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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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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640 | PRINTED_PAGE=620

输入的贵金属对于印度最活跃的经济运动中国想必也是如此—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下文将再谈到这个问题。从苏拉特驶向莫卡的印度商船如果运气不好，没有碰上装载金银的红海商船，长期作为印度经济中心的苏拉特就会发生危机。既然欧洲与亚洲贸易只是为了满足对奢侈品的嗜好，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欧洲通过白银拥有对远东各国经济的调节能力，并因此在日后处于实力地位，这并不过分。但欧洲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优势并充分加以利用，却值得人们怀疑。欧洲商人为了能在亚洲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必须依赖卡迪斯港的美洲白银到货，而到货总是不准时，有时还数量不足。为了保证亚洲贸易，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取得白银，这对欧洲商人无异是一种奴役。尤其在1680至1720年间，398白银相对缺少，市价超过铸币局的定价。结果造成英镑和弗洛林等主要铸币事实上的贬值，荷兰和英国对亚洲进出口贸易的交换比率一落千丈。399白银既为西方创造优越条件，又给它制造种种困难，使它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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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商人：来者不善

欧洲人最初还拥有另一项优势：西方的战舰。这个优势是他们意识到的。而且缺了它什么都无从开始；它几乎决定了其他一切，至少使其他一切有可能实现。西方战舰操纵自如，装着多种帆具，能顶风航行。自从舷墙普遍推广后，火炮更具威力。1498年9月，华斯哥·达·伽马的船队驶离卡利卡特海面后，遇到八艘印度艨童巨舰前来拦截。后者甫经交火便仓皇逃遁，其中一艘被俘获，另外七艘在沙滩上搁浅。因为水深不够，葡萄牙船未能前往追击。400印度人在海上一贯与人无争。这一非战传统只有一个例外为人所知：13世纪的朱罗帝国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曾几度占领锡兰、马尔代夫和拉克代夫群岛，把印度洋一切两半。16世纪时，这一往事已被遗忘，尽管某些海岸仍有海盗活动，商船不难躲开他们，从来不必武装结队航行。

葡萄牙人及其后继者的任务因此变得不难完成。他们无力占领远东辽阔纵深的土地，但不难占据作为联络和运输场所的海洋。海洋向他们提供最根本的东西。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写信给里斯本的国王说：“如果船坚炮利，印度贸易就归您掌握；如果您在这方面不够强大，即使在陆地上造了一座堡垒，那也无济于事。”401阿尔布克尔克认为，“万一葡萄牙在海上打了败仗，我们马拉巴尔沿海的土著海盗使用桨、帆、火枪和弓箭。16世纪一位久居果阿的葡萄牙人所作的水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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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世界支持欧洲或是反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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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属地能维持多久就全看当地权贵是否予以容忍”。402下一个世纪，1623年荷兰在日本的平户基地的头目说了类似的话：“如果没有舰队保护，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陆上取得立足之地。”403澳门一位中国人哀叹：“无论葡萄牙人转了什么坏念头，我们都有办法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但是他们一旦到了海上，我们又怎么能够去惩治他们、控制他们、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侵犯呢?”4041616年，东印度公司驻大莫卧儿皇帝宫廷的大使托马斯·罗持同一见解，因此他劝告英国负责人说：“如果你们想获利，就应坚守这条规则:在海上的和平交易里寻求利润；因为维持驻军并在印度的陆地上作战无疑是大错特错。”405

