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为了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配第的如下一种观点，他提出，爱尔兰各种政党之间进行斗争的现实基础并不是他们提出的种种民族的或宗教的口号，而是地产的分配。地产不等于自然土壤，它表征着一个经济所有关系，分配就更是一种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了。而经济关系本身是无法直观的，而只能通过抽象来把握。马克思后来在《57—58手稿》中直接指认了这一点。在《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一书中，配第提出要发现在政治运作中发生作用的某种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这种东西称之为在社会现象运动中存在的“自然法的道路”。这里的“自然法(Naturallaw)”，实际上就是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客观规律。其实，麦克库洛赫也提出过，在政治经济学的观察和研究中不能只知道事实而不知道“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①而在杜尔哥②这位18世纪后半叶法国重农主义重要代表人物那里，则已经明确提出了社会活动中的“经济关系”。③甚至萨伊还极为深刻地注意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生产的各种方式和由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政治性的见解，因为那时还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所赖以存在的现代经济生活。萨伊认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是不能从直观中获得的，而必须基于一种一般的事实。因为一般事实是以对经过选择的个别事实的观察为根据的，从一般事实中我们才能发现一般的规律。当然，在我们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时，一般规律会“受到个别情况的干扰，但当干扰因素停止作用以后，这个规律的全部力量就会恢复过来”④。此外，我们下面所要涉及的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与斯密非常著名的“看不见的手(Theinvisible hand)”一样，也是在呈现一种在人的经济活动中客观发生的社会运动规律。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2页。

②杜尔哥(A.R.J.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主要论著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等。

③参见[法]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④[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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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早期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显示出来的有限的历史性与具体性特点。这也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后来曾说过，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往往面对过去是有历史的，而到了资产阶级社会就成了永恒的天然法则了。①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节我们从这里开始所引述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将严格限定在1847年之后时限中的科学论述。这即是说，古典经济学在描述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时，还能具有一定的历史的观点。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论说。

首先是斯图亚特②的历史感。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他主张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斯图亚特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游牧经济，二是农业经济，三是近代的交换经济。在第一种经济形态中，人们只是依赖自然的施舍，这是一个天然自由的社会。而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进而在土地上生产出有一定剩余的粮食，这就促成了第二种经济形态的诞生，也由此导致那些获得不同生产结果的人之间产生了主奴式的强制关系。第三种经济形态是从农业经济发展出来的，它标志着追求剩余产品的交换体系的出现，这实际上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确立。在斯图亚特看来，这是一种自由的制度，因为它以现实的诱导代替了强制，它通过商业的生产交换创造了一个全面的契约社会。而且，重要的是，斯图亚特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合理的进化过程。

不难看到，在杜尔哥的经济学研究中也内含着明晰的历史观点。在杜尔哥著名的论著《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中，第10节的标题是“社会的进步；一切土地有了主人”。乍看这是对私有制的肯定，可是依循他的具体分析，我们却发现他是在试图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历史如何一步步从古代社会经过奴隶制度再走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难能可贵的是，杜尔哥始终以人的物质生产为线索说明历史的发展，虽然当时他还是错误地将农业生产视为唯一的生产。他认为，物质生产(农业生产)决定着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据此，社会进而被划分为两个阶级：“生产阶级，即土地耕种者阶级，以及不生产阶级，即包括社会中所有其他薪给人员的阶级”①。在他看来，这两种阶级都在辛勤地劳动，前者通过劳动从土地中生产出财富，“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后者只是对生产出来的东西进行加工，使它们更具有适合人们使用的形式。可是他认为，只有前者的生产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另一个方面，杜尔哥将奴隶制度称之为非正义的强暴的结果，这是他通过对土地耕种方法的考察而得出的结论。这里的精彩之处在于，他深刻地领会到奴隶制度的消灭是由于“利用奴隶来耕种的方法不能在大型社会中继续实行”(这是该书第22节的标题)，奴隶制度全部消亡后，社会将步入“文明国家”。“随着真正所谓奴隶制度而来的是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这是该书第23节标题)，接下去，又出现“领地制度”和“对分佃耕制”依次接替了“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②我想提醒读者们注意，这是以生产为基本线索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展现。此外，我还注意到，杜尔哥对货币与资本的分析中也内含着重要的历史性因素。以商业的由来为探讨的起点，杜尔哥一步步分析了交换中的评价原则，价值尺度的“平均估价”所产生的理想性的货币，以及金属货币的发生。最后，他直接说明一个道理，“使用货币的实践大大促进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各种不同劳动的分工”(这是该书第48节标题)，当货币越来越能代表一切物品的时候，每个人就能专门地从事某种工作，“货币的使用大大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①最令人惊异地是，在依次论说到工业的发展和阶级的“再划分”时，他明确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②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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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法]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页。

