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首先是处于古典经济学起点位置的威廉·配第①。以往我们都认为，配第的方法论前提是英国经验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他第一次运用这种方法观察社会现象，特别是运用到经济过程中来。这一点没有错。从配第的理论运作来看，对他的研究起重要支配作用的确实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培根②和托·霍布斯③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在经济学论著中，以一种“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④方法作为逻辑运演的出发点。用配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政治算术”，亦即摈弃那种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和情绪，而直接“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⑤。配第也由此被后人誉为“统计学之父”。他的意思是，要创立一种面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科学，这就是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我还注意到，那位被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批判的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也有同样的自觉指认。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将政治经济学称为科学，因为它是“建立在事实与实验之上的”，这是因为，生产和财富积聚以及文化的进步等所依据的原理，都不是由法律所制定的。这些“原理”以及它们的作用，“一部分由人的本质，一部分由物质世界构成的，它们的作用和机械原理一样可借助观察与分析来探讨”①。他还认为，经济学的结论只能是从观察许多大小国家用来支配人们生活条件的各种原则而得出的。②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③同样在自己的书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归纳法科学”，“政治经济学必须使所谓普遍适用的准则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只有通过反复观察各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才可能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④“决定那些处于不同环境下的庞大的人类团体的地位和进步、以及支配他们的行为的原则，只能从经验中得出。”⑤而且，这种观察必须是全面的，不能将观察的资料“局限于自己身边的一小部分世界”。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配第(Sir 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其主要论著有：《赋税论》(1662)、《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政治算术》(1676)、《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1691)。配第被马克思称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皆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下文将省略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②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著有《学术的进步》(1605)和《新工具》(1620)等。

③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英国的政治哲学家。著有《利维坦》(1661)等。配第与霍布斯是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学术通信对配第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重要作用。配第本人也直接参加了1646年建立的“伦敦哲学协会”，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与唯物主义哲学的联盟，目的是共同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⑤[英]配第：《政治算术》，载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5页。

⑥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Macculloch，1789—1864)，英国经济学家。主要论著有：《关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18)、《论资本积累及其对交换价值的影响》(1822)、《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1825)等。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将他定位为李嘉图理论甚至穆勒理论的庸俗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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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说来，将经验论的唯物主义指认为古典经济学之开端的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前提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但事实真的仅仅如此吗？我要提出一种辨识：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哲学方法论与英国的经验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异质性。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经验观察视域中的焦点已经不是英国经验论的直观自然对象，甚至也不仅仅是社会实在论那种社会生活中的直观感性实体，而是社会生活中人的“行为”和“事情”(琼斯语)，即非实体性的社会经验现象，甚至还有“文化”、“法律”与“人的本质”(麦克库洛赫语)等无形的主观因素。很显然，被经济学家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的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并非如过去的论者所指认的仅仅是对自然感性实体的直观，而是将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建立在感性的观察之上。这里的感性现象中既有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对象，又有人的客观活动和事件(生产、经济活动和政治斗争)，同时还有理论和文化现象。这实际上已经产生一种理论意向上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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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0页。

②参见[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1页。

③琼斯(RichardJones,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主要论著有：《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1831)、《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等。

④参见[英]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序言，第11—12页。

⑤[英]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序言，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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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至于此，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极重要的原则问题，即用什么尺度来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苏联、东欧和我们的绝大多数论者(多数为经济学家)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学说史时，都无一例外地援引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评述并以此为评判尺度(主要是1857年以后的评述)，这种做法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学理时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从哲学上评述古典经济学。1845年之前，他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直接指认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而当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已经主要着眼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上去进行确证了。于是，在马克思面对古典经济学的前期哲学视角与中后期经济学视角之间，就存在着一块理论逻辑阐释上的反向缺失的空白地带。所以，当我们用马克思的经济学尺度去评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本质时，并非所有规定都能天衣无缝般地科学地接合在一起。吴易风先生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提出了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这一极重要的问题，可是他却在谈论哲学问题时简单移植了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话语。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们这里并没有简单采用马克思着眼于经济学逻辑进展的界划，即古典经济学(配第)与庸俗经济学(麦克库洛赫)的严格分野。因为在哲学元方法论上，二者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有同质性的。它们的差别只是分析达及一定的深度时才重新凸现出来。

