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italist Realism -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不要让自己被牵着走

作为一个工人，你对老式的阶级冲突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个有养老基金的人，你也对他或她的投资收益最大化感兴趣。不再存在可识别的外部敌人。马拉齐认为，其结果是，后福特主义的工人就像《旧约》中离开“奴役之家”后的犹太人:从他们不想回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但也被抛弃，被困在沙漠中，对前进的方向感到困惑。

在个体内部肆虐的心理冲突，不能不造成伤亡。马拉齐正在研究躁郁症的增加与后福特主义之间的联系，如果像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那样，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外部边缘的标志，那么躁郁症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特有的精神疾病。随着不断的繁荣和萧条周期，资本主义本身从根本上是不可减少的两极，周期性地在炒作的狂热(“泡沫思维”的非理性繁荣)和抑郁的衰落之间徘徊。(当然，“经济萧条”一词并非偶然)。在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中，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既依赖又再现了人口的情绪。没有谵妄和信心，资本就无法运转。

似乎随着后福特主义，自1750年左右(即工业资本主义的开始)以来，精神和情感障碍的“看不见的瘟疫”已经悄无声息地蔓延，达到了一个新的尖锐程度。在这里，奥利弗·詹姆斯的工作很重要。在《自私的资本家》一书中，詹姆斯指出，在过去的25年里，“精神痛苦”的比例显著上升。詹姆斯写道，“按照大多数标准”，

1946年出生的人(1982年36岁)和1970年出生的人(2000年30岁)患抑郁症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例如，1982年36岁的女性中有16%的人报告说自己有“神经问题、情绪低落、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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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00年，有29%的30岁的人这么说(男性在1982年是8%，2000年是13%)。

詹姆斯引用的另一项英国研究比较了1977年和1985年人群样本的精神疾病发病率(包括神经症症状、恐惧症和抑郁症)水平。“1977年的样本中有22%的人患有精神疾病，到1986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人口的三分之一(31%)。”由于这些比率在实施詹姆斯所说的“自私”资本主义的国家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得多，詹姆斯假设这是自私的(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政策和文化的罪魁祸首。具体来说，詹姆斯指出了自私的资本主义是如何激化的

既有抱负，也有可以实现的期望....在创业幻想社会中，培养了一种错觉，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艾伦·休格(Alan Sugar)或比尔·盖茨(BillGates)，而不管这种情况发生的实际可能性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减少了—一例如，1958年出生的人比1970年出生的人更有可能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自私的资本家对幸福最有害的毒素是系统性地鼓励这样的观念:物质财富是实现自我的关键，只有富人才是赢家，任何愿意努力工作的人都有机会进入最高层，而不管他们的家庭状况如何。种族或社会背景一—如果你没有成功，那只能怪一个人。

詹姆斯关于抱负、期望和幻想的猜想与我自己对英国年轻人“享乐抑郁症”的观察相吻合。

在精神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这说明

不要让自己陷入依恋

新工党在其执政的第三个任期之初就承诺要取消领取丧失工作能力津贴的人，这意味着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申领者都是装病者。与这一假设相反，我们可以推断，大多数申请丧失工作能力津贴的人一—人数远远超过200万——都是资本的受害者，这似乎并不是不合理的。例如，很大一部分索赔人是由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坚持认为矿业等行业在经济上不再可行而受到心理伤害的人。(然而，即使从野蛮的经济学角度考虑，关于“可行性”的论点似乎也不太令人信服，尤其是当你考虑到纳税人丧失工作能力和其他福利的成本时。)许多人只是在后福特主义可怕的不稳定条件下屈服了

目前的统治本体论否认了精神疾病有社会原因的任何可能性。精神疾病的化学生物化当然与其去政治化严格相称。将精神疾病视为个体的化学-生物学问题，对资本主义有巨大的好处。首先，它强化了《资本论》对原子个体化的推动(你生病是因为你的大脑化学)。其次，它提供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跨国制药公司可以在其中兜售他们的药品(我们可以用我们的ssri类药物治愈你)。不用说，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神经学上的实例，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的因果关系。例如，如果抑郁症是由低血清素水平构成的，那么仍然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特定个体的血清素水平较低。这就需要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解释;如果左派想要挑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那么将精神疾病重新政治化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在崛起中看到相似之处似乎并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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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痛苦的发生率和评估工人表现的新模式。现在，我们将仔细研究一下这种“新官僚主义”

