作一定的特设说明才是科学的。由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对社会历史的经济进程有现实的具体的了解，所以他们当时才会主张“市民社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而实际上，市民社会只是一定历史条件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即使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直接比喻为经济基础，然而这种发达形态的经济关系结构也只有到物质生产的一定阶段才会出现。这也是我们指认《德意志意识形态》并非一部完全成熟论著的缘由之一。

正由于此，马克思也就不能同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其理论体系的开头昂然自得地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其标题为“生产”，并以此“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显然，马克思对此是持明确的批评态度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这个总论部分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进行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二是“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分析道，在这个所谓生产的一般条件的幌子下，生产和分配等具有社会历史质性的具体社会运动和特殊规律“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②。比如对于分配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不分析生产与分配关系在社会历史存在中的特定现实关系，而是将分配看成是可以随心所欲摆弄的玩具，这就“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③。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抽象地提出财产和司法、警察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反驳道，“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bestimmten Gesellschaftsform)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居有(Aneignung derNatur)”①。从真实的历史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在原始公社中的公共财产的内涵和私有制条件下的财产的内涵之间的差别不啻天渊。而且，“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②。“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③。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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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马克思接下来所思考的问题，从正面说明了现代经济运行中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结构，即由生产所决定和制约的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这一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并列的。马克思说，这是下面他要正式“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的“几个项目”。所以，他的看法还是一种围绕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驳论性的论说。我不认为马克思这里的论述就代表着他自己经济学的科学建构，因为这些表述显然是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经济学学理中的运用。在此，马克思一般性地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象，只是意味着他还无法确定自己独特的经济学研究对象。在这一讨论的最后，马克思说：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bestimmte Verhältnisse)。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中译文将此处的 Aneignung译作“占有”，我将其改译为区别于德文中Besitzens(占有)的“居有”。参见Karl Marx, Grundriss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1976，S.25。—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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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这个一定的历史规定，也正是马克思超出一切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家的重要起点。我们会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学微观研究视点中看到这一点。

1. 马克思第一次讨论经济学科学研究方法的语境

马克思在评论了生产与其他几个经济环节的关系之后，突然将评论的重心转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上来。对于这个方法的讨论，过去的论者大多数将其视为马克思对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一种直接指认，而我发现，马克思此时实际上还处于一种思想实验的过程中，只不过在分析的进程里，他才初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基本方向。我们之所以说它仅仅是基本方向，是因为它主要还表现为对黑格尔哲学以及斯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性肯定。

马克思先是列举了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经出现的两种研究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道路。他说，在经济学研究中“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簿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②这种方法从“完整的表象”或“生动的总体”出发，比如以人口、民族和国家为起始，最后从分析中“蒸发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ein allgemeines Verhältniβ)”，如分工、货币、价值。③马克思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走过的道路。他认为对于自己现在的研究来说，它显然是不可取的道路。当然，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排除在理论研究的前期对大量资料的具体占有再到对其的抽象，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从具体到抽象”。如从《伦敦笔记》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过程就是这种方法的体现。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37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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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研究方法，即马克思所肯定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逻辑道路。在此，经济学研究从“抽象的规定”(abstrakte Bestimmung)出发，然后再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是一种“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Concreteszureproduciren)”。①实际上，这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开始的科学研究，即以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这些抽象的简单概念为基点，再一步步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并且形成各种现代经济学体系。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此时对古典经济学方法的认识与判断，已经明显区别于他在1844年《巴黎笔记》中刚刚开始着手经济学研究时的看法。在那里，马克思恰恰在否定斯密、李嘉图“非人的”抽象方法。而在这里，情况根本颠倒过来了，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似乎开始走到他原来反对的对立面去了。

此时，对于这种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有过一段十分具体的表述：

具体(DasConcrete)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im Denken)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②

