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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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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国家可分为三个区域：首都、外省和殖民地。这个图形符合15世纪威尼斯的情形:威尼斯市及其市郊—总督辖区(Dogado)67；威尼西亚共和国各城市和领土；海外的殖民地。就佛罗伦萨而言，则分为城市、郊区(Contado)和国家(Stato)。68我把佛罗伦萨从锡耶纳和比萨夺得的部分国土列入所谓殖民地的范围，也许不算太过分。17、18、19和20世纪的法国不用说可以分作三部分，英国或联合省也是如此。但在整个欧洲的规模上，历史学家特别喜欢研究的欧洲平衡系统，69不正是经济世界的一种政治复制品吗？所谓欧洲的平衡，其目的是要控制那些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状态的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以使中心的统治免受威胁。因为政治也有自己的“心脏”，有一块狭小的地方，从那里注视远近事态的演变：等待和观察。

社会形态也有它们的级差地理。例如，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社会在当地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的地域，社会以完全不同的面貌而出现。当杜邦·德·纳穆尔同意为查托里斯基亲王之子当家庭教师时，他惊异地发现波兰竟是这样一个农奴制国家；有些农民仅知道有领主，不知道有国家，有些亲王像拉济维乌一样仍保留平民的作风，管辖的领地“比洛林还大”，却是席地而卧。70

文化同样也用一个又一个圆圈不断分割空间：文艺复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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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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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欧洲划分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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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罗伦萨、意大利、欧洲其他地区分别代表三个圆圈，这些圆圈36当然反映着地域的扩展。请看“法兰西”艺术，即哥特式教堂的艺术，怎样从塞纳河和卢瓦河之间的地区出发，然后向欧洲传布。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产物，巴洛克风格以罗马和马德里为起点，征服整个大陆，甚至传布到信奉新教的英格兰。法语在18世纪变成有教养的欧洲人的共同语言。穆斯林的建筑和艺术从德里出发，风靡印度全境，不管该地区信奉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然后又跟着印度商人，来到受伊斯兰影响的南洋群岛。

人们自然可以分别就社会的不同秩序绘制其地域分布图，确定各自的极点、中心区域和势力范围。每种秩序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各有其辖制的领域。所有秩序全都互相影响。任何秩序均不始终居压倒一切的地位。如果硬要排列顺序，它们的地位在不断变化，变化虽然缓慢，但毕竟是在变化着。

经济秩序及国际劳动分工

然而，随着近代的到来，经济秩序的砝码变得越来越重：经济指导、干扰和影响其他秩序。经济的优势使不平衡现象更趋加剧，使同一经济世界中的伙伴停留在或穷或富的地位，似乎角色一旦分配完毕，便要延续很长时间。一名经济学家71相当认真地说过：“穷国穷，就是因为穷。”一名历史学家72则说：“扩张会带来新的扩张”，这就等于说：“富国富，正是因为已经富。”

