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61响物价，当然不单是物价。这就又一次引起人们对货币和贵金属的注意，作为统治工具和作战武器，它们所起的作用远比人们通常承认的更大。

百年趋势

在所有周期中，“百年趋势”持续时间之长首屈一指，但它肯定又最不受人重视。其部分原因是经济学家一般只关心中期形势；安德烈·马夏尔写道：“纯经济的长时段分析没有意义。”127此外还因为百年趋势发展缓慢，不易为人发现。犹如支撑着整个价格的一块平板，百年趋势略向上倾、略往下斜或保持水平，这并不十分显眼，而其他的价格运动，中期形势的运动，则在基线上画出起伏很大的线条，甚至直上直下。百年趋势难道是通过计算除去其他运动后留下的余数？把它拾高到“指示器”(我还不说“动力因”)的地位，岂不有掩盖真实问题的危险(如同西米昂的甲乙两阶段一样，但其时间长度相差很大)？百年趋势果真存在吗？

一些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似乎倾向于作出否定的答复。或者是为图省事，他们假定百年趋势不存在。难道这些审慎多疑的人错了吗？从1974年起看得比较清楚的、但在这以前已经开始的一场反常而又令人困惑的长期危机，一下使专家们的注意力又回到长时段方面来。莱昂·杜普里埃首先开火，举出大量事实，又提出许多警告。米歇尔·吕特法拉甚至主张“回到康德拉捷夫那儿去”。隆多·卡梅伦128提出了他所说的长达150至350年的“算法”周期。撇开名称不谈，这种周期与百年趋势果真有什么不同吗？现在该是我们为百年趋势进行辩护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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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在一时一刻是很难捉摸的，但它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不断补充自己的积累过程，整个经过就像是：首先逐渐提高价格和推进经济活力，直到某个时候，开始朝相反的方向，以同样的固执，促使价格和经济活动缓慢地、不知不觉但又持续地下降。相隔一年，趋势几乎无足轻重；相隔一个世纪，趋势便以重要的角色出现。因此，如果我们试图更好地去衡量百年趋势，并在各方面使之与欧洲历史相对照(正如沃勒斯坦让百年趋势与经济世界的空间图样相对照一样)，我们或许可以就某些经济潮流作出某种解释；直到今天，我们还跟着这些经济浪潮随波逐流，却不能十分确切地懂得它们，不能找到对付的办法。我当然不想，并且也不可能临时制造百年趋势的理论，而至多是借用詹妮·格里齐奥蒂·克雷斯特曼129和加斯东·安贝尔130的经典论著中的素材，并指出它们的可能后果。这只是澄清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如同任何其他周期一样，百年趋势分起点、顶点和终点，但为确定它们的界线，会有相当的误差，因为周期曲线的走向起伏很小。关于顶点，人们会说1350年左右，1650年左右，如此等等。根据现有资料，131欧洲方面可分为四个长周期：1250〔1350]1507—1510;1507—1510[1650]1733—1743;1733—1743[1817]1896;1896[1974?〕……在每一个周期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日期标志着上升开始和下降结束；方括号中的日期表示顶点，百年趋势的转折点，或者说危机点。

在所有这些日期中，第一个日期确实最不可靠。与其把起点选在1250年，我宁可选在12世纪初。困难在于这些遥远年代留下的价格记录既不完整，又不可靠，但从西方城乡发展的开端和十字军东征的情形来看，欧洲经济高涨的起点至少可提前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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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讨论以及细节的确定并非徒劳。它们预先指出，在我们仅支配三个长周期，而第四个周期只走了一半路程(假如我们对1970年前后的断裂没有搞错)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各周期的期限进行判断和比较。不过，这些无休止的波浪似乎正趋向缩短。难道应该不问究竟，单凭表面现象，就把这归因于历史进程的加速吗？

我们的问题不在这里。让我们再说一遍，问题是要知道：为当代人认不清的这种运动是否记录或至少阐明经济世界的长久命运；尽管经济世界的地域辽阔，历时长久，或者正因为如此，它们终究要导致、维持和接受这些运动，并在解释运动的同时，由运动所解释。假如果真如此，事情就未免太好办了。为了避免长篇大论的引证，我想仅仅以1350年、1650年、1817年、1973至1974年这几个高峰为观测点。这些观测点原则上处在两个过程、两种对立景色的接合部位。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从客观计算出发而接受的事实；无论如何，这些观测点所记录的断层与历史学家采纳的各种历史分期相重合，这显然并非事出偶然。并非因为我们朝某一方向引申我们的观察，断层才与欧洲经济世界历史上的几次意义深远的决裂相重合。

