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这一类文献，绝大多数都已经发表在MEGA2的第1—3部分上，其中重要的文本也都已经在我国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后10卷(第40—50卷)中译成中文。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这些文本的研究，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陆续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30—40年代对《1844年手稿》的研究，60—80年代苏联、东欧学者(苏联学者维戈茨基、东德学者图赫舍雷尔等)对《57—58手稿》的研究。在国内理论界，唯独马克思经济研究领域在这一新文献群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①而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除了对《1844年手稿》的关注之外，对这类文本的深入而科学的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这种状况必然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类文本是马克思为了公开出版而撰写的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各种论著。这是马克思各种已经完成的思想的形式化表述的文本。对于这一类文本的研究，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总是关注各种学术性较强的大部头专业论著，然而忽略了马克思投身于现实社会政治斗争的各种政论性文章。如果说前者是理论研究，那么后者却恰恰是各种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这一部分文本在马克思所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实际上占有更大的数量，也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与前两种文本相比，马克思的这类论著当然主要代表了他在某一时期中较为成熟的思想与观点，这自然应该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导性文献。除了1845年以前的文本，在1847年以后发表的诸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1卷)等这些文本的科学理论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在这类文本中所思考的主要着眼点已经不是理论逻辑本身的建构，而是其得以实现的具体条件、具体形式和体系化表述。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的写作，必然受到该书所批评的对象赫斯正参与撰写此书的影响。再如，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左右导致原写作计划改变，在马克思的《57—58手稿》与《资本论》四卷之间，后者未必就是在科学理论总体上更成熟更全面的终极成果，因为前者包含的丰富内容(比如精深的历史哲学论见)的被选择与否并不是以科学性为尺度的，而是受学科主导线索的制约。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的研究必须全面注意的重要参照系数。本书的一个重要理论意向是，离开了对第一、二类文本的认真理解和深入研究，对马克思的这些正式文献的研讨是不可能获得完整而科学的认知结果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注意。

导言

①主要是以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为中心的相关的一批专家及其成果，如汤在新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研究》，此外还有张仲朴、李建民、姚晓鹏等学者的一系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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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即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不能过分“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真实进程中，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始终没有分离的整体，各种理论研究之间是相互渗透和包容的。所以，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进行研究，不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无疑是不行的，哲学分析完全离开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研究也同样是不行的。这两种研究皆脱离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目的，必将左支右绌，更是行不通的。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是一定要认真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流于形而上学的轻浮。对本书的研究思路而言，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语境中探寻他的哲学思想变化的基础，是我着力开拓的一种全新视角。而这恰恰是一个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所忽略的关键问题，即马克思自己哲学思想发展的真正支援性背景正是他的经济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甚至可以说，1844年以后，马克思每次在哲学上所取得的重大进步都与他对经济现实的研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可以对列宁的一句话做一个补充性说明：列宁认为，如果说不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我们则需要将这种界说翻转过来，即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思路，就不可能完整地获得对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进程的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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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

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够真实面对上述第一、二类文本，特别是深入到马克思很早就开始的经济学研究的一定的具体的理论情境中去，并认真地考察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进程，就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建构历时性地存在着三个理论创造高峰期：一是1844年，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青年马克思所建构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的《巴黎笔记》中的“穆勒笔记”和《1844年手稿》；二是1845年1月到1846年12月，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马克思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即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三是1847年到1858年，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马克思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的《57—58手稿》。我也将这三个理论高峰称之为马克思哲学思想进程中的三大话语转变和认识飞跃。这也是本书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研究上的主导性理论立论。