所有这些坚实的东西都融入了PR:市场斯大林主义和官僚反生产

迈克·贾奇(MikeJudge)的电影《办公空间》(1999)不太受欢迎，就像施拉德(Schrader)的《蓝领》(Blue Collar)(1978)描述70年代的劳资关系一样，它对90年代和00年代的工作场所进行了尖锐的描述。贾奇的电影没有表现工会官员和工厂管理层之间的对抗，而是展示了一个被行政“反生产”僵化的公司:工人们从不同的经理那里收到多份备忘录，说的是完全一样的事情。自然，这份备忘录涉及到一种官僚主义的做法:它的目的是促使员工遵守一种新的程序，即在报告上放上“封面”。为了与“聪明”的精神保持一致，办公空间的管理风格是一种非正式和安静的威权主义的混合体。贾奇指出，同样的管理主义也存在于公司的咖啡连锁店中，那里是办公室职员们放松的地方。在这里，员工被要求用“七件装饰品”(即徽章或其他个人纪念品)装饰他们的制服，以表达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这是一个方便的例子，说明“创造力”和“自我表达”如何成为控制社会中劳动的内在特征;正如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扬·穆利埃·布唐(Yann Moulier Boutang)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现在对工人提出了情感上和生产上的要求。此外，粗略地量化这些情感贡献的尝试也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新安排的信息。天赋的例子也指出了另一种现象:官方标准背后隐藏的期望。乔安娜是一家咖啡连锁店的女服务员，她只穿了七件衣服，但经理向她明确表示，尽管官方规定七件就足够了，但实际上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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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让自己看起来是那种“只做最低限度工作”的人。

“你知道吗，斯坦，如果你想让我穿37件衣服，”乔安娜抱怨道，“你为什么不做最起码的37件衣服呢？”

“嗯，”经理回答说，“我记得你说过你想表达自己。够了已经不够了。这种综合症对许多员工来说很熟悉，他们可能会发现在绩效评估中“满意”的评分不再令人满意。例如，在许多教育机构中，如果在一次课堂观察后，一位教师被评为“满意”，他们将被要求在重新评估之前接受培训。

最初，官僚主义措施在新自由主义政府的领导下竟然会加强，这似乎是一个谜，因为新自由主义政府以反官僚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姿态出现。然而，新型的官僚主义—一“目的和目标结果”、“使命声明”——已经激增，即使新自由主义关于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结束的言论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看起来，官僚主义似乎是一种被压抑的回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重新出现在一个声称要摧毁它的体系的核心。但是，官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中的复兴不仅仅是一种返祖现象或反常现象。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聪明”与行政和监管的增加之间并不矛盾:它们是控制社会中劳动的两个方面。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Sennett)认为，金字塔式等级制度的扁平化实际上导致了对工人的更多监督。塞尼特写道：“对这种新的工作组织方式提出的一个主张是，它分散了权力，也就是说，让组织中较低层的人对自己的活动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当然，就拆解旧官僚巨兽所采用的技术而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新的信息

所有固体都融化成PR

系统为高层管理者提供了一幅组织的全面图景，使网络中任何地方的个人都没有隐藏的余地。”但是，信息技术不仅使管理人员能够更多地访问数据;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已经激增。这些“信息”大部分是由员工自己提供的。马西莫·德安吉利斯和大卫·哈维描述了讲师在为英国大学的本科学位设置模块时必须遵守的一些官僚措施。对于每个模块，德安吉利斯和哈维写道，

