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附录一“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

②参见孙伯镑先生为拙作《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所作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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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

——张异宾教授访谈录

刘景钊

导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研究领域中队伍最庞大研究实力最雄厚，发表的论著也最多的学科，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几乎没有出现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已经产生的思想大师，更没有产生多少真正有影响的理论，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批判，然而，在我们最新出版的一些马哲论著中，教科书体系的话语方式仍然留着浓重的痕迹。新世纪，中国的哲学研究，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真正走向创造而不再仅仅是重复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老路，这几乎是所有哲学工作者的共识。但是，怎样进行哲学创造、从何处起步、由哪里入手等问题，还需要哲学工作者进行自觉、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张异宾教授创立的经典文本解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突破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为探索哲学创造之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他的代表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建构深度模式的一个划时代的口号。

访谈时间：2006年7月14日下午

访谈地点：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办公室

(以下采访者简称刘，接受访谈者简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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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张教授，首先代表《晋阳学刊》主编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接受这次访谈，同时这个感谢还不仅仅是为了访谈。因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在撰写关于波兰尼的意会知识和内隐认知的论文时，就参考并引用过您的《缄默认知:波兰尼意会认知理论的探索》和《波兰尼与个人知识》等论文，借此机会向您表示谢意。因为这个缘由，后来我比较关注您的学术动向。1999年您出版《回到马克思》一书，不仅在学界引起了巨大震撼，对我本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早就有拜访您的意思。

张：说到迈克尔·波兰尼，我始终耿耿于怀。由于没有整块的时间，后来就中断了对他的研究，但对他的理论研究状况我一直比较关注。说实在的，如果给我一个稍微完整点的时间段，我可能还会写一本关于波兰尼哲学认识论的书。

刘:这说明，您还怀有波兰尼情结。据我所知，您是国内最早研究波兰尼的学者之一，当时您对他理论的理解和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

张:那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情结，因为我认为波兰尼对我们有太多的启示，他的理论太重要了。

刘：在拜读您的一些论文和著作的过程中，我隐约感觉到，不管是在您提出的“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中，还是在您“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实践中，抑或是在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倾注的精力中，都蕴涵着一种哲学创造的激情。我想，大概正是这种创造的激情，促使您能积十几年时间探索并最终形成自己独到的经典文本解读方式和写作方式。您的文本解读方式，同您努力追求的哲学创造之间显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这次访谈是不是就围绕文本解读和哲学创造这个话题来进行？看得出，在您发表的众多文本中已经在实践着这种创造，并且也对这种创造进行了理论概括，而我通过访谈想了解的是您文字之外的思想和见解。

张：非常感谢刘老师。既然是面对面，那我就围绕您的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的哲学创造问题，结合这些年我们走过的道路，在这个大的问题上谈得稍微宽一些。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我们究竟有没有给人类文化思想宝库留下什么别人没有提供的东西。这里，我想起德鲁兹的一句名言，他说过，作为一个哲学家，“以他人的名义言说是可耻的”。他这话说得当然极端了一些。但是，研究哲学的人如果一生都在讲别人说过的话，老是解释别人的思想，这样的哲学家恐怕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作为有几千年文明历史，产生过光辉灿烂文化和孔孟老庄这样的大思想家的中国，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我们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有自己真正的当代思想家？我所说的这个思想家，应该是既能够站在国际学术前沿同世界对话，又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整个优秀的智慧传统，成为真正能在人类思想宝库当中留下一笔思想资源的人。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有责任的中国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认真面对的问题。

附录二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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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对于哲学来说，那就是怎样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因为能留存下来的思想资源都是创造的结晶，而不是拾人牙慧的余唾。但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创造、从哪里入手和用什么方法的问题。

张：没错。曾经有人这样问过我说，张一兵，你这些年好像始终是在读别人的东西，读马克思、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读拉康，等等。这跟哲学创造有什么关系？刘老师，我们俩是同一代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和弱点。我对我们这些出生于50年代的哲学学者做过一个深刻的反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在哲学创造的道路上注定是过渡性的，这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创造恐怕在我们身上是难以真正实现的，我们只能为下一代人做些奠基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先天不足。就拿我自己来说，首先，缺乏非常好的国学积淀，我们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国学教育，没有受过过去私塾那样的本根性的教化，因而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能自认为对我们民族文化有深透的了解。其次，我们同世界学术主流对话的能力不足，这一方面表现在我们的外语水平有限，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西方传统思想资源的全面掌握上有很大的缺憾。这些先天不足，使我们这一代不大可能出现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冯友兰、熊十力、钱穆那样的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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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学的时候，也读过中国哲学的文本，当时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东方文化模式怎样与世界对话。后来，读波兰尼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启示，波兰尼解决了一个体知文化如何被清晰表述出来的问题。当时我就在思考，有没有一种东西能够把东方这样一种体知文化，通过一种言说的途径和西方这样一个物性文化进行对接。当时我有过这样大的一个思路。但是，我深深知道，从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积淀来看，我们不足以完成这个使命。可能只有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几代人积累之后才能形成真正基于我们民族优秀传统和基于与世界对话的创造性的整体性民族文化的一个革新。这才是我理解的真正的哲学创造。但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做到的。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今天那些将自己伪饰起来的大师模样的学者。