这些见解虽然千真万确，但不宜因此认为欧洲人有和平的诚意，而应看作他们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任何攻城略地的尝试都太危险。不过，只要遇上机会，欧洲在其入侵初期也表现为粗暴的侵略，劫掠和挑衅均在所不免。1586年，无敌舰队出征前夕，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科·萨尔多曾自告奋勇率领5000人征讨中国；科恩后来在比大陆易于统治的南洋群岛以武力、殖民措施和棍棒推行其建设方略。406再往后，虽然为时略晚，到杜普雷、布西、克莱夫等人则干脆进行了领土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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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规模殖民扩张前，欧洲已在海上或从海上出发利用其压倒优势。本地海盗猖獗时，欧洲依赖海上优势招揽企求安全的非欧洲商人的货物运输；对拒不听命的港口施加武力胁迫或炮火轰击；强制本地船舶缴纳通行税407(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干过这种勒索勾当);甚至在与陆地国家发生冲突时使用禁运这一有效武器。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约瑟亚·柴尔德于1688年挑起对奥朗则布的战争。他本人解释说：“大莫卧儿皇帝的臣民如与英国连续作战12个月，势必大批沦为饿殍，因为他们不工作就无钱买米下锅；这不仅由于我们中止与他们贸易，也因为我们既与他们作战，就得封锁他们与所有东方国家的贸易，而这一贸易额十倍于我国及所有欧洲国家与他们的贸易额的总和。”408

这段文字极好地说明英国意识到莫卧儿印度的雄厚实力及其强大的商业联系，同时也说明英国决心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如同东印度公司一名办事员主张的那样要“执剑经商”。409

支行、分行、分理处、巡回商人

各国的印度公司已具“跨国公司”的性质。它们不仅要处理“殖民地”问题，还要与创立并支持这些公司的国家作斗争。各大印度公司是国中之国或国外之国。它们与股东斗争，创造了与商业习惯决裂的资本主义。它们必须同时兼顾股东的资本(股东要求分红)、短期债券(英国的bonds)持有者的资本乃至流动资金(现金)，还要维持船只、港口、堡垒等固定资产。它们必须遥控多个国外市场，使之与民族市场的可能和利益，即与伦敦、阿姆斯特丹或别处进行的拍卖相协调。

第五章 世界支持欧洲或是反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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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困难中，最难克服的困难是距离。勒旺的古老通路被用于传递信件和重要指令，运送人员和金银。1780年，一名英国人得季风之助创造了航速最高纪录：据说他只花了72天时间走完从伦敦经马赛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到加尔各答的旅程。410若走大427西洋，单程平均需要8个月。如果一切顺利，旅行途中不在某个港口过冬，绕过好望角时不出事故，往返一次也至少需要18个月。船舶和商品周转太慢，因此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公司经理们不可能控制一切。他们只得实行权力下放，与地方领导分享权力。公司在各地(如在马德拉斯、苏拉特)的领导人各自作出紧急决定，负责在当地贯彻总公司的意图，及时签发“合同”411和订单(提前六个月到一年)，预筹应付款项，汇集待运的货物。

这些远离中心的商业单位名称各异：支行(comptoirs)，分行(factoreries)，分理处(loges)。前两个名称在日常语言中常被混用，不过我们大致上是根据重要程度的大小排列这些名称的。如英国公司在苏拉特的分行便在果冈、布罗奇、巴罗达、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拉合尔、德达、勒赫里港、贾斯克、伊斯法罕、莫卡等地设立了一系列分理处。412法国公司在金德讷格尔的分支机构分为三级：在金德讷格尔总支行周围设有“六家支行：巴拉索尔、巴特那、卡辛巴扎尔、达卡、茹格迪亚和沙蒂甘；设在苏普兹、凯尔普瓦、卡里高尔、蒙高普兹和塞拉姆普兹的则为普通的商行”，派驻后两地的是“无辖区的代理商”。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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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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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或“总支行”的“辖区”来自地方当局出让的租界，租界不易获得，而且从来都是有偿出让。总的说来，这一体制也是某种纯商业性的殖民扩张：欧洲人在邻近产区和市场的交通要冲安顿下来，利用原有的“基础设施”，不必自已动手，而是让当地人负责把货物运输到输出港口，组织和出资安排生产和初级交换。