1. 早期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隐性社会唯物主义前提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问题的解析。在我的研究视域中，还伫立着一位值得认真注意的经济学家。他就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科学标尺上批评过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①。在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萨伊是为数不多的自觉和系统地说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学者之一。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萨伊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绪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与分析。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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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实际上是18世纪下半叶从自然科学中引进的。他并不了解配第和斯密与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直接关联。②以他之见，斯密“把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就是说，他不抽象地寻找原则，而却从经常观察的事实追溯到支配这些事实的一般规律”③。萨伊说，政治经济学要“探究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过程”④。在评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时，萨伊与配第等人的观点相似，他也直接认定“这门科学不是建立在假设上面，而是建立在观察结果和经验上面”⑤。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一样是科学，即都“只承认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作的精确推论”，这似乎是共同的方法论前提。可是，事实又区分为存在着的事实与发生着的事实。这很像后来胡塞尔⑥—海德格尔⑦的那个“现成性”和“生成性”的关系。前者是“存在着的物体”，即我们“必须从各个观点不仅观察它们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要观察它们的性质”的事实；后者则是“发生着的事件”，这就是说“事物在我们观察它们怎样发生时所呈现出来的现象”的事实。①用今天认知科学的话语来指认，也是所谓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不同视角。萨伊认为，科学真理不仅仅是对现象的一般直观，而主要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物本质，而对于事物本质的仔细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唯一根据”，也正由此，科学再划分为两种，一是告诉我们关于物体及其性质的正确知识的“叙述科学”，二是说明事件怎样发生的“实验科学”。在自然科学中，植物学是叙述科学，化学、物理学则为实验科学。而在社会科学中，统计学是叙述科学，政治经济学则是实验科学。这是一个有趣的界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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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主要论著有：《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政治经济学精义》(1817)、《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六卷，1828—1830)。

②参见[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页。

③[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页。

④[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3页。

⑤[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9页。

⑥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德国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1859年4月8日出身在奥匈帝国摩拉维亚(Moravia)的普罗斯尼兹(Prossnitz)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早先攻读数学、物理，1881年获博士学位，1883年起在维也纳追随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布伦塔诺钻研哲学，先后在德国哈雷、哥廷根和弗赖堡大学任教，1938年病逝于弗赖堡。

⑦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大师。代表作有：《存在与时间》(1927)、《哲学论稿》(1936—193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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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进一步分析道，在实验科学中所面对的发生着的事实，又可以从两种角度，即“从一般的或不变的观点和从特殊的或可变的观点”进行分析。特殊事实诚然也是由事物的本质产生，但“它是几个动作在特殊情况下互相制约的结果”；一般事实则是“事物在一切相似情况下由它们的本质所产生的结果”。以萨伊的观点，政治经济学就是实验科学中面对发生着的事件之一般事实的研究。他认为，这门科学有这样的特点：

它说明那些事实不断相结合，以致一个事实总是另一个事实的结果，以及为什么是这样。但它不用假设来作进一步的说明，而要从事物的本质去明白理解事物的联系。政治经济学必须引导人们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使得有理解力的人都能理会这个链条是怎样联系起来。②

由此，他还批评了斯密的论著“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见的统计学天才研究”③。从哲学方法论上说，萨伊的指责有一定道理，可从更深一层的经济学层面的哲学反思来看，他却根本误读或无法理解斯密。这是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页。

②[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19页。

③[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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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揭示的问题。