②参见[法]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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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于各种各样工业品来供应社会各种不同需要的整个阶级，本身可以说又划分为两个阶层：企业家、制造业主、雇主阶层，都是大量资本的所有者，他们依靠资本，使别人从事劳动，通过垫支而赚取利润；另一阶层由单纯的工匠构成，他们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他们的垫支只是他们每日的劳动，他们得不到利润，只能挣取工资。②

这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Bourgeoisie，布尔乔亚)③与无产阶级。

与这种观点非常接近的，还有琼斯关于生产关系历史变化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在“文明和财富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以后”，就开始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此时，“国家产业的管理权”落入了一种与过去的地主和劳动者都不一样的人手中，这就是资本家。现在劳动者是由资本家“养活和雇佣”的，而“当劳动者和资本家订约”后，以往那种“对地主的依赖关系就解除了”。④这是一种社会关系向另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此外，还有两位德国经济学家罗雪尔和洛贝尔图斯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⑤作为德国旧历史学派创始人的罗雪尔，是将萨维尔在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运用到经济学中来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不能像重农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总是提出事物的理想状态应该怎样，而是要真实地记述(反映)事物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逻辑。由此，他直接反对哲学家那种“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Zufälligkeit)去寻求概念或判断的体系”，而主张“尽量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①在罗雪尔看来，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经济制度“为何以及如何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②。这是十分了不起的见解。而洛贝尔图斯则已经注意到：“国家生活的上层领域是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率愈高，国家的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就愈能丰富多彩。”③这是马克思后来那个经济基础(ökonomischeGrundlage)决定上层建筑(Superstruktur)关系比喻的逻辑前身。④而“在劳动者有了新的技能时，就会展现出新的财货源泉，即这种提高的生产率所伴随着的一定生产方式”⑤。同时，“只有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建立，随着城乡对立的合法化，随着大部分实业变成城市的特权(由此必然造成原料产品必须易主的后果)，才逐渐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资本家等级，形成了资本概念”⑥。在他看来，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自然界的影响占有主要地位，后来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社会的生产率“日益成为人的活动和才能的单独成果”，在这一点上，“人的活动是通过工艺分工、生产过程合理化、工具和机器的改进来施加影响的”。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法]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

②[法]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4—55页。

③此词由法语而来，Bourgeoisie为复数形式，通常译为“资产阶级”，而Bourgeois则译为“资产者”。德语中还有bürgerlicher一词，由bürger(市民)演变而来，同为资产者。—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参见[英]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2—134页。

⑤罗雪尔(WilhelmRoscher,1817—1894)，德国经济学家。主要论著有：《伟大诡辩家们的历史学说》(1838)、《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843)、《国民经济学体系》(五卷本)(1854)。洛贝尔图斯(J.K.Rodbertus-Jagetzow，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主要论著有：《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生产过剩与恐慌》(1871)、《地主现在的经济困难与救济》(187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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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德]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页。

②[德]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③[德]洛贝尔图斯：《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斯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113页。

④其实，马克思在自已的主要文本中较少使用这两个概念，经济基础(ökonomische Grundlage)一 语，他只使用过四次，分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次、《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一次，《资本 论》第一卷两次。参见 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MEW， Bd.3，Text，Berlin:Dietz Verlag, 1969, S. 399;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 1861 - 1863 ), Marx 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I/3, Bd. 3,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8, S. 34;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and 23, "Das Kapital", Bd. I, Berlin: Dietz Verlag, 1963, S.513，514。在其他地方，马克思经常在同一语境中使用Basis一词。而上层建筑(Superstruktur) 一词，也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过一次。参见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MEW，Bd.3，Text，Berlin：Dietz Verlag，1969,S.37。—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⑤[德]洛贝尔图斯：《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斯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4页。

