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第二，与这种生产能力相一致的，也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与人的关系，即自然血缘关系和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这两种关系的本质都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前者是“自然发生的”，后者是“政治性的”。其中，“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①。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类生存体中，人与人的关系还表现为“人与人的直接联系”(die unmittelbare persönliche Beziehung)，而不是后来在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以事物与事物的关系颠倒地实现出来的间接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Verhältnis)。这倒不是说，在这种人类生存体中不存在着交换，而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②。此时，交换不是人类生存体生活的目的，交换不是人类生存体存在的主导性关系。

第三，个人的生存状态当然也是低下的，个人没有独立性，只依存于血缘或宗法式的共同体之中。共同体以直接的自然血缘关系或者外在的封建性宗法关系，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在这个共同体之中，个人是不自由的，个人受到“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③。但是，就个人的自身特性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①。这是古代的人的生存的全面性与真实的不丰富性的辩证关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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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②

在古代人类生存体中，人是人的目的，它彰显了一种崇高的人性光辉；而在现代社会，生产(为了交换)成了人的目的。它又预示着人在后现代中的消亡，如福柯所言，它将被抹去痕迹，如一张沙滩上的脸。这种比较又是一种历史维度参照下的比较。

当然，马克思丝毫没有将第一大社会形式设定为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如卢梭的自然社会)的企图，因此这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相对于“现有”的第二大社会形式“异化”的悬设的“应该”。第一大社会形式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客观地存在过，实际上，这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的和简单的社会机体。此外，还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相对于先有的社会(固然是直接的人与人的共同体)，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所以，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③。这就使马克思的观点既区别于卢梭、西斯蒙第与蒲鲁东之类的浪漫主义逻辑，也异质于马克思自己《1844年手稿》中关于非异化人的本真类关系的逻辑设定。拎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科学地评价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科学地理解马克思在历史现象学中再一次引入的事物化、颠倒和异化关系的意义，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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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关系事物化和颠倒的历史性发生

作为“第二大社会形式”的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是马克思历史分析的主要对象。当然，马克思首先需要面对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极大发展的现状。这种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动因是，物质生产摆脱了个人的直接需要，生产的目的从过去那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第一大社会形式，“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①。在这里，“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②。交换价值成了存在中的一般。

这里蕴藏着爱利亚学派起始思考的深刻的“多”与“一”的关系：各种物品的使用价值是差异性的“多”，而将物品质性夷平的抽象的交换价值关系(价值)是“一”。二者既耳鬓厮磨又相互厮杀，最后，交换价值这个客观发生的“一”否定和消灭了有特性的产品的“多”。当然，这种哲学表述已经省略了许多中介物。过去的那种生产直接创造出个人所需的产品，旨在产品的使用价值，这本身就使这种生产成为有限的(包括奢侈品的生产):同时，这种生产活动与产品本身无不铭刻着劳动者丰富多样的个性和特性的印记，因为那时的生产是由个人富含个性的生产所构成的(手艺的原意即是如此)，而每个人劳动的产品是不可能完全雷同的，一切劳动成果必定是寒木春华、各具特性。这就如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手工匠(个体皮匠和裁缝)的劳作，他们的劳动产品皮鞋与衣服都是含有个性、别具一格的。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即不再是作为某种特定的、为自然所决定的、在质上不同于他种劳动的具体劳动的结果，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完全摆脱劳动的质而仅在量上有所不同的劳动的抽象劳动的结果。这也就界划了劳动的二重性质。在这里，一切产品和活动都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因为只有在交换价值上，每个个人的活动或产品对他来说才成为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者孤立化和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①这样，一方面是具体的个人劳动，另一方面是社会劳动，二者在交换中形成了特定的自发统一。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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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与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②

从生产的客观进程来看，生产目的从直接的使用价值变为间接的交换价值，从个人生产具体的“多”变为社会市场交换中抽象的“一”，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第一次使生产本身成为无限的。这正是资本主义锻铸魔鬼般的生产力冲动的根本原因。由此，马克思阐明了现代的交换(即社会交换)绝不是什么人的天生的类的交往需要(赫斯)，而是在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产物。请注意，在生产的分工和交换体系的前提下，交换价值必然成为人类生活中支配性的“一”，这并不是一种罪恶的人性的堕落，而是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同时，极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不是由于社会关系本身的任意改变所生发出来的必然性，而是从物质生产这个客观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必然规律。于是，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离开这个基础去讨论社会关系的改变必将是非科学的。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等)眼中的市民社会里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①。而且，这种关系被神化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天然社会本性。与此相反，马克思科学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种自然法的意愿，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出来的分工与交换客观形成的结果。在分工与交换的社会中，人们必须用一种“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allseitige Abhängigkeit)，构成他们的社会关联(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ng)”。②这种社会关联只能表现在人们相互交换他们的劳动成果的交换价值上。马克思说：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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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alle feste persönliche〔historicheAbhängigkeitsverhältnisse)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性(allseitigeAbhängigkeit)为前提。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③