欧洲以寄生方式依附在异体之上，因而直到英国征服印度前(如果把荷兰在南洋群岛这一特殊地带的成功视作例外)仅仅占领着零星的据点。零星的点，不大的面。广州前边的澳门不过一个村庄那么大。孟买岛长3法里宽2法里，刚够容纳港口、造船厂、兵营和住房，没有邻近的萨尔塞特岛的食物供应，孟买的富人甚至不能每天吃到肉。414出岛位于长崎港内，无疑比威尼斯的“新犹太人居住区”还小，岛上众多的“洋行”不过是加固防盗的住房，甚至是仓库，住在里面的欧洲人比属于最封闭的种姓的印度人更与外界隔绝。

当然也有例外，果阿岛、巴达维亚、法兰西岛、波旁岛不同于上述情形。欧洲在中国的地位更为脆弱。欧洲商人不得长驻广州，也不准经常进行自由贸易(与印度不同)。各家公司分别派人在自已的船上经商，好比是开设了流动的分行。这些巡回商人(sobrécargues)随船流动，人们为他们选定一名主事。如果他们发生争执，或者不服从主事，就会遇到种种的麻烦。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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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因此作出结论：直到英国征服之前，欧洲的活动只触及亚洲的表层，欧洲限于设立一些对亚洲这个庞然大物几乎不产生影响的商业分支机构，它的占领是浮面的和无足轻重的，不足以改变亚洲的文明和社会，经济上仅涉及出口贸易，即生产的一小部分。428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之间的争论在这里以隐蔽的方式再次出现。事实上，欧洲公司的“分行”在亚洲的作用不亚于汉萨同盟各国商站或荷兰商行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作用，也不逊于热那亚或威尼斯大商行在拜占庭帝国建立的商站。同样可资比较的实例还可举出许多。欧洲派驻亚洲的机构确实很小，是人数极少的小团体，但它们与西方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相联系。人们尽可以说这少数人只是些“外强中干的上层建筑”，416但它们接触的并非亚洲庞大的整体，而是另一些由少数商人组成的、操纵着远东贸易和交换的小集团。正是印度的本地商人集团一半被迫、一半自愿地为他们打开了欧洲人入侵的道路，并把印度洋贸易的诀窍首先传授给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最后是英国人(乃至法国人、丹麦人和瑞典人)。由此开始的过程最终将使英国垄断印度对外贸易的85%至90%。417不过欧洲商业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侵入远东市场，利用远东市场本身的力量为它服务，那是因为远东地区已经形成一系列结构紧密的经济，并由一个有效的经济世界连成一片。

怎样把握远东的历史底蕴

我们感兴趣的是亚洲的历史底蕴，可是我们得承认这一历史不易把握。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都藏有出色的档案，但借助这些档案，只是使人能透过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瞥见印度和南洋群岛的风貌……欧洲和世界各地都有出色的东方学家。但杰出的伊斯兰问题专家在研究中国、印度、南洋群岛或日本时就并不在行。再说东方学家往往是些优秀的语言学家和文化专家，并不专攻社会史或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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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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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汉学家、日本学家、印度学家和伊斯兰学家比过去更关心社会以及政治和经济结构。有些社会学家其至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思考问题，418二三十年以来，在已从欧洲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国，致力于寻找本国特性的历史学家的队伍日益壮大，他们普查原始资料，并在多项研究中显示了对吕西安·费弗尔称之为“问题史学”的敏感。这些历史学家正在缔造一种新的历史学，其成果将不断见诸他们的专著及一些杰出的刊物。我们正处在用崭新眼光重新考察历史的前夕。