⑥[德]洛贝尔图斯：《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斯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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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手段(即使不是社会制度)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的掌握之下，会变成性质和作用都不同于当初的另外一种东西，就像社会关系原来基于自然的必然性，受自然界的支配，以自然界的事实为基础，随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转向人类自由的领域，由历史的新创造者—人本身继续予以发展。②

我们不得不承认，洛贝尔图斯这里关于“生产方式”、资本概念的历史生成以及社会关系转向人类自由的领域的看法，同样是非常深刻的。③

而且，更精彩的是麦克库洛赫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科学研究“应当研究不同环境的人”，研究能说明加速或延缓文明进步原因的事物，“他应当把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人类幸福与生活境况所发生的变动，标志出来；他应当追溯工业的兴起、发展与衰落；更重要的是，他应当细心地分析和比较不同制度和管理办法的结果，并区别决定进步社会与落后社会互不相同的各种情况”，这就是“支配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④很显然，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后来建构的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历史辩证法语境是接近的。麦克库洛赫还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致力于农业、工业这些特殊的事务和专业的研究，而只是限于研究“如何使一般劳动获得最高生产的方法，并如何在一切行业部门中增加其生产能力”①。同时，他甚至提出：“一代人的艺术、科学和资本成为下一代的世袭产业，并且在他们手上予以改善和增加，使其更有力量和更有效用。”②麦克库洛赫还注意到机器的发明与历史改进的关系，“船舶替代了独木舟，毛瑟枪替代了投石器，蒸汽机替代了棍棒，纺纱机替代了捏线杆”③。他几乎近似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一个观点:科学上的发明与创造是工业生产的重要因素，科学与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④我发现，麦克库洛赫的这种表述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中并不多见。这里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麦克库洛赫反驳那些批评机器生产中工人变成机器的零件的观点时，他将机器生产中的工人与过去的农民进行了比较。在他得出工人的能力比农民的能力更全面，工人的处境比农民的处境更舒适的结论时，其实他不是在随意地发表一种简单的断言，而是经过认真分析和比较农民与工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状况之后才提出这个看法的。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麦克库洛赫的观点是客观而科学的。⑤此外，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章除去对经济学的科学评判之外，同时也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说的历史。我以为，在经济学的庸俗逻辑之外，麦克库洛赫是一位值得我们关注的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德]洛贝尔图斯《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斯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9页。

②[德]洛贝尔图斯：《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斯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4页注1。

③19世纪末，洛贝尔图斯曾指责马克思在经济学上抄袭他的思想，这一说法甚至演变出将洛氏视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笑话。参见洛贝尔图斯致伊·泽勒尔的信，载《国家学时报》，1879年，第219页。

④参见[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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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能够确定，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注重观察和经验，他们的这个特点并不仅仅是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直观自然对象的简单延伸。他们开始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感性观察，确定客观的非实体的社会物质存在，这就是经济(物质)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在面对过去的社会生活时已经呈现出来一种有限的历史性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透过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经济学分析，可以指认出一种新型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固然，在经济学家那里，这还完全是以一种隐性的自发形式出现的。我将这种在政治经济学中出现的，既不同于自然唯物主义又区别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隐性历史哲学观点称之为社会唯物主义。这是一种在我们对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始终被严重遮蔽的哲学理论逻辑。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4页。

②[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6页。

③[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6—67页。

④参见[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9—70页。

⑤参见[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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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进展中的社会唯物主义原则