经济世界的解释性年表

从这四个高峰展望空旷的地平线，仍不能说明欧洲的全部历史，但如果这几个制高点选择得恰当，它们既然处在这样的地位，便应促使人们对观察所得的全部经验进行有益的比较，甚至保证有益的比较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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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年的黑死病使14世纪上半叶业已开始的经济急剧衰退更趋严重。当时的欧洲经济世界使北部海域和地中海与中欧和西欧的陆地合为一体。这一欧洲一地中海体系显然正经历深刻的危机；基督教遇到伊斯兰的消极抵抗，人们对十字军东征已不再感兴趣，或者这场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基督教于1291年退出了圣地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圣让达克尔；1300年左右，位于地中海和北海中间的香巴尼交易会日趋衰落；1340年间发生了另一件严重事件：威尼斯和热那亚通过黑海直达印度和中国的丝绸之路，或称“蒙古之路”，竟被切断。这条贸易要道穿越的伊斯兰地区再次成为一道实际的屏障，基督教国家的船只不得不又返回叙利亚和埃及等勒旺地区的传统港口。1350年前后，意大利开始发展工业，为北方的呢绒坯料染色，向东方转销，并且着手自制呢绒。“毛织业”成了佛罗伦萨的主要行业。总之，圣路易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北海和地中海之间左右摇摆的欧洲体系逐渐向南倾斜，威尼斯的优势地位日趋稳固：中心朝威尼斯的方向转移，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将确保它的相对繁荣，正当威尼斯欣欣向荣之时，衰弱的欧洲却明显倒退。

三百年过后，16世纪的长期繁荣终告结束（经过了1600至1630—1650年的“圣马丁之夏”)。难道是提供矿产的美洲有所不满？难道是经济形势故意捣乱？就在那时候，经济世界再次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持续百年的、天翻地覆般的大衰退。地中海体系早已一蹶不振，首先垮下来的是与美洲的贵金属以及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金融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而新兴的大西洋体系也运转不灵，发生了故障。这场全面的退潮，就是历来引起无穷争论和得不出结论的“十七世纪危机”。正是在这时候，于17世纪初已跃居中心地位的阿姆斯特丹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世界的优势。从此，地中海确实不再扮演它曾几乎独占了几百年之久的历史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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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盲目相信1817年这个确切日期。百年趋势的逆转在英国于1809或1810年开始；在法国则随拿破仑帝国末年的危机而到来。在美国，趋势的改变于1812年正式开始。同样，欧洲凯觎的墨西哥银矿猛然遭到了1810年革命的打击，生产随后未能得到恢复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有一定关系。欧洲和世界一时白银奇缺。从中国到美洲的全世界的经济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英国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尽管它打赢了战争，无疑也受连累，需花几年时间才能缓过气来。但它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荷兰已在地平线上消失)，再没有人能夺走它的这一地位。

至于1973—1974年，又该作何解释？难道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想的那样，这是中期性的经济危机？难道我们生不逢时，将眼看经济曲线向下倾斜？大政治家和经济专家的短期政策，其精确周密令人钦佩，但用它们治病未必有效：我们的孙子一辈也未必能熬过这场大病。现状正向我们招手，迫切要求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但在开始这一尝试前，我们还有一些题外话必须交代。

康德拉捷夫周期和百年趋势

我们已经说过，百年趋势所包含的运动不像趋势本身那么沉着、持久和平稳。这些运动直上直下，清晰易辨，引人注目。古往今来的日常生活充满着这些活跃的运动，必须使它们全都与趋势结合起来，才能衡量它们的整体。但我们这里将仅仅介绍著名的康德拉捷夫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历时很久，每个“周期”大致等于半个多世纪，相当于两代人的时间，一代人遇到良好的经济形势，另一代人就赶上险恶的形势。如果把百年趋势和康德拉捷夫周期这两种运动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听到有关长期经济形势的二重奏乐曲。这既使我们的最初观察复杂化，但又使观察变得更加扎实，尤其是，同人们反复所说的相反，康德拉捷夫周期在欧洲舞台上的出现不是在1791年，而是在几个世纪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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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捷夫周期与百年趋势的升降运动相结合，将加强或削弱趋势的升降运动。每两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高峰中，必有一个高峰与趋势的高峰相重合。1817年就属这种情形。1973—1974年也属这种情形(如果我没有搞错)；1650年可能也是如此。在1817和1971年之间，曾有两个独立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高峰：1873年，1929年。假如这些材料能经得住一切批评(事情肯定不是如此)，我们就可以说，1929年发生的成为世界危机根源的断裂只是一个简单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逆转而已，这个周期的上升部分从1896年开始，在经过了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阴沉的十年后，终于到达1929年的顶点。1929—1930年的逆转使观察家和专家感到十分意外，惊愕的程度后者比前者更甚，因而着手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弗朗斯瓦·西米昂的书是最好的证据之一。