“模块领导者”(ML，即讲师)必须完成各种文书工作，特别是“模块规范”(在模块开始时)，其中列出了模块的“目标和目标”ilo，“评估模式和方法”以及其他信息;以及“模块审查”文件(在模块结束时)， 其中ML报告他们自己对模块优点和缺点的评估以及他们对下一年的建议更改;学生反馈总结;以及平均分及其分布情况。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对于整个学位课程，学者们必须准备一份“课程规范”，并制作“年度课程报告”，根据“升学率”、“退学率”、地点和分数分布来记录学生的表现。所有学生的成绩都要根据“矩阵”进行评分。这种自动监控是由外部机构进行评估的补充。学生作业的评分由“外部考官”监督，他们应该在整个大学部门保持标准的一致性。讲师必须受到同行的监督，而各院系则要接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为期三到四天的定期检查。如果他们是“研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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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必须每四到五年提交他们的“最好的四篇出版物”，作为研究评估工作的一部分由小组评分(008年由同样有争议的卓越研究框架取代)。德安吉利斯和哈维很清楚，这些只是学者必须执行的一些官僚任务的非常粗略的描述，所有这些都对机构有资金影响。这一连串的官僚程序绝不局限于大学，也不局限于教育:其他公共服务，如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警察部队，发现自己也陷入了类似的官僚主义转移。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些程序和服务对市场化的固有阻力的结果。(例如，所谓的教育市场化建立在一个令人困惑和欠发达的类比之上:学生是服务的消费者还是产品的消费者?)理想化的市场应该提供“无摩擦”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消费者的欲望将得到直接满足，而不需要监管机构的干预或调解。然而，评估工人的表现和衡量劳动形式的动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难以量化的，不可避免地需要额外的管理层和官僚机构。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对工人绩效或产出的直接比较，而是对该绩效和产出的审计代表之间的比较。不可避免地，短路发生了，工作变得面向表征的生成和按摩，而不是面向工作本身的官方目标。事实上，一项对英国地方政府的人类学研究表明，“人们花更多的精力确保地方当局的服务得到正确的体现，而不是真正改善这些服务。”这种优先次序的颠倒是一个可以毫不夸张地描述为“市场斯大林主义”的体系的标志之一。晚期资本主义从斯大林主义重复的就是这种对符号的重视

所有固体都融化成PR

成就大于实际成就。正如马歇尔·伯曼在描述斯大林1931年至1933年的白海运河工程时所解释的那样：

斯大林似乎是如此地想要创造一个高度可见的发展象征，以至于他以一种只会阻碍项目发展的方式来推动和挤压这个项目。因此，工人和工程师从来没有被允许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设备来建造一条足够深、足够安全的运河，以运输20世纪的货物;因此，这条运河在苏联的商业和工业中从未发挥过任何重要作用。显然，这条运河所能支持的只有客轮，在20世纪30年代，客轮上挤满了苏联和外国作家，他们热情地宣扬这部作品的辉煌。这条运河是宣传的胜利;但是，如果公关活动中投入的一半精力都用于工程本身，那么受害者就会少得多，真正的发展就会多得多一一这个项目就会成为一场真正的悲剧，而不是一场真实的人被假事件杀害的残酷闹剧。

在一种奇怪的重复冲动中，表面上反斯大林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新工党政府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即实施那些只有在(PR)表面上才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倡议。新工党政府热衷于推行的臭名昭著的“目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个以铁一般的可预见性反复出现的过程中，目标很快就不再是衡量绩效的一种方式，而成为了目标本身。对学校考试水平下降的焦虑现在是英国夏季的一个常见特征。然而，如果学生的技能和知识不如他们的前辈，这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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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考试本身的质量下降了，而是说所有的教学都是为了通过考试。狭隘的“考试训练”取代了对学科更广泛的参与。同样，医院执行许多常规程序，而不是一些严重的紧急手术，因为这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达到评估的目标(手术率、成功率和减少等待时间)。

如果把这种市场斯大林主义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真正精神”的某种偏离，那将是错误的。相反，更确切地说，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被它与社会主义等社会项目的联系所抑制，只有在图像获得自主力量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才会出现。当然，股票交易所产生价值的方式较少取决于公司“真正做什么”，而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对其(未来)业绩的看法和信仰。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中，所有坚实的东西都融入了PR，而晚期资本主义的定义至少与这种普遍存在的公共关系生产趋势一样多，因为它是由市场机制的强加所决定的。

在这里，齐泽克对拉康“大他者”概念的阐述是至关重要的。大他者是集体的虚构，是任何社会场域预设的象征结构。大他者本身永远无法遭遇;相反，我们只能面对它的替身。这些代表绝不是永远的领导者。例如，在上面的白海运河的例子中，斯大林本人并不是大他者的代表，而是苏联和外国作家必须被这个项目的荣耀所说服。大他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它并非无所不知。正是这种对大他者的结构性无知，使得公共关系得以发挥作用。事实上，大他者可以被定义为PR和宣传的消费者，即使没有个人可以相信，也需要相信的虚拟人物。用齐泽克的一个例子来说，谁不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