想靠他们把所有问题全都涉及当然是办不到的。材料如此丰富(虽然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作出全面总结尚非其时。不过我还是甘冒失误的风险，试图从一个实例出发，揭示业已涌现出来的问题的广度及其新颖之处。我选中了印度。关于印度，我们拥有几部用英语撰写的基础著作和一批极为优秀的印度历史学家的集体研究成果，幸而用英语写成，我们可以直接阅读。他们好比熟练的向导，带领我们经历所谓中世纪印度的盛衰兴亡。根据一个早已约定俗成的观点，他们把印度的中世纪划到英国统治确立时为止。唯独这个观点尚可商榷，因为它暗示有一些先验的假设(总的说是印度比欧洲落后几个世纪)，也因为它把有关“封建主义”的问题引入辩论，而这种封建主义在15和18世纪之间虽日见衰败，却一息尚存。以上批评涉及的只是细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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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定了印度，并不仅仅由于上述的原因。也并非因为印度的历史比别国的历史更易把握。恰恰相反，从通史的标准来看，我觉得印度历史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是个极其复杂的、略微偏离常规的特例。不过，印度地处经济世界中央，一切都以印度为基地。一切的根源都出自它的迁就和软弱。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的殖民事业都从印度起家。唯独荷兰人例外，他们把南洋群岛的腹心当作聚宝盆，并且抢先取得垄断地位。但他们既然这样做了，轮到他们也去打印度的主意已为时太晚；来自西方的入侵者，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是西欧人，他们要建立持久伟业，最终都取决于印度。

印度的村落

印度是成千上万个村落的世界。“村落”419一词这里用的是复数，而不是单数。若用单数就等于误认为，对外封闭的、过着集体生活的印度村庄，经过印度历史上的频繁动乱似乎仍保持原状，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并且似乎在辽阔次大陆上的村庄竟奇迹般地全都属于同一种类型，尽管各省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南方德干地区的特点十分明显)。在某些闭塞的、古风犹存的地区，无疑存在衣食无求于人，只关心自己事情的村庄。但这毕竟是例外。

印度村庄一般说来是对外开放的，受到各种权力的挟制，并被纳入市场体系。村民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市场也把货币经济的便利和危险强加给村民。这就是印度全部历史的秘密：在基层摄取的生命力为庞大的社会和政治肌体提供热量和营养。同一时代的俄国经济属于同一种模式，虽然外界环境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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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看到机器怎样随着收成的好坏、租赋和国税的缴纳情况调整其运行。无孔不入的货币经济是极好的传送带：它给交换带来众多的便利和机会，包括强迫交换在内。畅通商业渠道只应部分地归功于大莫卧儿帝国政府。实际上几百年以来，印度已是货币经济的天下，它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所在。地中海世界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就接触到货币，在某种意义上是它发明了并向远方输出货币。按照L.C.杰恩的说法，420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已有银行家，比伯里克利的时代约早一百年。总之，在德里苏丹统治印度前若干世纪，货币经济已渗入印度的交换。

德里苏丹在14世纪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强制的行政组织，从省到县直到村庄逐级贯彻行政权力，把村庄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大莫卧儿皇帝于1526年继承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及其进行体系，这使他有可能促进农村生产剩余产品并掌握这些产品，他为此鼓励农村保持并发展剩余产品生产。因为大莫卧儿帝国的穆斯林专制统治包含着“开明专制”的成分，他们避免杀鸡取蛋，顾全农民的“再生产”，注意扩展耕地，推广更有利可图的作物，组织向荒地移民，兴修水井、水库等灌溉设施。此外，村庄还受到流动商贩以及各种市场的包围和渗透。设在邻近市镇的市场自不待言，还有设在大村庄内或在村庄间的旷野上，专门从事以货易货的食品市场，还有远近城市中的市场，以及与宗教节日相联系的交易会。

印度村庄究竟受谁的控制?力图控制村庄的既有省和县的行政当局；也有受大莫卧儿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分封，征收“封邑”部分租赋(扎吉尔，义为“出息”)的领主；还有称为柴明达尔421的勤勉奉职的税吏，他们对土地也享有几种世袭权利；最后是商人、高利贷者和货币兑换商，他们收购、运输、出售农产品，也把用实物交付的税收和租赋换成现金，以便运送。领主本人在德里的朝廷中生活，需要支撑与其身份相称的场面。“扎吉尔”封地的出让期很短，一般只有三年，领主抓紧时间，恬不知耻地进行压榨，他与国家一样希望得到的租赋不是实物，而是现金。422因此这一体系的关键是把农业收获转化成钱币。白银和黄金不仅是攒积的目标和手段，而且是这架大机器从基层的农民到上层的社会和商界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工具。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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