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投入生产的结果是产生出一个由“我”创造出来的敌视“我”的资本。资本是劳动活动的现实异化！

对此，马克思条分缕析地说：

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能力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异己性(这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条件以资本家的人格的形式，即作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也就是说，财产即劳动的物质条件同活劳动能力的这种绝对的分裂或分离(以致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另一个法人的实在、作为这个法人的意志的绝对领域，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而另一方面，劳动则因而表现为同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的，即同劳动条件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也就是说，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从而劳动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已性)；—这种分裂，现在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物化，客体化。①

令人感到可怕的是，正是“劳动能力使这些条件本身变成以他人的、实行统治的人格化的形式而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物，价值。劳动能力离开[生产]过程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②。显而易见，这决不是什么人本主义逻辑中那种“应该”与“是”的矛盾和冲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客观的历史发生的异化关系。

马克思说，这个由劳动产生并不断增殖起来的对象化力量，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它“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观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①。更进一步看，“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还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②。这是经济关系本身的现实异化。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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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马克思非常精辟地总结了这种异化的特点：

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作为变成统治工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相同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③

的确，这是一种彻底的颠倒。后来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就和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在货币上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的情况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又遇到关系的颠倒，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Fetischismus)”①。这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是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②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页。中译文有改动。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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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地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价值世界就越来越扩大”③。马克思在后面写道，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比较必然增长。他指出：

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对象化存在(Vergegenstandlichtesein)，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Entfremdet-,Entäussert-,Veräussertsein)，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personifiziertenProduktionsbedingungen)即资本归属(-Kapital-Zugehören)，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④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0页。这里的中译文将“对象化存在(Vergegenstandlichtesein)”误译为“物化”，此处误译中文第二版也没有改过来；Zugehören一词被译作“所有”，我改译为“归属”。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Dietz Verlag，1976,S.698。—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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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的人与人关系的客观颠倒和错乱！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historischeNotwendigkeit)，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absoluteNotwendigkeit)，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①。颠倒不是想象的，而是社会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形式。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②。而马克思站在历史现象学的高度则认为：

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③

这是一个全新的科学诊断。

在这里，我们想作一个简短的评述。马克思为什么在他的经济学视域中的历史现象学的最后重新提出异化问题?④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已经否定了人本主义哲学逻辑，同时也放弃了异化史观。那么在这里，究竟又发生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0—3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0页。

④据我的不完全文献数据统计，entfremd一词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出现了16次，而entäussert一词则出现过11次。在马克思其他这一时期主要文本中的情况为：entfremd一词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出现8次，《资本论》第一卷中出现6次，第二卷为零第三卷中出现12次;entäussert一词则在其他文本中基本上没有出现。——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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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纵观马克思1845年以后哲学发展的基本思路，我发现其思想探索所留下的印记，是一个巨大的螺旋式的道路：在1845年的思想变革中，他否定人本主义的主体价值逻辑，其新起点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一般物质生产的客体向度，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层面，他不再从异化史观的主体尺度的角度引出现象学批判的张力，而选择了从生产分工导致的客观经济矛盾的视角提出一种实证性的客观历史指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在进入具体的经济学研究之后，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中，他开始意识到，从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一般社会历史的基础是正确的，可是从生产出发来面对经过无数颠倒事物化中介的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产生了经济学所无法超越的遮蔽性。仅仅在客体向度上批判资本主义，还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关系在资本世界中的倒立显象。马克思不得不再从物质生产中的主体劳动活动出发，不得不再一次将他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基于科学的历史的主体向度。苏联学者达维多夫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正确地说明了马克思这里的经济异化概念与过去的劳动异化史观的不同。但他的分析还缺少一种来自经济学文本解读的深入性。①