1973—1974年曾是一个新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逆转，这个周期的起点在1945年前后(就是说，按正常情形，上升部分占四分之一个世纪)，但除此以外是否像在1817年那样还有百年趋势的逆转与此重合呢?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我倾向认为是有的。如果本书有一天落在2000年以后的某个读者的手里，他也许会对我以上的见解评头品足，正如我曾经对让-巴蒂斯特·萨伊不慎写下的某句蠢话故意渲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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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双重的或者单一的逆转，1973—1974年的逆转总的说来是一次长期衰退的开端。凡经历过1929—1930年危机的人都记得，这是一场意外的、没有预兆、相对短暂的风暴。至今仍纠缠着我们的这场危机更加凶险，它使我们无从看到它的真实面貌，找到它的名称或确定它的类型，从而说明它的性质和让我们宽心。它不是一场风暴，而更像一次水灾，水面缓慢地、令人绝望地不断上升，天空始终阴云密布。经济生活的所有基础，古今以来的各种经验教训，如今全都成了问题。令人不解的是，同以往的规律相反，就在经济衰退、生产放慢和失业增多的同时，物价却继续直线上升。称这种现象为“滞涨”，并不因此就说明问题。到处扮演救世主角色的国家曾经遵循凯恩斯的教诲，克服了短暂的危机，并且以为能防止1929年危机的重演；难道国家应对这次危机的种种怪诞现象负责吗？或者工人斗争难道是工资和物价必定上升的原因？莱昂·杜普里埃132提出了这些问题，未能作出解答。我们找不到最后的答案，弄不清这些长周期的确切意义，它们看来服从为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规律或倾向性法则。

长期经济形势是否可以解释?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确认和描绘经济形势的运动，他们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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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德拉捷夫周期和百年趋势

本图根据1700至1950年间的英国物价显示两种运动：康德拉捷夫周期和百年趋势。生产曲线是事后加上的：请注意它与物价曲线的不和谐。摘自加斯东·安贝尔：《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运动》，1959年版，第22页。

意这些运动怎样你追我赶，或用弗朗斯瓦·西米昂的形象说法，怎样追波逐浪，又注意运动带来的众多后果。他们对运动的波澜壮阔和持续不断始终感到惊奇。

但他们从未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这些运动必然出现、发展和周而复始。在这方面，唯独对朱格拉周期有过一种见解：杰文斯认为，这与太阳黑子的活动有关！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二者之间会有紧密联系。其他周期又怎样解释？不仅有价格变动的周期，而且有工业生产的周期(参看瓦尔特·霍夫曼的曲线)，或者是18世纪巴西黄金的周期，墨西哥白银的二百年周期(1696—1900年)，塞维利亚港(在它控制大西洋经济命脉的时代)贸易额的起伏。且不说与百年趋势的变动紧密结合并互为因果的长时段人口运动。且不说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进行过大量研究的贵金属的消长。在这里，由于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繁多，我们也要注意避免过于简单的决定论：计量理论诚然起作用，但我赞成皮埃尔·维拉尔的见解，认为一切经济高涨都能创造自己的货币和信贷。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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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澄清问题(不是说要去解决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头脑里想到基础物理学的谐振运动。其产生总是一种外来撞击和因撞击而振动的物体——不论是弦或是簧——作出反应的结果。小提琴的弦在琴弓的作用下振动。一种振动天然地能带来另一种振动：正步行进的队伍上桥时应打乱步伐节奏，否则会引起桥的共振，在一定条件下，桥就有坍塌的危险。我们不妨设想，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中，某种运动接二连三引起一连串谐振。

最重要的影响无疑是外来的影响。朱泽培·帕隆巴曾说过，旧制度时代的经济处在“历本”的压迫之下，也就是说，万事要受收成好坏所决定和影响；这当然是对的，但可再举一个例子：冬季不也是手工业者干活的最好季节吗？不以人的愿望以及政府当局的意志为转移的，还有收成的丰歉，集市贸易的波动(能向四方扩展)，远程贸易的波动及其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外来因素和内在因素相会合，便打开一个缺口或造成一个伤口。

但是，接受撞击的场所与外来撞击同样重要，作为运动的场所而把其周期强加给运动的物体(这个词并不完全适用)又是什么？我记得早先(1950年)与卢万大学经济学教授于尔班曾有一次谈话，他历来关注物价波动与波动面或波动总量如何结合起来。他认为，只有同一谐振场的价格才是可比的。在物价影响下发生谐振的，其实就是早已建立的联系网。在我看来，这些联系网是不折不扣的谐振场，是价格的“结构”(其含义与莱昂·杜普里埃赋予它的含义不尽相同)。读者想必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经济世界是范围极广的谐振场，它不仅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深度，在一定的水平，制造着经济形势。总之，正是经济世界在辽阔的区域提供独一无二的价格，就像动脉向全身输送血液一样。经济世界本身是个有结构的整体。然而，尽管存在以上指出的巧合，百年趋势是否恰好就是谐振场的指示器，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我以为，没有经济世界这个辽阔又有边界的场地，百年谐振便无从解释，正是百年趋势开创、打断、重新开创经济形势的复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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