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回到马克思》中的方法实际上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典籍研究方法。

刘:就是要有点当年孔子那种韦编三绝的读书精神。

张：是的。可惜，这种认认真真读书的功夫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很难得了，是我们自己丢掉了这个传统。我们这个点上培养研究生时，就是一开始并不要求他们读最新的东西，不让他们去做当前学界研究中最时髦的东西。因为任何一个人做学问首先要建立一个基础平台，这个平台就来自于研读经典原著，你不一定是要读马克思，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也一样，首先要从经典开始，一步步把基本问题搞懂。客观地说，在这一点上国内的西哲研究比我们做得好。我以为，这个基础平台就是当我们的学生面对一个思想家时，就必须把关于这个人的研究做到底根处，从这里边生长出他对人物的一个总体概括，他可以由此理解这个人物的思想一开始是怎么发生的，原初语境是什么？他整个一生的思想发生过什么变化?每一个变化中的问题转换是什么？这样，他就会实事求是地对待每一个思想家，从而会去除对思想家的抽象和武断的判断。所以，事实上《回到马克思》不是创造了什么关于马克思的新观点，而是表明了或者说体现了一种学术态度，这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有从西方学习的成分，更有对中国传统东西的继承。

刘:看来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和创新对中国的哲学创造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平台，哲学创造就无从谈起，我们目前恰恰缺乏这种方法自觉意识。

张:我们曾经写过一组文章，集中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平台问题。①您说得对，中国马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方法论上的非自觉。对于方法问题没有自觉的意识，在研究中没有首先思考一下我是以什么方法来注入研究过程，没有一个方法论定位。对今天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新发展到了何种地步，西方哲学思想史中的方法论演变是什么都没有认识，这是方法论上的盲目。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国内学者在学术问题上争吵时，你会发现，他们在言说过程中，用的方法完全不同，很多学术讨论完全是在不同语境中进行的，讨论本身是无前提的，结果争论自然是自说自话了。比如，对我的著作也经常有人批评，但他们批评时从来不去注意批评的前提，不去看看有没有共同的话语基础，如果我们整个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怎么在一个问题上展开讨论呢？所以，很多对我著作的批评我是无法回答他的，我只能告诉他你的方法不对，当然你就读不出东西，怎么讲问题呢？讨论的过程中话语前提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附录二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

①参见《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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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对文本进行深度解读的基础上，您是不是有过构建自己思想体系的设想？

张：从研究生毕业到现在，进入马哲研究领域已经20多年了。在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的确是常常想这个问题，其实，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是我一直以来就有的想法。就是我一开始谈到的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家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个思想不仅仅是以诠释马克思为目的的，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可以作为我整个思想方法当中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但作为一个思想家还是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可能从近期开始，我会在自己的同样是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研究中逐渐地(其实在过去发表的一些论文中我已经陆陆续续地)提出自己一些比较有个性的想法。也许我慢慢会把这种成分更加深入一点，将自己的思想渐渐表达出来。

仔细观察我的研究思路，您可以发现，从事哲学研究20多年来，马克思的研究始终是我研究工作的一条主线，但您也会发现我同时关注相当多其他人的思想，包括波兰尼，因为我觉得他对中国文化太重要了。我还是在寻求能够走向自己的思想点的道路之中。我研究各种思想和流派，所有这些积累都是在寻找对我的整个哲学构建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我的学术态度比较宽容，或者说包容性比较强。因为很早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我的研究不会固守在一个点上。换句话说，我不会因为是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就认为马克思思想是绝对真理，除了他之外我不接受任何东西，或者研究海德格尔的，就认为海德格尔是绝对真理。有些国外做西哲的学者，似乎还是在这个框架内，一说做鲍德里亚就说鲍德里亚很伟大，做拉康，拉康就成了他一辈子吃饭的东西。在我看来，马克思、海德格尔以及所有大师都并不是绝对真理。不是好像我做什么，什么就是最伟大的，这一观点我在20年前就放弃了。这种心态，也使我能够比较自由地从所有我遇到的大师当中得到我需要的东西。去年我完成了对拉康的初步研究，拉康实际上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从反面与我以后要做的哲学思想相接触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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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您近期内的研究还有些什么新内容？