其次，马克思在历史现象学建构的前期，从交换价值到货币的现象学批判中已经先后使用了社会关系的事物化和颠倒这样的理论指认，可是，在资本与劳动这种深层的本质关系上，事物化与颠倒这样的规定性仍然不能准确地定位这种现实发生的社会关系的自反性。于是，科学的关系异化规定的出现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可是在这里，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历史现象学中再一次使用的科学异化概念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特别是他此时使用的劳动异化规定，与他在《1844年手稿》中使用的劳动异化逻辑之间是具有根本的异质性的。其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异化观：

第九章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参见[苏]达维多夫《新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社会学问题》，莫斯科，1980年，第一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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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它所构成的是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虚与实的矛盾；劳动的自我异化是一种逻辑反思，是在观念中设定的。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反思。原来工人活动的对象化结果，现实地成为今天工人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工人创造的“先有”成为“现有”的统治者。资本家是用我劳动所创造的东西(事物化为抽象的无名的东西)与我(工人，包括过去的劳动者的成果)交换，并且是进一步的不平等交换。在这里，它不是某种逻辑的价值悬设出发点，也不是逻辑方法的先验结构，而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历史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客观转换的必然形式；不是因为劳动异化造成罪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导致人对外化经济力量的依赖性，雇佣劳动必然创造一个由自己转化出来的统治力量资本，这就是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现实异化。①

在此时的马克思这里，与《1844年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定性不同，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发生的劳动异化，在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中首先是进步的，人与人的关系客观上是不平等交换，是掠夺，片面性，客观颠倒，是不公正，但正是这种“恶”创造了魔鬼般的巨大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必然是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劳动异化在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上首先也是进步的，相对于过去的人身依附，它当然是一种解放，但是它又更深地形成新的物役性，造成主体性的沦丧，带来社会关系的异己性和对抗性。我觉得，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意识到，异化的观念不是在头脑中出现的，而是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异化的真实反映，而这一点是单纯的哲学唯物主义所无法廓清的。所以，黑格尔的异化观之所以深刻，也是由于他从经济现实中看到了真实的劳动活动的客观颠倒。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关于这一问题的详尽分析，请参见孙伯镑、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239页;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三章。——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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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资本论》: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成熟表述

我在前面分析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现象学，而后来的《资本论》(DasKapital)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学”。但如果对这个特点仔细探究就可以得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说明和表述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他在哲学意义上建构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也有了更加成熟的表述。与上面我们看到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那种艰难的理论逻辑建构迥然不同，《资本论》的逻辑演进是将科学的理论思路有条理地呈现出来的过程。在此，我们将简要地概述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历史现象学和拜物教批判的精彩分析，这也可算作是对我们上述讨论的一个小结。

1. 倒立跳舞的桌子与商品拜物教

这里，马克思对历史现象学的表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至第四章中。我注意到，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是与他对资本主义三大拜物教的证伪分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后来将这三大拜物教所顶礼膜拜的三层物相，直接作为他历史现象学逐层穿透和剥离的假象视域。实际上，这种现象学的批判，也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学分析并驾齐驱的。由于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我已经对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理论进行过初步的讨论，①在此，我只是再一次以历史认识论的视域为观照点，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视域中对三大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具体建构过程。当然，在此处的分析中，我们不打算按照马克思具体的经济学思路展开论述，即不是以文本学的模式逐步提出和解决问题，而是用最清楚和概要的线索来总结马克思不自觉地隐匿在经济学逻辑之中的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学批判。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三章第四节第二目。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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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首先要再强调一下马克思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使用的拜物教(Fetischismus)概念①与原始拜物教观念的区别。在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和图腾意识中，拜物教是对外部自然客观物或神秘力量之崇拜，而在马克思这里，它则主要是指认一种人们无意识发生的对社会存在物(关系)的崇拜，并且是颠倒了的物相(假象关系)。相比之下，这种社会经济拜物教是更加复杂的，它的中心偶像是一种非物形非人形的东西，甚至人还不知道所崇拜的东西的实质是什么。崇神时，知道它是一个超人超自然(übernatürlich)的东西，可是，人们对于商品、货币与资本的真正本质却知之甚少，除了知晓它们的一般物质承担体，对其本质的认识似乎总是雾里看花，甚至于无法想象其本质。在马克思这里，颠倒的假象视域是经济拜物教性质(Fetischcharakter)的重要层面，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商品拜物教的假象视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分析是从我们的感官可以直接达及的经验层面开始的。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面对任何一个物品，这些物品一般都不会具有无法认知的神秘感。如一张桌子，木制有形，可以站立，也能放置物品，此时，桌子并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烦琐性(metaphysische Spitzfindigkeit)和神学的微妙性”。自然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正确前提都基于这个直观的真实性。当然，我们这里会承认桌子已经是人类劳动的制品，在使用中，它实现着一种物品面对人的需要的社会性的功用性。可是，就是在效用这一层面，也不会出现什么不解的神秘感。但是，同样是这张桌子，当它

