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我想说，马克思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在研究经济学，而又是在说明他用以研究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正是以此独树一帜的思想路径异质于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他分析道，从劳动这个例子恰恰可以说明：

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abstraktesten Kategorien)，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historischerVerhältnisse)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②

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他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实基点，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特别是这一经济运行现实中特殊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制高点，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可能登高望远，超拔高居于政治经济学视域的科学抽象起点上，也只有通过这个观照点，才能引领望远，透视过去社会历史生存的本质。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Organisation derProduktion)。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①在这里，马克思灵光一闪，奋笔疾书，写下一个著名的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DieAnatomiedes Menschen ist ein Schlüssel zur Anatomie des Affen)。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②。那时的“人体”，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物质生产力。今天的“人体”，则是信息社会中的“数字化生存”！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曾非常深刻地表达了对这种状况的认识。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8—149页。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627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东方的经济”③。同时，“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historischen，sozialenWissenschaft)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定在形式(Daseinsformen)、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四次使用过gesellschaftlichesDasein。④其中一次还是在正文之前的《巴师夏〈经济的和谐》》手稿中。⑤这种论断又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也是在此处，马克思书写下一个著名的警句：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④ 马克思在文中分别使用了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1 次)，Gesellschaftliche Dasein(1次)，Gesellschaftlich Dasein(2 次)。

⑤参见 Karl Marx, Grundriss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S. 12。

628

在一切社会形式(allen Gesellschaftsformen)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bestimmteProduktion)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Verhältnisse)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allgemeine Beleuchtung)，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Äther)，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定在(Daseins)的比重。①

这个“以太”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面对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实，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②。这一观点的形成，也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主义之生产方式的第一次科学的指认！

作为马克思狭义政治经济学起点和终点的科学的资本范式终于浮出水面了。它的出现是《导言》思想实验最重要的成果。至此，我试图界划马克思接触政治经济学以后，他的哲学发展逻辑的几条重要历史线索。1844—1857年，马克思先后间断性地进行了三次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次经济学研究是1844—1845年以《巴黎笔记》为主体的早期批判性研究；第二次是1845—1847年以《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为主体的首次科学研究；第三次就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以《伦敦笔记》为主体的经济学建构性研究。在总体的哲学逻辑上，马克思的思路正好经过了从人本主义的劳动规定到实践，经过生产再回到科学的劳动规定的历程。换种说法，即从价值主体到历史客体再回到历史主体的逻辑演变。用图式表述如下：

1. 劳动(类本质)异化→复归：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主体、伦理的价值批判(《1844年手稿》)；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中译文将此处的Daseins一词译作“存在”，我均改译为“定在”。参见 Karl Marx，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Dietz Verlag，1976，S.41。—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629

1. 实践→人的历史本质→现实：感性活动、实践唯物主义、革命的现实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3.生产→一定的社会历史生存→生产方式：现实的个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经济学的实证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1. 劳动(一定社会关系的本质)→价值(“类关系”)→货币(事物化关系)→资本：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

在此，我们再对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这种逻辑演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在1844年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时期，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持简单的否定态度，他的批判逻辑主要是通过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劳动异化史观)的主体价值悬设(“应该”)，宣判资产阶级社会客观经济现实(“是”)的非法性。固然，此时马克思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但他终究没有超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845—1847年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已经基本看清了社会历史存在的真实基础，所以他先从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社会物质实践出发，以确定自己新世界观的逻辑起点，并赋予这一逻辑基石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定，人的本质第一次从理想化的主体价值设定回落到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在这次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清楚地透析了这个原则，即人类社会生存的真实规定只能是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他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历史的本质。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马克思将过去从主体出发的价值批判，转变为从经济学客观现实出发的实证科学批判。在我们这里所遭遇到的马克思于1850年开始的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如果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客观向度)出发，实际是无法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也无法彻底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于是，他再一次从历史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的劳动一般这个现实主体本质(主体向度)出发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进一步创立了基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这种历史现象学就是从货币这个经济现象入手，通过揭示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引发出使用价值一价值，价值形态从一般等价物到货币，再到市场竞争导致的价格转化，最终揭露了带来“利润”的货币一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在马克思这一次的经济学研究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的事物化现象被一层层地剥离下来，颠倒人们视域的三大拜物教的本质被揭示出来。这也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630

当马克思明确了这一点之后，他开始勾勒新的研究蓝图，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步设想，即第一个“分篇”的研究思路。而且，在最后的一个目里，他重新列举了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例外都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本原则。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631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历史存在视为人类永恒的自然物质存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进行的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能科学地批判和否定这种意识形态迷障。在这里，马克思力图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的方面和暂时性的方面，以科学地说明这是一种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发现，正是这种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现实，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多重颠倒的复杂结构，然而，其中作为社会本质的资本生产关系被经济假象遮蔽起来：真的成为假的，假的成为真的；虚的变成实的，实的变成虚的；主体事物化为客体，客体翻转为主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事物化的经济现象中，无意识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自然化和永恒化为特定物相的意识形态，由此，三大经济拜物教是其必然的结果。于是，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构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同时，就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哲学出路，即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事物化意识，在科学批判的起点上形成不断透视事物化现象、戳穿颠倒的假象，从而逐步接近社会历史本质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

632

第一节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与现象颠倒的逻辑和历史分析

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建构，首先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中作为中心显像的流通领域之幻象证伪开始的。在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切物相意识形态和蒲鲁东式的改良主义幻想，都第一次遭遇科学的重拳出击，被打得粉身碎骨。流通王国的幻境背后，呈现出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构筑的剥削性奴役经济关系本质。货币，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事物化结果之真相，第一次在理论逻辑和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得以澄清。随着“抽象(Abstraktion)为什么成为现实存在的统治(Herrschaft)”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历史唯心主义的现代基础也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说明。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第一个重要理论层面。