张：一方面我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个领域里继续工作，因为我的专业在这个方向。我还带这个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而且这个领域也还有相当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因为国内的兴趣点现在开始围绕马克思在做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再向前走一步。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做恩格斯和列宁了。明年我会完成一本关于列宁哲学的书(这也是《回到马克思》之后的学术规划，我们另外还有两位年轻学者在做恩格斯哲学的研究)。这本书中我的重点是列宁的《哲学笔记》。列宁的这部分重要的哲学思想目前又没有人关注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发现要真正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列宁这一部分是没办法跳过的，是不能忽视的，他深刻影响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本书的初稿已经完成，它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发现列宁文献中的新的东西，不在于提出新的哲学观点，而是在于哲学方法论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会提出一种新的哲学解读方法，同时也为自己的文本解读学方法作一个辩护。比起原来我的那种文本学解读方法会有一些变化，可能会离我以后想表达的思想更近一点。

另一方面是我所带的团队工作。我们这个团队的研究是分为三大块来进行的，第一块是对经典著作的研究，除了《回到马克思》之外，还有唐正东教授的《从斯密到马克思》，将来还有姚顺良教授关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研究的书。做完经典文献部分后，我们还想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有一个突破，就是怎样摆脱联共布党史的那种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去年，我们还发了一组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笔谈。这组文章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我们会有一本马哲史著作——《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想在马哲史研究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附录二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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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块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块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自己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刚才提到的《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就是这个工作的成果。现在第二卷正在创作之中，第三卷可能时间还会稍微往后推一点。另一部分是基地集体的研究项目，就是关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前沿研究，在这部分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三个概念：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翻译一些著作，另一方面是做一些思想史的整理工作。第二块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很多博士生正加入进来，基本上是围绕这一思路来做。另外在中央编译出版社还有一套小书，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系列。

第三块是一个新的平台，也是教育部“985”二期工程建设的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创新平台，即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我们在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怎样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问题时，选择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这个方向。我们发现，在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从苏联到我们现在，居然没有一本对从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到列宁，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学术理解史。所以我们第一要做的事还是清理学术平台。这里举一个例子，西方学者布罗代尔提出马克思一直到晚年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而我们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如何如何批判资本主义了，这就成了一个笑话。马克思当时“资本主义”的概念都没有形成，从何谈起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呢？这样的问题很多。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形成过程。早期一开始用“有产者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一些概念，借用的是一些古典经济学用过的概念，后来通过经济学研究最后找到资本的统治关系，到186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认识到社会过程中资本的生产方式和支配关系，直到这时候，资本主义批判的学说才最终完成。这一学说在后来经过恩格斯，到列宁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二国际也有变化，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做的第一步，还是整个学术平台的清理，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任务。这是我们选择的马克思学术史与当代现实发生联结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学术史的研究和平台的清理，将来我们会回过头去进行当代资本主义最新情况和变化的认真研究，要实事求是地看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讲一句不客气的话，马克思过去预见在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的东西，在当代西方社会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城乡差别的消失。这些问题事实上都涉及非常深入的理论问题，怎样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回答了这些问题后我们才能明确，社会主义到底怎样定位。这些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恰恰都还没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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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比较早地意识到团队建设的问题。这也是我体会到在今天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一个思想家如何才能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的问题。靠一两个人，可能十年之内能写十几本书，一两百篇文章，但是其学术影响力是很小的。我在读西方科学史包括像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流派等思想的过程中受到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西方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在于思想学派的建设。从我回南大时起，就跟孙老师讨论过学派建设的问题，我提出研究应该做团队，而不是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在南大，理科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大师加团队。团队或者学派意识是整体的，就是共同的学术主旨，共同的方向，再就是共同的研究方法，在共同的探讨中相互协作又有分工。现在，我们的学科具有完整的学术梯队和发展计划，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中，既要受团队的约束，又有他自由的发展空间。这一点我有比较清楚的意识，我的战略性目标很明确。我有十年乃至更长的发展规划，就是说，对未来十年学界的发展态势我们能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是站在前沿，所以我们做的研究就能带动很多人。比如我们发一组笔谈、出版一本书、提出来一个有辐射性的方向，学界就可能沿着这一思路走。现在我们的团队已初具雏形，我们的青年学者出去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事实上，我们这种团队意识在国内已经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渐渐地大家都有这种团队意识了，很多兄弟院校也都加强了团队建设。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新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人思想的创新，而是一个流派的创新。它可以改变国内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氛围，不再是一个人打天下，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吃几十年的局面。这个问题我只是意识到，但是到底怎么做更适合中国的学术发展还在探索之中，我们只是比较自觉地坚持在做并且已经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我们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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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建设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团队内部展开积极的相互对话和批判。这是我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历史学派研究中得到的深刻体会。我开的一门课叫“哲学文本阅读与批判”，过去是对西方经典作品的批判性阅读，而现在我在这门课上已经连续两个学期都是针对我自己著作的批判，分别是《回到马克思》和《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就是要使学生养成一个习惯，老师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首先应对老师有批判性的思考。对此我有深刻体会，我们上学的年代，你不能说老师是错的，你要说他是错的他会不高兴，老师是不能有错误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都是老师复制学生，因此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没有批判精神的。这也是我刚才说我们这一代注定是过渡性的另一个结构性的原因。