针对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绝对真理只存在于自然科学中的观点，萨伊着重反驳了以下这两种偏见：一是社会知识在面对社会现象时所产生的不同看法，导致不可能产生统一认识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价值观的问题，自然科学的价值观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由英国科学哲学家波兰尼①完整地提出。②萨伊指出，在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中存在的争论，“争论的双方都观察到同样的事实，但对于这些事实，他们作出不同的分类和说明”③，但这并不妨碍科学的确立。这一问题的真正提出和深入思考，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④建构的科学范式不可通约论中得以展开的。⑤二是社会科学的客观现实基础问题。同样存在这样的误解，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可见的事物与客观规律，而社会科学讨论的东西往往是想象的产物。为此萨伊强调说，社会科学的基础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一般事实。

通过明确的观察，能够确定这些一般事实的存在，证明它们的关系，并从它们演绎出结论来。这些结论确是从事物的本质出发，正如客观世界的规律是从事物的本质出发一样。这些结论不是想像的产物，而是通过细心观察与分析所得的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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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旅居英国的匈牙利科学哲学家。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的弟弟，因提出意会认知论而成为著名哲学家。1917年获得布达佩斯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30年代初，因受法西斯的迫害移居英国，曾任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化学教授。1930年代末期到1950年代初，波兰尼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经济、社会与科学哲学方面的作品。1948年，他结束了从事多年的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化学教授的职位，转而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1951年，波兰尼从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职位上退休，立即被牛津大学的墨顿学院(Merton College，Oxford)聘为高级研究员。主要代表论著有：《科学、信仰与社会》(1946)、《自由的逻辑》(1951)、《个人知识》(1958)、《超越虚无主义》(1960)、《意会层次》(1966)、《认知与存在》(1969)、《意义》(1975)等。——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参见[英]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伦敦，1946年。中译本，王靖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③[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页。

④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⑤参见[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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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差一点触及社会存在这个重要的规定性。萨伊还提出，在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中不能简单运用数学统计方法，因为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一些无法被计算的“人类才能、需要和欲望的影响”，否则，就会使社会现象在我们的“算计”中“失去原来的复杂性”，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种“抽象理论”。②我以为，对这一论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唯物主义前提上具有一种学科上的自觉性，但这并不是哲学方法论上真正的自觉意识。

萨伊上述的分析是具有代表性的。它实际上进一步说明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现实发生着的方法论，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英国经验唯物主义哲学，甚至也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方法论。这是一种从它的开端就带有抽象意味的内居于社会生活的特殊唯物主义构架。以我之见，正是这种理论方法，在具体经济学科中无意识地确立了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后来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认识到的界定是：“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提出了一种思想：主要的剥削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由整个生产决定的，单独的个人都面临着这些关系。”③马克思的这个重要的理论界划表明，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中已经存在着一种在社会生活中肯定物质生产和客观经济关系的唯物主义!

首先，它在经济学理论中客观地确立了在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我以为，区别于过去所有哲学唯物主义自然物质决定论，这里在场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和发展中，经历了从重商主义(经济活动中的流通)、重农主义(农业生产)一直到李嘉图(大机器生产)的演变过程，而其中发生的社会经济事实(事件)是观念和理论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基础，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换言之，客观经济现实的优先性几乎成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出发点。他们不能透视的历史本质是，这种经济优先性的出现恰恰是历史的产物，这也是接下来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超越古典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用麦克库洛赫的话来说，一个理论与同样的和经常出现的事实不一致，必定是理论的错误。李斯特则认为，“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①。而萨伊则有一段关于客观历史现实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之关系的十分精彩的分析。他说：“各门科学都是先有事例，然后才有理论。”②他为此曾举例说，15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不断出现的企业唤起了经济学家对财富学说的注意，也成为最早研究财富的原因，但那时关于财富的研究只能停留在贵金属上，18世纪初叶，即在魁奈前近50年的班迪尼之所以能够批评重商主义，也有赖于当时出现的新的经济现实。③我注意到，对18世纪中叶法国魁奈周围的经济学派(重农主义)，萨伊有过一段十分重要的批评：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页