1. 劳动货币与“筛子接公牛奶”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以“货币章”作为开篇的。为什么从货币开始思索？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研究顺序是为了说明“叙述必须从简单的关系即从比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更为一般的关系开始”①。但从我们这里的哲学思考线索来看，我以为，马克思的这种构思主要是由于货币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中最重要的事物化现象，这是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最核心的一个层面。同时，这也让我想起来，马克思最初在《穆勒笔记》中也正是从货币开始他的理论升华的。当然，此处马克思的思考是一个在更深层面上的理论建构。

如果分析得再具体一点，“货币章”又是以批判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劳动货币”为起点的。如上所述，从1845年始，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从经济学的基础上来论证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批判的始作俑者是李嘉图式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如格雷、勃雷、汤普逊和霍吉斯金等人，尤其前两人系所谓劳动货币理论的创始人，至于蒲鲁东及其追随者，不过是受格雷等人的影响罢了。自从写作《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之后，马克思意识到仅仅靠唯物主义哲学加社会主义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他还进一步认识到，非科学的经济学加上社会主义依然无济于事，只有通过经济学、历史学等现实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构筑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基础，也由此，才可能真正建构出科学的哲学方法。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诸如格雷、勃雷这些经济学上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派”在理论上的最大症结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上的非科学性。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在批判资本主义，并且他们也确实已经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设计，但其实，他们探索的脚步同样停留在资本主义特殊的社会现象上。而这种现象，正是一种以事物的形式颠倒地表现出来的神秘物，即货币之类最有欺骗性的假象。在这个颠倒的经济假象上进行改良，是这种非科学理论倾向的本质。我以为，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立足于对资本主义颠倒物相的直接肯定的基础之上，从而建构以拜物教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二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站在否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结论的立场上，用劳动价值论的交换变形论，批判流通领域中资产阶级的经济欺骗，从而实现了以劳动货币(劳动时间)为替代物的“公正交换”；三是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它是一种既反对资产阶级又反对无产阶级的“第三条道路”。蒲鲁东既没有真正弄懂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也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所以，他的理论观点常常是将业已证明是非科学的东西(劳动货币)进一步庸俗化的产物，这种做法犹如康德的“用筛子去给公牛接奶”式的谬中之谬。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英]缪勒：《通往《资本论》的道路》，吴良健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633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634

众所周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从“货币章”开始，马克思想要说明一个经济学上的公牛并不产奶的道理，即货币在资产阶级经济运行中的真正作用，说明流通和分配关系在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真正地位，从而拨云见日，去除假象，抵达本质。可见，我们上面所说的马克思的思想实验与理论创造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也由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科学实验中开始生发出他科学的社会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这是他的第一层直接理论目标。其次，他在理论上真正的经济学对手是李嘉图，在对李嘉图的经济学清算中，他的科学经济学理论逻辑才第一次真正得以呈现。不过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主要是第一个理论层面。

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将资本主义货币流通与信贷错误地画上等号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式智慧的全部秘密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这种可笑的逻辑混淆之上。同时，马克思又深入一步揭露了达里蒙夸大银行在调节资本主义货币市场中作用的具体失误。我们不难看到，一上来马克思就高屋建瓴地深入问题的核心：

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Distributionsverhältnisse)发生革命？进一步说就是：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而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①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635

这种入木三分的发问，实际上立刻揭穿了蒲鲁东之流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悬浮在颠倒的现象层面进行“改良变革”的“流通把戏”。马克思说，蒲鲁东等人根本“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现在我们才知道，《导言》中洋洋洒洒地说了半天的生产与其他经济环节的关系，原来是为了给这里的批判做铺垫。马克思这时已经理解，流通不是经济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货币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在蒲鲁东那里，他先将货币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然后再用的“好的”、“未变形”的货币形式—劳动货币来取代另一种“不好”的货币形式。马克思说，蒲鲁东不知道，

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Formen des Geldes)，只要货币仍然是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Form der Lohnarbeit)，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②

因此，马克思以反讽的口吻问道：“你们要保留教皇，但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教皇。你们要废除货币，办法是把每个商品都变成货币，并且赋于它以货币的特性。”③这也就是说，蒲鲁东之流要在“不摈弃现存的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企图用调节货币制度来消除根本不是由交换关系导致的社会矛盾，这显然是一种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可笑的空想。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主义者的理论根本不属于科学，他们的认知水平甚至没有达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认知水平。重农主义已经意识到必须从流通走向生产领域，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更是一种以社会唯物主义为前提的科学抽象观点，所以，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主义时，他还不得不以古典经济学为出发点。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这时才第一次认真讨论价值、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的关系，他的出发点还是李嘉图。因此，他直接引述李嘉图的观点：“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在内)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格就是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交换价值。”①诚然，这时马克思的用语还不精确，但这并不妨碍他科学地说明一个道理：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不是直接等同的，“价值是作为价格运动的规律而出现的”②。并且，“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必要的劳动时间”③。当然，马克思此时还无法区分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差异，所以他认为市场交换中的价格平均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对于批判蒲鲁东、格雷和勃雷的劳动货币而言，李嘉图的观点就足以抗衡了。马克思说，如果以为用直接指认劳动时间的“小时券”代替贵金属这种事物化的劳动时间，就能消除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实际差别与矛盾，如果以为似乎这样，“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危机，一切弊病都消除了”，那么这实在是一个错觉。他指出，在这里出现的谬误是：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