我发现，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其实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观念逻辑运动的描述十分接近。也正是由于此，马克思才会立即对这个他所确定的抽象法与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进行界划。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在于他将思维方法的结构本身直接硬化为逻辑本体，从而导致一种从抽象观念出发贬斥具体物质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在黑格尔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然而，由此使“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dasReale)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①显然，马克思此时这种看法相当深刻，洞若观火。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青年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颠倒主语与谓语的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解相比，马克思这里的分析显然更胜一筹。其实，黑格尔的那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还直接基于个人间接知识的自我深化过程，即每一个个人总是从抽象的概念开始，在历经具体的、多样性的感性生活之后，才达及一种概念的具体的抽象。在此，我发现马克思只是选取了黑格尔逻辑整体的一个部分。因为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从黑格尔哲学发展进程来看，他先着眼于具体社会历史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耶拿时期)，然后才逐步形成成熟的哲学抽象。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精神现象学》的逻辑思路是从否定感性具体出发上升到抽象的，但这是一种颠倒的客观“现象”的证伪过程。在此书中，黑格尔引导我们从客观确定性出发，但他指出我们直面对象必然从构架表象开始，这就需要以自我意识为支点，而自我意识则又必然以理念为支点来面对世界。所以，理念才是一切真正的起点。《逻辑学》是从抽象概念出发推演到具体概念，而整个《逻辑学》又是世界历史的抽象出发点。黑格尔的哲学经过感性的自然、人类社会历史的具体，再一次回归到具体的抽象，即绝对精神。这一发展进程可以用下列图表表示：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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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社会历史中经济的现实具体→客观抽象(劳动与货币)

《精神现象学》：个人感性具体的否定→理性抽象

《逻辑学》：抽象概念→具体概念

《哲学全书》：抽象逻辑→历史的感性具体→具体的绝对精神(抽象)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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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马克思这里只是截取了其中的一个环节，即从抽象到具体。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环节恰恰也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并不等于他的历史辩证法，而只是辩证法分析的一个特殊环节。孙伯先生曾经正确而精辟地指出，“《资本论》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局部情况”①。这也就是说，这一方法是不能被独立地确证和夸大的。这个方法的前提是必须形成客观历史的抽象。如上所述，相对于这里的语境，《伦敦笔记》正是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否则，必然误入歧途。更重要的是，如果从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的视角来看，那种线性的抽象到具体的思路也是无法真实阐明马克思的复杂分析过程的。正如泽勒尼所说的，“马克思的科学体系不是一条从现象到本质’以及从本质到现象’的简单直线。相反，它在现象和本质之间来回波动”，从而形成一种对事物的全面的总体把握。②

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研究方法的思考的更主要的特点是，他深刻理解了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关联，即斯密、李嘉图为什么会从抽象的经济规定出发，同时，这种从抽象出发对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又为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也由此，马克思才在这一写作过程中萌发专门写一本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书的构想。巴加图利亚说，马克思在1857年由于“意外地”碰到了黑格尔的著作，才形成创作的冲动。虽然巴加图利亚作了大量复杂的文本考证，却用来认证一个游离于马克思思想进程的主观设想，甚是可惜。③对于这种新认识，马克思在此是通过劳动一般范畴的历史抽象来说明的。

1. 科学劳动规定的现实历史抽象

对于劳动这个概念，想必读者并不完全陌生，因为在《1844年手稿》中，我们遭遇过作为人的类本质出现的“劳动”。然而，在这时，马克思从经济学的历史视域中了解到，这个他曾经作为逻辑前提的“劳动一般”实际上是“现代的范畴”。套用当代后现代思想家喜欢说的话来讲就是，这是一个现代晚近发明的事情。从哲学方法论上看，它是马克思在《马克思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中业已解决的问题。可这一次，它同时又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即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研究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孙伯锌、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②参见[捷]泽勒尼《马克思的逻辑》，牛津，1980年，第121页。

③参见[苏]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陆忍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一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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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劳动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老生常谈的概念，作为人类生存的一般规定，它的表象也是自古存在的。但马克思已经发现，正是这样一种在经济学研究中真正能从“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①。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政治经济学的思考语境和方法论是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历史性前提。此时，马克思已经以十分清晰的思路，再现了“劳动一般”这一范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历史抽象过程：首先，在早期货币主义那里，财富还只是客观的东西，即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于自身、存在于货币中的物”。而重商主义和重工主义则已经初步穿透物相，“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固然他们还只是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但这已经是一种历史抽象中的“很大的进步”。②其次，接下来的重农主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真正开端)，第一次“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虽然这种劳动还只局限于“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但劳动这种财富的本质，毕竟已经从货币的物的外壳中被抽象出来。最后是斯密，马克思称他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这才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事物化的劳动”。①这就是劳动一般在现代工业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生成。劳动一般，是一个“晚近发生的事情”。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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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两点：一是马克思在此还只是描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一般的抽象过程，而省略了作为主观逻辑抽象基础的现实历史进程，即法国的农业生产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发展的真实进程；二是劳动一般这一重要的抽象的最高点，显然是斯密之后基于英国大工业生产的李嘉图才达到的。对于这一重要的差别，马克思在后面的研究中才直接标注出来。