一旦当作商品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可以感觉而又超于感觉的物(ein 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它不仅用脚直立在地上，而且在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里，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据我的不完全文献统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3次使用了Fetischismus一词，在第二卷中使用了1次，而在第三卷中则没有使用。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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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在过去的社会中，一张桌子通过劳动制作出来，它是为了放置物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而在商品经济中，产品作为商品(用于商业交换的物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目的首先不是使用，而是交换，以及通过交换实现桌子所代表的价值。马克思告诉我们，这种桌子的价值属性不是它的物的自然属性，也不是它自身的效用功能，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是桌子在自身处于使用功效的价值关系之外，另一种在交换中实现自己所包含的劳动的社会性价值关系。特别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桌子的这种无法直接呈现的社会关系属性是以物的形式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并且，进而产生某种“视觉颠倒(Quidproquo)”。

马克思说：

正如一物(Dings)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可感觉的形式。必须补充说，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个外界对象射入另一对象即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physischesVerhältniszwischen physischen Dingen)。但是，价值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Wertverhältnis)，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dasbestimmte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s der Menschen selbst)，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die phantasmagorische Formeines Verhältnisses von Dingen)。我们只有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一个比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Warenwelt)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做拜物教(Fetischismus)。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①

第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47页。原文中的Ding被中译为“东西”，我改译作“物”。参见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 Werke，Band 23，“DasKapital", Bd. I, Berlin: Dietz Verlag, 1963, S.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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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表述。马克思是想说明，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物相。不过，我们还需要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物相的颠倒呢？

面对商品，我们一般都会注意到它同时具有用于直接使用的价值和用于在市场中交换的价值。“我们按照普通的说法，曾经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准确地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普通的说法，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使用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术语。此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交换价值只是价值在市场交换中的表现形式，它通常通过价格实现出来。就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严格区分这二者。相对于价值，“交换价值总只能是某种包含在其中但还是能够和它相区别的东西的表现方式，现象形态””②。所以，

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品和“价值”。但是，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种特别的、和它的自然形态不同的现象形态，交换价值的形态，它就会表现为这样一个二重物。在孤立的考察下，它是没有这个形态的，要有这种形态，它就必须和第二种不同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③

因此，“当作使用价值，各种商品首先是异质的；当作交换价值，它们却只能是异量的，所以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原子”④。商品的功用性是异质的，可是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形式时，却具有某种“超自然属性(übernatürlicheEigenschaft)”，表征发出无质性的量化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讲的这些商品的属性和表现形态本身，都不是我们通过感官直接能够把握的经验现象，这正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所指认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所以马克思经常说，“商品的价值纯然是这些物品(Dinge)的社会定在’(das gesellschaftlicheDasein)，所以它也只能通过商品的全面社会联系（allseitige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来表现”①。这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指的那个非直观的物。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7页。参见 Karl Marx-FriedrichEngels- Werke, Band 23, “Das Kapital", Bd. I, Berlin: Dietz Verlag, 1963, S. 86。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页。

③[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4页。

④[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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