所以，经过这样的思考和判断以后，我就会对自己有一个定位：我们能做什么？怎么做?从哪里起步?当时，我确定了从自己的学科专业出发。我原来是学哲学原理，但后来我发现，真正做哲学研究，在原理之中是得不到原理的。因此，研究生毕业之后，也就是在我花了十几年工夫读马克思之前，我先对所有与哲学有关系的学科领域都进行了一个初步认知性的研究和梳理，这包括心理学、科学哲学(当时叫自然辩证法)、社会学、政治学，艺术学、还有经济学等，在上一世纪90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些学科中同方法论相关的资料都做了专题，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最核心的思想(刚才我在下边开会讨论南京大学文科发展思路时也谈到这个思想)，我认为，在文科发展里讲创新，最重要的是方法论的创新。所以，在研究和梳理这些与哲学相关的学科的过程中，我关注的不是简单地去找新资料，而是关注这些学科的方法论，特别是注意体悟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学科与学科交叉中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上提供了什么新的思维模型。其实，波兰尼就是这样，他从物理学、物理化学走向哲学，他在交叉中形成了新的层面，这个层面即是具体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说不出来的，也是哲学家说不出来的。后来我发现，实际上我自已没有什么从自己脑袋里凭空蹦出来的新思想，而是经常在边界点上找到对哲学创新有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那些年在那些学科上所用的时间一点都没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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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您这个方法很独特，就是先从外围入手，然后再切入中心。

张:对。当我梳理了自然科学观、心理学、艺术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已经提供的100多年来新的方法论变革的结果之后，这个思维模型在我自己的头脑中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元平台。当然，那时我关注的还有一个跟马克思主义研究更紧密的领域，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后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我目前两个主要方向之一)。这样一来，我在分析哲学问题时就不再是过去我们传统研究中做哲学的那种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传统教科书体系方法。我们知道，苏联的教科书体系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是一种唯一性的提供真理标准的断言方法。就是马克思说了什么，我们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只要把马克思的东西说完整了，这就是做学问了。过去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模式，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话堆积在一个专题里边，这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哲学了，比如《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等，这种语录式的引用是我们过去研究方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研究方式的影响今天仍然存在，比如常见的模式：“马克思说……”“海德格尔说……”“波兰尼说……”等等。而我们在引用这些语录时，又往往不去仔细研究马克思等思想家的这些话语当时的具体言说语境，因而常常闹出引述语录与文本的原初语境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这样的笑话。

所以，我在对方法论反思时认识到，过去这种方法是“用原理来反注文本”的一个基本思路。我在《回到马克思》中指出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真正要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首先必须认真读马克思的原著。而且在读马克思原著的过程中，不能按照语录或者教科书的原理来预先为文本划定边界，比如说，先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又分为物质观、辩证法和认识论等几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又分为几大问题，如此等等。按照这样的方法，就出现了诸如“《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类的论著，这样的阅读方法是无法让我们读到马克思的实际思想是什么的。正是通过这样的反思，促使我开始认真探索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特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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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就是说，对相关学科方法论的梳理和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批判反思，构成了您探索新方法的基础。

张：还不止于此。1993年我回到南大，那时我已经开始重读马恩全集了。我们这个学科点上有个特色，我的老师，这个博士点的创始人之一孙伯锉教授，他原来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而且他对经济学非常精通，受孙老师影响，历史的考据方法和经济分析的深层思考构成了南大马哲研究方法论最重要的基础和特色。孙老师的杰出贡献是马哲史，特别是马恩早期的思想研究。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注重原著，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刚一进来他要求我们的并不是从原理出发，而是从第一手的著作出发，研究生的第一学期首先被要求阅读马恩全集一至六卷，并提交读书报告进行讨论。这样，他让我们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一上来不是首先接触二手文献，而是从第一手的原著出发。第二个特点是，孙老师的经济学功底非常强，他常常说，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的《回到马克思》也是从经济学研究线索入手来反观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这两个最重要的方法都是从孙教授那里继承的。也可以说，我们这个点在方法论的特色上主要是强调文本研究的历史和逻辑的方法。这也构成我的研究方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此，我可以举一个眼下的例子。去年初，我的一个博士生(现在北大哲学系)仰海峰翻译了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这本书是我目前看到的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完整的一个正面批判。《生产之镜》抓住了马克思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物质生产。并且，他又是从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文本入手来攻击马克思的。有意思的是，该书出版到现在国内还没有一篇研究性的文章，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这本书的原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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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出版以来，国外对这本书的正面的完整的批判也很少。问题出在哪里呢？鲍德里亚这个人聪明绝顶，否则他不会成为所谓“后现代大师”。他早期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徒做起，他的老师是列斐伏尔。当然，我认为鲍德里亚的理论逻辑发端已经属于后马克思思潮了，到70年代中期，他开始反马克思，并成为后现代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家。我发现在《生产之镜》一书中，他引述的马克思的文献，都是国内马哲研究中很少有人引述的，比如马克思晚年的《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而且，书中涉及的大量问题都是我们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人不注意的概念，他是从劳动二重性、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这样一些概念入手的，然后从这里再过渡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关于生产、生产方式以及历史的定义。我甚至觉得，国内能完全读懂这本书的人都很少。鲍德里亚的这本书，全面批判了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是致命的攻击。这两天，我开始写批判这部书的论文，我们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客观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话进而质疑和批判其的能力。但放在前些年，我们对人家的批判就显得力不从心，即使名义上的批判也往往抓不住要害，批不到点子上。记得上一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读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时在读卢卡奇、阿尔都塞的时候就感觉到一种强烈震撼，那时候我也写过批评葛兰西、柯尔施的论文，但当时读的东西不如人家读得多读得深，批判当然就缺乏力度。同样，现在对鲍德里亚的研究和批判，你如果没有读懂他所读过的那些经济学文献，你怎么能去批判他呢？