刘：现在我理解，您说的这个过渡性反省也体现在，要避免过去那种僵化的培养模式，而为下一代开拓一种新的成长空间。

张：对。我们自己不能完成的巨大历史使命，要依靠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从教学模式上发生根本性变化，会有创新的可能性吗？随着批判性意识的养成，学术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去年我在《南京社会科学》，今年在《河北学刊》，专门组织了两组批判《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的文章，那就是课堂作业。我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发言时不是批评这本书的就不要讲，所以他们回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得找这本书存在什么问题。过去是搞懂这本书，现在是批判，这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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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接受别人的批判时你要为自己辩护吧？

张：是啊，我得给自己辩护，不能说你说我错我就错了。我会反驳他。我也会告诉学生这本书的问题所在，要求学生可以循着这个问题接着去想怎么去批判它，要求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这样会帮助学生慢慢形成具有批判性的独立思想人格。我希望将来在这样的氛围中真正培养出有独立思想人格的思想家。所以方法论的创新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研究，更在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

“文革”之后我们那头一两届研究生思想非常开放，但是我1993年回来之后发现我们的同学在课堂上又开始变得沉默失语了。我回来后就在慢慢改变这种现状。思想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嘴巴上讲讲或者写几篇文章就完成创新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带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等。但首先要从人才培养做起，然后一代一代人努力不懈地去做，去发展这个事业。还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要有国际性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国内学术研究的良好环境。就大环境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开展良好的学术争论，这说明国内的学术平台还是在一个初期的建立过程当中。我们过去没有批评对话的传统，一批评就不高兴。这一点需要学习欧美国家学者的胸怀，欧美国家20世纪许多重大的学术进展都是在重大的学术争论之后发生的。从我个人来讲，至少我还是有信心，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做了一些事情。在我们的影响下，我感觉还是蛮有效的，国内出现了很多从文本研究出发的有分量的文章。我们的策略是先慢慢开始使方法论发生变化，最后使学术发生进步。

刘：您刚才谈到学派建设的问题，这对中国的哲学界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现象。正常的学术讨论、对话或者争论，首先在学派或者学术团队内部展开，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张:今年以来我们分别在《南京社会科学》、《理论探讨》和《学术月刊》发表了三个学术对话，这就是我们团队内部展开的学术对话、讨论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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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这里我想把话题再往回转一下，按照您的意思，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通过“回到马克思”才能使马克思的当代性之思成为可能，然而事实上，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甚至不可能要求大多数研究者都下到您那样的工夫，那么，在没有进行文本深度解读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这种研究的价值值得怀疑？

张：北京大学的杨学功博士也曾经当面向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这样读全集，那么是不是不读全集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我这里边有一个暴力性的强制，因为我读了原著，所以我讲的马克思是最原本的。我的回答是：从我个人的内心当中，早已经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即我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不会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只是一家之言，仅此而已，否则我不会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并不排斥从其他方面、其他视角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方式的研究和探索。关键是你要有特色。我想这不应该是一种强制性的要求。但是至少在我们的团队中我们是这样去做的。而且事实证明，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比如，目前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我们就占有很大的优势。在批判《生产之镜》中，如果不一点点读马克思的原著，不读他的经济学，怎么批判鲍德里亚，根本没办法批判他。当然，这里不是对话的问题了，因为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必须逐条逐段地批判他。而他引的全部是马克思比较生僻的原文，你不去阅读这些原文怎么跟他交手？其实在我们的许多文章著作中，批判性都是为主的，但是这种批判与斯大林主义绝对不一样。