直至于此，我们的分析还仅限于某种原则性的直接理论指认。然而，一种理论逻辑的确立，实际上必须以这门学科最重要的理论建构本体为支撑点，在这里，就是我们起初有意搁置起来的区别于庸俗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一重农主义—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逻辑构境进程。因为仅仅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出发点和方法特征的角度来考察，还无法直接捕捉到我所讲的社会唯物主义深层理论逻辑，依我的看法，这种哲学构架更多地存在于古典经济学自身的理论建构之中。下面，我们就转换理论视角，挖掘这种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历史进展中并不自觉的哲学逻辑线索，这将使我们看到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这种隐性社会唯物主义的第二层级。当然，这种深层思考也是对我们上述已经初步提出的立论予以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众所周知，欧洲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发生与起步是重商主义。①这种定位是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中的共识。可是，我们至今都没有解读出这种定位的历史哲学内涵。在经济现实中，这是17世纪荷兰以特许股份公司为核心的重商主义运动。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客观上保护了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我看来，重商主义的出现实际上表征了一种人与外部世界依存关系的重大改变。直言之，那就是人类生存的直接物质条件从自然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中的自然物质条件，向商品经济(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中的社会物质条件转变。①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新型商人和经济学家对人类物质财富的全新理解上。由于当时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作为商业资本理论代表的重商主义，其研究中心还是经济流通领域的少买多卖(G-W-G')。以他们的见解，在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中，贵金属形态的货币是唯一的财富，用经济学的行话说，这是货殖论。当然，从古典经济学后来所达到的理论高度来看，这还是一种假象财富，因为在那时他们还是将财富看成为一种实体性的物的东西(贵金属)，并没有意识到货币的本质已经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抽象(形而之上的“一”)。在社会现实的层面上看，这主要是由于商业资本家虽然剥削劳动但并不直接组织生产劳动，所以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发现这种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工业生产与新的社会劳动。由此，他们也不可能真正穿透经济活动外表的交换关系，捕捉到更深一层的社会本质生产关系。即便如此，重商主义仍然从这种不同于自然经济的新社会经济现实特别是人的世俗经济利益出发，关注社会生活中新的“人造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生活中“利大于义”的经济决定论原则。实际上，这也是经济生活决定政治的规律第一次在社会历史观中被予以正视，从而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中世纪的政治统摄观中挣脱出来。从哲学上看，它开掘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前期发展中社会历史观前提中的隐性社会唯物主义之先河。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资产阶级最早的经济理论。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海尔斯、斯塔福德、托马斯·孟和法国的柯尔培尔。“重商主义”一词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一般来说，重商主义产生和发展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反映了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在对外贸易上强调少买，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力求用行政手段控制货币运动，以贮藏尽量多的货币，因而又被称为货币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上半期，强调多卖，主张允许货币输出国外，认为只要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得的货币总额，就可以获更多的货币。晚期重商主义为保证对外贸易中的出超，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由于晚期重商主义力图控制或调节商品的运动并发展工场手工业，又被称为贸易差额论。—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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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拙作《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的引言部分。——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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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理论深度盘再向前推进一格。首先，在过去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配第较早提出这样的观点：财富的源泉不是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物质生产领域。用马克思后来的科学的经济学话语来表述即：“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①这就从重商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向前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发现，经济决定论中的从流通到生产的过渡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而且暗含着重大的哲学意义。这是从社会现象(交换关系)到本质的一种重大进展，它第一次确立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基始作用。

其次，配第进一步明确地区分社会财富与自然财富。“社会财富”被界定为对国家、社会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②我以为，社会财富这个概念本身就极具哲学的抽象意味。因为在配第那里，与自然财富不同，社会财富的基础恰恰是手工业生产和生产中的技艺！为此，他曾经十分详尽地说明荷兰经济发展与工业的关系。③显然，相对于农产品与自然生产条件的关系，社会财富与新物质生产(工业)的关联也是哲学历史观中的进步。

再次，最重要的是，配第直接指认了这种新的社会财富与劳动的关系：“我们所谓的国家财富、资产及储备，都是以前或过去劳动的成果，不应该把它看成和现有的各种能力有别，而应把它们和现有的能力作同样的评价。”④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这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前期线索。从历史哲学的逻辑线索上看，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对生产中人类主体性的第一次确认，也是对社会财富本质的第一次科学抽象！这种抽象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产业的巨大和终极的成果”不是有形的、具体的物品，也不是粮食、肉类等“一时一地的财富”，而是货币这种一般的财富，即“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①如果结合他的劳动价值论，这种一般财富论是极其发人深省的。这里有四个相互递进的规定，即社会财富、生产、劳动和货币一般。它们之间构成息息相通、相互依存的关系：从流通到生产，从自然财富到社会财富，从农业到工业，从劳动到货币一般，从自然价格到政治价格。从哲学历史观的大逻辑看，配第在古典经济学上的开端与进步，同时也是哲学历史观大飞跃的起点。固然这种进步还带有初步思考的抽象和粗糙感，但毕竟闪烁着天才般兆示的真理之光。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6页。

②参见[英]配第《政治算术》，载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9页。

③参见[英]配第《政治算术》，载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页。

④[英]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陈冬野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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