这些故意简化了的明显事实，在我看来，其意义最后超过了大卫·李嘉图(1817年)的所谓“颠扑不破”的定理。73大家知道，这条定理说：两个特定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各自实行的可比生产成本；任何对外交换都趋向相互平衡，并只能对双方有利(在最糟的情况下，交换对一方比对另一方更有利)，因为“对外交换通过利益的共同纽带，通过友好关系，把文明世界的各民族联合成一个大社会。法国和葡萄牙酿酒，波兰和美国种麦，英国提供小五金和其他货物，正是根据这个原则办事”。74此情此景确实让人放心，但又未免有粉饰太平之嫌。有个问题必须要问:李嘉图于1817年描绘为顺理成章的这种分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其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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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不是所谓“顺乎自然”的天性所趋，而是一种遗产，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一种原有状态的巩固。世界规模(或经济世界规模)的分工不是平等伙伴之间协商一致的、随时可以修改的关系，而是逐渐形成的一系列从属关系。不平等交换制造了世界的不平衡，反过来说，世界的不平衡也制造了不平等交换，这是古已有之的实际。在经济牌局中，总有人拿到比别人更好的牌，何况往往还有作弊。有些活动比其他活动利润多:种葡萄比种小麦收益多(至少要假定有人愿意代你种小麦)；第二产业的活动比第一产业收益多，第三产业又比第二产业多。在李嘉图的时代，英格兰和葡萄牙的交换之所以表现为前者提供呢绒及其他工业产品，后者提供葡萄酒，那是因为葡萄牙经营第一产业，地位低于英格兰。几百年以前，早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英国已停止出口原料，借以促进其工业和商业；至于需求原已得到满足的葡萄牙，却朝另一个方向演变，或不得不这样做。在埃尔切拉公爵时代，葡萄牙政府为保护自己，用重商主义的甲胄披挂起来，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但在公爵死后两年(1690年)，全部防卫被抛在一边；十来年过后，又签订了梅森协定。谁敢断言，英葡关系是由“利益的共同纽带”联结的朋《但泽商业寓意画》，伊萨克·旺·德路克作画(1608年)，汉萨公所(今但泽市政厅)的藻井装饰。城市的全部活动围绕维斯杜拉河上的小麦展开，该河经由运河(细节见本书第一卷和第二卷)，与画上方的码头和船只连通。在画下方，从服饰可以认出波兰商人和西方商人，正是他们造成了波兰对阿姆斯特丹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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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欧洲划分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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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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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之交，而不是由难以颠倒的力量对比所决定？

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有时起源于相当古老的事态。就一种经济、一个社会、一种文明或甚至一个政治实体而言，以往经历过的依附关系是很难切断的。意大利南部地区的落后无疑由来已久，至迟从12世纪开始。有位西西里人不无夸大地说：“二千五百年来，我们一直是个殖民地。”75自1822年获得独立的巴西过去和现在始终觉得处于“殖民地”状态，并非面对葡萄牙，而是面对欧洲和美国。有一句今天常说的玩笑话：“我们不是巴西合众国，而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巴西。”

同样，法国19世纪以来显而易见的工业落后，如果不追溯到相当久远的过去，也不能得到解释。据某些历史学家认为，76由于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法国错过了工业变革的良机，在与英国争夺欧洲和世界第一把交椅的竞赛中遭到了失败。确实，在当时形势的推动下，法国把整个世界拱手让给大不列颠的商人；同样确实的是，特拉法尔加和滑铁卢的后果具有重大的影响。但难道能忘记早在1789年前业已丧失的机遇吗？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法国于1713年不是从此失去取得西属美洲白银的可能了吗？1722年约翰·劳试验的失败使法国从此(直到1776年)不再有中央银行。771762年，早在巴黎协定前，法国已失去了加拿大，印度实际上也已经是别人的天下。在更加久远的历史上，法兰西在13世纪因香巴尼交易会的陆路贸易而一度繁荣发达，到14世纪初，随着意大利和尼德兰之间经由直布罗陀建立了海上联系，法国就丧失了这一有利地位，于是便被排除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路线之外(我们在后面再作解释78)。这里得出的教训是：一次不能定成败。成功取决于在一个特定时代中是否赶上机会以及反复和接连遇到机会。国力同金钱一样是可以积累起来的，我因此认为努斯克和谢努的乍看似乎不言自明的认识是正确的。“穷国穷，就是因为穷”，我们不妨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因为穷国原本就穷，或者采用努斯克的说法，79因为穷国预先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扩张会带来新的扩张”，一个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已经发达，因为它已卷入到有利于它发达的运动中去。可见历史始终有它的一份发言权。世界的不平衡产生于结构性的原因，结构的形成十分缓慢，消失也十分缓慢。

第一章 在欧洲划分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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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政治权，也是经济权

39 国家在今天身价很高。甚至哲学家们也在帮它抬高身价。于是，凡不夸大国家作用的见解都不再时行，时髦虽说难免过火和简单化，但它至少有个好处，就是强迫某些法国历史学家回过头来，要他们喜欢已经被他们烧掉或至少已经丢在路边的东西。