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第一次重要转变是，从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已经反复界说过，这第一次转变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该转变始发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在《巴黎笔记》后期和《1844年手稿》中达至最高点。一般而言，马克思此时思想转变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和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的接触，可这一阶段的后期，马克思已经开始他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新看法如果将思想背景、思考语境置于当时欧洲思想史的整体断面中，马克思的这次思想转变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创新，而是在诸多背景因素制约下发生的逻辑认同。这里需要指出的支援背景，除去已知的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外，还有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基于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社会主义观点。更重要的是客观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思路与方法，而后者恰恰是当时还处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构架中的青年马克思表面所拒绝和否定的方面。这也是我们传统研究不够重视的方面。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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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即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这一哲学思想变革发生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进程中，从写作《提纲》开始，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马克思致安年柯夫》。这一转变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批判基点的形成。我的新观点是，除去社会主义实践和其他哲学观念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斯密、李嘉图社会历史观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认同，以及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超越之上，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本立场，对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科学的历史性生存的“本体”性规定的思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以我之见，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成熟观点是在他最后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第五手稿时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表达出来的：这就是社会历史的“一定的”历史情境说，或称历史构境论。①在这个时候，马克思最终放弃了用哲学构架来描述周围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理论方式，而转入了对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以恩格斯的说法，在那个时候“现实就是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崭新阶段就是对社会现实的经济学和历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时期。因此，在这个非常性的革命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的开端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发端是同时发生的，而不是像传统研究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首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然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判断几乎成为我们的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的共同误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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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7年起，我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这个新的思想观念作出进一步的理论说明。参见拙作：《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构境》，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以及《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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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提出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三次转变不是异质性思想革命，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的进一步深入，即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之创立这一伟大的认识飞跃。这一转变基于马克思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它从《哲学的贫困》开始发生，经过《伦敦笔记》的中途跋涉，在《57—58手稿》中基本完成，其基础直接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探索，即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这个认识飞跃的看法，是我新近研究的重要成果。1847年以后，马克思开始对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生产力发展最高点(“人体”)的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批判考察。我发现，在这一研究进程中，哲学探讨并不是被放弃了，而是获得了真正的实现。正是在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历史研究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才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说明，而每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运行规律也才第一次被揭示出来。人与自然(周围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在真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具体地指认出来。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化物质大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分工和交换所形成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劳动关系(类)的客观外在化(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进一步的物役性颠倒关系(资本)，因此也就历史地构筑了有史以来在社会生活方面最复杂的社会层面和内在结构，这必然形成独特的非直接性的历史认识论的全新哲学基础。而穿透各种颠倒和事物化的经济关系假象，批判性地去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拜物教，最终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本质，这就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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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内容。

其实从我近期的研究成果看，马克思的方法论转变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突如其来的改变，而是一个多次多层面逐步完成的复杂过程：如果从1838年算起，第一次是在1843年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第二次是在1845年从一般唯物主义转向方法论尺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三次是在1847年从哲学转向现实批判，第四次是在1857—1858年历史现象学的批判逻辑的实现，第五次是经济学表述逻辑方法的确立。如果换一种角度，上述改变也可以表述为马克思哲学逻辑的五次颠倒：一是1843年马克思哲学前提的颠倒，开始形成从感性具体出发(实际上还是非历史的抽象)的逻辑；二是1845年的认知方法之颠倒，形成从现实出发的逻辑：实践与生产的历史“本体”；三是1847年研究内容的颠倒:形成从历史现实出发的逻辑；四是1857—1858年对资本主义社会事物化表象的现象学之颠倒；五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形式颠倒，即再次从抽象回归到具体。当然，这个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在本质上还是隶属于上述三大话语转变的范畴。

这三个哲学理论逻辑建构的主要语境是这样交替出现的:第一个时期(不包括青年马克思在转向唯物主义之前的史前时期，即1837—1842年)，马克思仍然处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构架中，此时马克思的支配性理论构架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话语体系。但马克思初步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使他已经大大超出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也超出了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的一般经济学哲学批判，形成了独特的人本学劳动异化理论即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这一话语构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在第二个时期，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入手，确立了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方式为理论中轴的新哲学世界观，他与恩格斯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第一次在这里被消解了。第三个时期，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实现的生产方式，在完成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建构的同时，实现了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最高水平为尺度的对人类社会及其个体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确证与批判，即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这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社会历史哲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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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理论目的都是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是以人的社会类本质理想化的自主性劳动活动为价值悬设，即人类存在应有的本真状态，并以此认证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的非人性，即人的劳动类本质、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非常性的异化与颠倒，并提出要扬弃劳动异化、消灭私有制，复归于人的本质之共产主义理想生存状态。这里的逻辑公式是：S应该是 $\mathrm { ~ P ~ } _ { \circ }$ 这是传统人学中“应该”与“是”之间的矛盾之延续，其逻辑批判的内在动因是先验的“应有”(Sosein)与“现有”的伦理性对立。第二个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合理性，并科学地指认人类社会解放的客观可能性只能出现于大工业发展的最高点上。这里的逻辑公式是：S现实地可能是 $\mathrm { ~ P ~ } _ { \circ }$ 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辩证法中的“能有”(Moeglichsein)与“现有”之间相互博弈的客观矛盾分析。第三个时期，马克思完全以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事实为尺度，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进行研究与批判性考察，科学地说明了整个人类社会、个体的现实生存状态与历史发展过程，展望了人类世界历史全面解放的现实趋向。这里的逻辑公式是：过去的 $\mathrm { S } _ { \mathrm { i } }$ 发展为今天的 $S _ { 2 }$ ，并正在走向 $\mathrm { S } _ { 3 } . . . \mathrm { S } _ { n }$ ，这就是真实历史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先有”、“现有”与“后有”的历史矛盾分析。