这也就意味着，以往人类的社会存在形式的解体以及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转化，并不是一种观念的实现，也不是人的一种主体愿望，而是在人们所从事的生产中生长出来的历史性的客观转换。同时，“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④。原来在第一大社会形式中的人与人的直接关系被解构了，人，现在只能在市场交换的复杂中介关系中间接地自发链接起来。人，在这种在自己之外的似自然性关系中被全面而彻底地孤立化了。马克思说：

第九章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1976，S.89。——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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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最初表现为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①

此时，马克思所阐述的现代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显然不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能具体指认的。首先，这里实际上出现了我所说的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人所创造的东西开始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通俗地说，就是历史性的经济决定论。这也就是说，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基始论的观点上，特定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成为人的现代生活中主导性的东西。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将这种历史性的主导性非历史地指认为一种普适性的规律。马克思这里的具体历史分析，显然比传统哲学教科书上的分析逻辑要复杂得多，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就能替代的。当今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关系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问题，都是更加错综复杂的结构总体。遗憾的是，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这些重要的论述仅仅被实证地排列于经济学的具体说明中，因此被弱化了。

其次，马克思第一次完整地说明了第二大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事物化与颠倒。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交换价值成为目的，一切都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个人抵达现实社会认同的唯一通道。同时，交换价值又必然从一般等价物发展到货币。相对于过去那种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关系，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需要经过交换中介的事物化(颠倒)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马克思写道：

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Fremdes)，表现为事物性的东西(Sachliches);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Verhalten)，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关联(wechselseitigerZusammenhang)，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已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事物(als eine Sache)。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联系（dei 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derPersonen）转化为事物性的社会状态（eingesellschaftlicheVerhalten derSachen)；人的能力转化为事物性的能力(daspersönliche Vermögen in ein sachliches)。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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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颠倒和事物化就发生了。“但为什么人们信赖事物(Sache)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事物是人们互相间的事物化的关系(versachlichtem Verhältnis)，是事物化的交换价值(Tauschwert)，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联系(Beziehung der produktivenTätigkeit)。”②马克思分析道，货币存在的前提正是社会关系本身的事物化，金钱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抵押品”。在市场交换中，人在从另一个人手中获得商品时，他就必须将这种抵押品留下。乍看起来，“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并且，“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③你一旦拥有货币，你就拥有了权力。货币就是权力!“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事物性(sachliche)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①。而一旦“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于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②。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分析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这种颠倒的性质，说明了货币在经济现象中获得神秘权力的秘密。我注意到，后来舍勒③在神正论的语境中借用了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现象学批判。在他眼中，现实的商品—市场经济是一种神性“价值的颠覆”，即质性价值与假象价值、生命价值与有用价值的颠倒。④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04页。参见KarlMarx， Grundriss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S.90.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中译文原来将此处的versachlichen译成“物化”，我改译为“事物化”；中译文将此处的Beziehung译成“关系”，我改译为“联系”。参见 Karl Marx,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Dietz Verlag，1976，S.93。—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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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更精确地指明：“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事物和事物的社会关系。……因此，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⑤。从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观点来看，“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和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⑥。这正是历史现象学试图证伪的现象。

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像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中译文将此处的sachliche译为“物”，我改译为“事物性”。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Dietz Verlag，1976,S.94。——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③舍勒(MaxScheler，1874—1928)，德国著名基督教思想家，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知识社会学的先驱，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

④参见[德]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13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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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需要界定的问题是，与《1844年手稿》不同，在此马克思所讲的事物化与颠倒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是客观的历史性认知。它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回首过去，人的关系之事物化与颠倒，相对于过去第一大社会形式中的那种人对人的直接关系(“人的依赖性”)而言，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进步，而并非“人性的堕落”。“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②其次，展望未来，正是这种事物化和颠倒的关系，才可能创造出在更高的阶段上“全面发展的个人”，即第三大社会形式中人的自由发展的个性和能力。对此，马克思清醒地看到：

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③

事物化与颠倒为什么会创造出人的关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所形成的以交换为目的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市场(Weltmarkt)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关联(Zusammenhang)，但同时这种关联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④。在商品、货币和资本通过频繁而广泛交换所打开的世界市场中，经济事物化的中介性关系使所有进入市场的人都成为一个息息相关整体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想要说明，只有通过这种人的关系的事物化与颠倒，才有可能真实地产生人在现实历史发展中进一步全面自由解放的物质可能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思想更加接近于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必然性前提。这种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讨论，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关主题的研究要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同时，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这种科学的认识与《1844年手稿》中的伦理批判有着极大的异质性。

第九章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中译文将此处的Zusammenhang译为“联系”，我改译为“关联”。—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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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同，马克思从来不可能简单地肯定这种历史的进步。他不会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将“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毫不相干为前提的联系”的社会看成是“自然的产物”，把颠倒和事物化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一种社会天然具有的客观自然属性。①马克思说：“如果把这种单纯事物的关联(der sachliche Zusammenhang)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②因为这种事物化的社会关系是“历史的产物(historisches Produkt)”,

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③

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④。将这种历史性的事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视为社会天然形式，这是在用虚假的经济物相遮蔽社会本质关系。这正是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再次，马克思所阐述的现代社会关系体现了第二大社会形式中个人生存情境的颠倒。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1）个人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个人从属于的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①。这是由于，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③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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