②参见[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27页以及注释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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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先去观察事物的本质，或观察事物怎样发生，把这些观察结果分类，并根据观察结果推断一般定理，而却先订出几个抽象的一般性论旨，把它们叫做自明之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自明之理包含使它们自己具有真确性的直观证据。他们然后企图使个别事实适应于它们，并据它们推断这些事实的规律，这样他们自然就得拥护那些和常识与一般经验明显有抵触的原理…④

萨伊的批评显然是深具要义的。他反对将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因为在他看来，理论与实践应该是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如果理论不是联系结果和原因，或者，联系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规律的知识，理论究竟是什么呢？谁能比从各方面观察事实，而且理解事实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家，更懂得事实呢？”同理，没有理论的实践，如果不是指使用方法而不知道方法怎样发生作用或为什么发生作用，那会是什么呢？无疑，这只能是一种危险的“经验主义”。①因此，萨伊反对将伦理学与政治要求建立在空论之上的做法，他举了卢梭的例子，因为卢梭在讨论社会现象(如社会契约和不平等问题)时，仅仅以权利问题为根据，这就使他的论述落入“没有多大实际效用”的空论之中。其实，萨伊主张经济事实应成为伦理与政治要求的基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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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

②[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页。

③参见[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30页。

④[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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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有一个重要的对比性分析：在政治经济学产生之前出现的西方社会历史分析(如古希腊思想家的社会政治研究和中世纪神学社会问题讨论)和与之同时或稍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历史批判中，绝大多数论者都是从理论逻辑出发来反观社会现实的，这也是人们能够自觉指认自然现象与社会历史现象异质性的区别点。其中包括一些能够在自然现象认识中坚持一般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如狄德罗③、爱尔维修④等)，一旦他们开始社会历史分析时，恰恰会不自觉地失却感性的唯物主义出发点。实际上，这种在自然认识方面的唯物主义在更深层面上依然是历史唯心主义。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第1目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的批判。为什么？因为社会历史中的客观现实主要不是物质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我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除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无法面对人类社会的这种非实体的物质存在。以物质实体为前提的所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只要一步入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就立即成为简单的唯心主义。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不争的事实。而政治经济学却是从感性的经济事实的前提出发，并通过感性观察抵达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关系)的认识。这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原则性差别了。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页。

②参见[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页注释2。

③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18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他的最大成就是主编《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1772)。其他著作包括《对自然的解释》(1754)和《生理学基础》(1774—1780)等。

④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1715—1771)，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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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运作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社会物质生产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且，他们或多或少地开始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从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和运动规律上。这正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理论基础。这里包含了两个重要理论质点：一是物质生产，二是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前者是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的过渡(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转变)中实现的理论转变，也是斯密和李嘉图奠定其学科理论基础的前提。因为对于全部古典经济学而言，物质生产的基础性是与劳动价值论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理论质点，我们在下面还会做进一步的分析，在此我们只对第二个要点进行一些研讨。

为了确证这种立论，我们可以暂时将关注点回归到本节最先接触到的配第。在过去的经济学学说史上，不少学者根据配第自己的表述，将其定位为着眼于“可见的”事实的经验唯物主义者。我发现，正是这个“可见的”一词，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追问配第所说的在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可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实体性的自然环境，还是各种实在的物性人工物品？为此，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实例。在说明17世纪爱尔兰现实生活的不平等时，配第十分具体地以当时每所房屋上的烟囱数作为例证：在爱尔兰20万住户中，有16万户没有固定烟囱，2.4万户只有1个烟囱，1.6万户有1个以上烟囱，而爱尔兰总督府(都伯林堡)上却有125个烟囱！在这里，他并非是仅仅想要说明一种可见物品(烟囱)的统计学上的数字，而是想通过可见的物质实体来揭示一种非实体的社会关系之不公正的本质。这是一种从可见的直观出发抽象出来的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很显然，配第这里是要用可见的生活事实说明一种并不能直观的社会事实。我发现，这才是古典经济学哲学前提的真正缘起。因此，当我们说配第是完全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时，还应再追问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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