由此，我的认识和探索就开始区别于传统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五大解读模式，因为我在孙伯镁先生的二次转变说的基础上又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这里，我以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研究的现实关联为理论基石，明确反对了两种“断裂说”。一是阿尔都塞的准结构主义式的“断裂说”。在他看来，青年马克思哲学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系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问题系的直接断裂。二是长期以来传统研究中的哲学向经济学转变的“断裂说”。这后一种观点认为，在1847年以后，哲学研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而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学研究时期。我的研究成果否定了这种判断。因为，在1847年以后，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另一个最重要的成果，这就是以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为参照系，针对人类历史真实发展、人类主体本质的科学确证和现实社会批判的哲学理论创造。它并不是经济学建构中流光片羽般四处飘洒的哲学片断，而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哲学建构过程。毋庸置疑，哲学始终是马克思理论生涯的内在主线之一，否则，我们必将使马克思语境中的重大哲学话语转换受到严重的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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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从文本解释学的语境上看，任何文献都不具有直接现成的可读性。只有在充分彰显作者创作文本的原初背景视域后，历史的解读语境才可能真实呈现出来，也才具备读者解读视域与之整合的前提。同样的，面对马克思的论著，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必定是追究在一定历史时期支配他思想的支援背景和深层理论构架。由此，再在文本耕犁中绽出一番新的境界来。这一点对我们解读早期的青年马克思而言，尤为重要。我发现，只有在离开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之后，多重被遮蔽的支援背景线索才逐渐得以浮现。这种重新解蔽的方法在本章便表现为背景分界边缘的打破。

第一节被遮蔽的线索一:早期政治经济学的隐性哲学构架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传统理论研究中，一条存在于早期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①中的重要哲学线索在无意之间被遮蔽了，这就是一种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十分特殊的唯物主义逻辑：社会唯物主义。我们说早期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社会唯物主义，这是将其与社会学语义中的社会实在论界划开来。前者的逻辑是哲学抽象，后者的语境则为经验直指。同时，这种社会唯物主义及其表现形式经济决定论，又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实支点三大拜物教的理论逻辑前提。这个哲学构架，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首次遭遇时并没有将它完全透视，然而在1845年的哲学变革中，它却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真正超越的逻辑阶石。

①“政治经济学”在德语中可直译为“die politischeOkonomie”，可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最先使用的却都是“dieNationalökonomie”(国民经济学)。这可能是受到赫斯的影响，而赫斯则很可能是受到李斯特的影响。—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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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经济学是从怎样的感性经验出发的

区别于过去古典经济学研究中那种纯经济学话语，在1984年，我国经济学家吴易风先生在自己的《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书的第二章“方法论”中明确提出了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前提问题。依据马克思后来的评论，吴先生先是肯定了“如果说，培根和霍布斯哲学是早期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点的基础，那么，洛克哲学则是以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①。然后，他又说明了古典经济学中的抽象与具体以及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他的观点带来一种高层次的清新的理论冲击，也呈现了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一些理论质点。

吴先生认为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前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这一指认平面上，那么它是否真正达及深层理论逻辑应有的深刻度呢？点破问题，也就是说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现实运作的唯物主义方法是不是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中的简单移植？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此，我们就以几位经济学家自己对理论方法论前提的界说作为讨论的起始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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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易风：《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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