刘:过去，我们中国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通常是不读经济学著作的。这不能不说是马哲研究的一个致命弱点。

张：后来我回过头来再读马克思的时候，就换了一个很大的角度，我是从最早的马克思经济学笔记开始读的。我利用的是翻译过来的部分MEGA2的文献，再就是所有中文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文献，我是一点一点做过来的。在那十年中，我至少有四年是在读经济学说史，我也会关注传统马哲研究里没有注意到的马克思同时代人的经济学文本，然后读马克思读过的经济学著作，一本一本地去做。做完这些工作之后，再读马克思哲学原著时，就会发现很大的不同。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马恩全集我是通读过的，但这时候再读就发现马克思文本展现给你的思想不同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方法论的变化。因为我的思想中会有很多新的东西，比如会有波兰尼的方法、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和结构主义文本学、哲学解释学中的新方法等，这样一来我就会读到一些其他人读不到的东西。同样是文本，由于方法论不同，文本就被打开了，关注的问题也就不同了。也因为有了经济学说史的理解平台，和马克思相近的思想资源的价值也就得到了重视，因此读出来的内容也就与过去的思路完全不同了。后来有许多人，包括我的老师也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同一篇马克思的著作，你会读出来让我们读不到的东西？我的研究生也常常有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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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这就是您说的，“以不同的话语，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是根本异质性的。”(《回到马克思》序，第2页)也就是说，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

张: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我有两个假设：一是由于我的确发现了一些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二是在解释学允许的范围内，我在解读过程中注入了我自己的新的解释，由此展现出文本新的语义。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在《回到马克思》这本看起来是解读马克思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我自己的理解和学术含量。解释学的一个合法的方法就是两种视域的融合，一方面是对原意的理解，另一方面是把它读出来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新的视野。这也是马克思的思想重新走向当代的一条现实之路。在马哲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我有一次在回答“马克思与当代性”的问题时谈道，文本的最重要的开新是同后来的创造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创造性是与理论地平的清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对原文的清理和这一平台的搭建，创造就是虚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涉及你是在什么基础上创造，如果是在斯大林教条主义体系的基础上的所谓创造，那么这个创造肯定是虚假的。没有这个平台的清理，你的创造上就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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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转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时，我提出的主张同样是首先坚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第一手文献的认真研究。2004年，我在人大出版社出了一本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著，《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我现在正在写第二卷，就是关于后马克思思潮文本研究的东西。过去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队伍很小，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其中，个别学者的一种习惯是不好的，就是很少去读马克思哲学的原著。往往是用抽象的大问题来套西方马克思主义，比如，要研究总体性问题，做法就会是在这里找一段，那里找一段，按照问题来找文字，这种方法还是传统的斯大林体系的方法。我后来发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你只能一个人一个人、一本书一本书地按照他的思想流程来进行认真的文本学解读梳理。我想通过自己的研究行为和研究方法范式给大家一个提示，即只有通过这种扎扎实实的功夫才能真正走入研究之境。

刘：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套文本解读方式，同中国传统的文本注释方法是不是也有关系。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您也借鉴了这种方法。

张：是这样的。后来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悟，就是在我和孙先生的交流当中，我感到，他的身上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先祖们优良传统的深刻传承。孙老师告诉我们，文本学的方法实际上不是西方人的舶来品，而是中国传统思想家做典籍文化留下的宝贵遗产。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如此，自春秋战国我们的传世经典问世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都是在逐字逐句抠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在一个一个经典文本的语境当中把自己的思想注入进去，这也就是说，中国后世文化中相当一部分东西都是在对经典的注解中生成发展起来的，这样才出现了无数的关于传统典籍的注疏性论著。“煮书”、“韦编三绝”之类的传统读书功夫，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方法论层面的最精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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