应该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仅仅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关注马克思这里的理论思考，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述恰恰包孕着重大的哲学意蕴，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直至于此才开始被现实地得以确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意味着观念直观物，而是意味着观念取决于人们的历史的一定的物质活动性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非常抽象的哲学设定，在这里通过经济学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马克思进一步总结道：“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②这段话看起来非常抽象，其实马克思是在以此说明科学抽象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制约关系。

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③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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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劳动一般得以在理论上实现，首先需要在人类历史生存中“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这样，劳动就不会在某种特殊形式上(如重农主义关注的农业劳动)被予以思考；其次是在这种状况下，各种劳动“被同样看待”，因为在这里，“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①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已经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物质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在这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中的劳动才可能“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②这种劳动一般，显然不是斯密时代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总体劳动，而只是在李嘉图的经济学中才表现出来的大工业生产的客观的劳动一般。这是马克思后来科学抽象的真实基础。不过，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此时并没有直接指认。

马克思认为，当时的美国社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现代的存在形式，所以这个劳动一般在那里的最发达的工业化物质生产中也表现得最为充分。也是在这里，

“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联系(alleGesellschaftsformen gültige Beziehung)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Abstraktion)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③

这也就是说，劳动概念总是要以它在人类生活总过程中的现实作用为前提。只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劳动才成为社会生活一切现象的普遍实体，成为整个人类事物的实在本质，成为人的一切素质的现实源泉。劳动的这些特点，也奠定了它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首要规定的现实基础。这一次，劳动真的在大生产的交换中成为了人的现实的抽象“类本质”。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中译文原来将此处的Beziehung译作“关系”，我将其改译为“联系”。参见 Karl Marx,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Dietz Verlag，1976,S.40。—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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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个劳动正是马克思此时“从抽象到具体”中的那个抽象的起点。在此我又想说，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逻辑表述的方法，同时它还更深远地预示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性结构。何以见得？因为这个劳动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存在的现实的一般，实际上是被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同时它还是一种现实关系的事物化和“异化”。一旦谈及异化问题，我们首先要注意这里的劳动与《1844年手稿》中劳动的差别。《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类本质)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是一种价值悬设，是“应该”；这里的劳动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现实中的一般，即没有差别的劳动，它只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才出现。这个一般，不是现象多次重复的主观抽象，而已经成为一种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具体的现实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劳动一般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中也不是以它直接的感性形式表现出来，而是经过了无数经济中介才得以呈现。这是人类劳动的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资本主义分工与交换的体系以及分工与交换的矛盾中，人的生存被剥夺了五彩斑斓的丰富性，而只能是一种片面的历史生存。在过去的社会中，个人的劳动是全面的，对社会来说，劳动本身并不构成有机整体。而资本主义分工使个人的劳动失去全面性，必然成为片面性历史生存，然而社会正是在这种专业化分工与交换中第一次成为有机的经济运作系统。正是这种劳动片面性，使独立的个人作为互相需要的人群互相联系起来，并且彼此互补，形成当代“市民社会”。这种客观的总体性是一种新的强制和奴役，每一个个人的劳动由于分工都被扯裂为碎片，都变得片面化，从而无法直接得以实现，只有通过市场交换由社会(他人)的需要作为中介才可能得到实现。因此，劳动必然一分为二，作为物质内容构成的有目的、有一定形式的具体劳动创造物品的使用价值，而作为新的社会构成形式的与具体形式无关的一般劳动消耗的抽象劳动则形成供交换所用的价值，这样，劳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就历史性地分离了。在交换中，价值形式的发展历经了这样的过程：从物物交换到简单价值形式，再发展到扩大了的价值形式，进而演变为一般价值形态即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物品的价值实现了向价格的转化。至此，人的劳动已经在交换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形式，它原本是人与人相互交换的直接劳动成果关系，现在则表现为一种经过市场中介的物与物的关系。这样一来，在个人眼中，物的社会历史属性常常与物的自然属性混淆起来，如“资本的物质要素和资本的社会形式”形同一体，从而使物和人的暂时的社会历史属性变成永恒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人的直观不能使人看到社会本质的真相，物与人都笼罩在拜物教之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永远无法逃出这种雾障重重的魔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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