刘：这就涉及对批判的理解，批判本身除了有否定性的、针锋相对的驳斥以外，更是理解、对话、交流和沟通。

张：对，批判首先是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过去我们的批判在理解之前先把对象骂一通，但是今天我在读鲍德里亚的过程中，就会首先把他的理论基础认真学习一下，比如作为他早期理论逻辑基础的莫斯一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还有他的老师列斐伏尔、巴特和德波的东西。否则，鲍德里亚是读不进去的。当然，这里我不会强求任何人按照我的思路去做，同时我们并不以为自己是唯一真理。我们现在越来越注意这一点，写文章会非常客观宽容。在不同流派的形成过程中相互交流才有可能真正地创新。事实上我们也非常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比如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和黑龙江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都很有特点，做得非常的深入，对于他们的重要成果我们也在注意学习吸收，但是我们也充分注意彼此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之间形成相互交流，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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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就是说，您的方法是在探索中形成的，在学术实践中总结出了这套带有经验性的方法，并且觉得这样的方法很有效。但您并不强制别人接受您的方法。别人在研究过程中能不能再总结出另外一种方法，完全在于他在探索过程中是不是自觉地意识到方法的价值，关键是我们学界许多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这种方法自觉。

张：对，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讲方法论的自觉？葛兰西说过，哲学最重要的是形成一个人独立的精神个性，或者内在的精神结构，所谓的创新就在于此。如果没有方法论自觉，就会是一笔糊涂账，对于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你根本不知道。你也许辛辛苦苦弄出来的东西，是人家早就研究过的。

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您提出“回到马克思”时，人们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好像是要把马克思哲学研究拉回到象牙塔去。

张:比较细心的读者会从我的书里读出我对现实的关注。在重新阐释马克思的过程中包含着对现实的理解，但是不一定直接表述出来。我在课堂上常说，对中国人来讲，马克思是离我们最近的时刻。这是最好地理解马克思批判现实的时代。过去讲资本主义批判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西方国家发生的事情，今天马克思理论所有批判的对象在中国都现实地发生了。这是最好理解马克思思想方法论的时候。我当时说回到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今天为什么能够回到马克思，这就是我的深层含义。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像今天的中国这样最真切地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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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中国的哲学发展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科壁垒，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彼此之间都有偏见，这种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成了影响哲学发展的一个瓶颈。对此您怎样看?

张: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真正的哲学家是不应该有狭隘的学科界限的。学科壁垒是中国学术体制造成的问题，在现在的西方学界中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现在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学科界限，要有一个过程，但最近几年学科之间开始出现松动，事实上，国内学界在学科之间已经开始交流了，复旦大学西哲和马哲的交流与对话搞得就十分活跃，由刘放桐老师带领，开过几次大型的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会。彼此已经开始相互宽容地来接受对方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刘:对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您有什么看法？

张:说到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日本的广松涉哲学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我发表过几篇介绍广松涉哲学的文章，我在南大出版社已经出了他的四本书。他早期是研究科学的，有点像波兰尼，后来研究哲学，研究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现象学，这中间他又做马克思哲学研究。他的研究分为几段，早期是马克思的文本、思想史，第二段是科学史，马赫、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中的东西，第三段是他把现代西方哲学、科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大和哲学进行了嫁接整合，形成了广松哲学。

从广松哲学中我意识到：第一，未来中国哲学一定是体现民族精神的。第二，未来哲学更重要的基础应该是东方文化。中国人的哲学创造应该是东方的思想，这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但又不是面向过去那种故纸堆的。它是把中国最重要的东西能够阐释出来的学说，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关心波兰尼，就是考虑我们应该如何把体知变成言传的思想，最后再回到中国传统的东西。20世纪之后在西方真正受到尊重的东方人都是代表了自己民族精神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像池田、铃木大佐、泰戈尔等，只有代表了东方文化精神的，在西方才能有地位，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这些人是丢不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方法论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里。因此马克思主义至少在我个人这里会是我的方法论的骨干部分，其价值取向、人类解放的取向我们也是丢不掉的。第三，是与西方文明的积极对话，就是广纳世界的最先进的东西，在这里边生成中国未来哲学的新形态。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而不再去争论到底是西哲重要、马哲重要还是中哲重要。真正走向世界的哲学应该是能包容世界最新思潮的开放性的民族精神。我觉得这一点是未来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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