虽然如此，15至18世纪期间的国家远没有填满全部社会空间，它没有现在那种“魔鬼般的”渗透力，它的力量尚嫌不足。尤其它又直接经受了1350至1450年间的长期危机。只是到了15世纪下半叶，它才开始重新上升。城邦走在领土国家的前面，直到18世纪初仍扮演着主角，它们当时完全是商人手中的工具。至于力量正在逐渐恢复的领土国家，情形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但首先形成民族市场或民族经济的领土国家英格兰，在1688年革命后，迅速转入商人统治之下。因而，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如果某种决定论使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恰相重叠，这丝毫也不足为怪。总而言之，经济世界的地图及其作为极点的中心区和一层又一层的同心圆，很可能与欧洲的政治地图有颇多的重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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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67 | PRINTED_PAGE=47

在经济世界的中心，总有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和享有特权的国家，这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充满活力，既使人害怕，又令人钦佩。15世纪的威尼斯就是如此，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美国，都是如此。这些“中心国家”的政府可能是不强大的吗？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竭力要证明17世纪的联合省不是如此，当时的人和历史学家反复指出，这个政府几乎并不存在。好像中心地位本身不创造、不要求具备一个有效的政府。80好像政府和社会不是同一个集合体。好像金钱不创造一种社会纪律，不提供一种非同寻常的行动方便！

但在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确实存在强有力的政府，它们在国内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强制城市居民服从纪律，必要时加重税收负担，保障信贷和商业自由。它们在国外也能做到说一不二：这些政府使用暴力绝不手软，对它们我们满可以使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字眼，而无颠倒时间次序之嫌。相反，这并不妨碍以上的政府程度不同地依附于业已野心勃勃地到处伸手的资本主义。政府和资本家平分权力。国家陷入经济世界本身的运动中去，但还不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国家在为别人和为金钱出力的同时，也为自己效劳。

一旦走出中心，来到经济活跃但发达程度较差的区域，情形立即就变化了，这里的国家长期是传统的君权神授和近代的组织机构的混合。政府受社会、经济乃至守旧的文化的掣肘，很难从广阔的世界呼吸新鲜空气。欧洲大陆上的各国君主不得不与周围的贵

第一章 在欧洲划分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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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族一起，并且违背贵族的意愿，勉强进行统治。没有贵族，残缺不全的国家(即使是路易十四的法国)难道能承担自己的任务吗？“资产阶级”的地位显然在上升，国家审慎地给予支持，但社会变革的进程十分缓慢。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看到作为贸易集散地的商业国家的成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佳，因而它们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赶上先进国家，使自己上升到中心的地位。一方面是力求依样画葫芦和窃取成功秘方：英国对荷兰长期如此，几乎念念不忘。另一方面是创造收益和开发资源，以满足进行战争和奢侈铺张的需要，后者也不失为一种统治手段。事实表明，任何国家只要与经济世界的中心相邻，就变得易怒好斗，似乎这种相邻关系使它大动肝火。

不过，我们且别搞错，在17世纪近代的荷兰与法国、西班牙等大国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这一距离表现为政府对当时被看作万应灵药，事后被我们称作“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态度。我们历史学家在创造这个词的时候，赋予它多种含义。如果应有一种含义胜过其他含义的话，那就是防备别人的意思，因为重商主义首先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法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君主或国家无疑在迎合一种时尚，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承认有一种劣势需要加以弥补或缩小。荷兰难得实行重商主义，每逢实行时，它必定发现了外来的威胁。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它通常可以实行自由竞争，这对它只会有利，不会有任何损害。英国于18世纪不再坚持重商主义，我认为这足以证明，世界的时钟已敲响大不列颠强盛的钟声。再过一百年后(1846年)，英国能够开放自由贸易，不冒任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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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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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欧洲划分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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