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我不能断定历史研究或经济研究今天正转向这些长时段问68题。皮埃尔·莱翁134过去说过：“历史学家往往对长时段时间无动于衷。”拉布鲁斯在其论文135一开头就写道：“我们对长时段的运动无意作出任何解释。”就某个跨界周期而言，百年趋势显然可以忽略过去。维托德·库拉136注意研究长时段运动，认为它们能“通过积累的作用，造成结构的变革”。但他几乎是单枪匹马。持相反见解的米歇尔·莫里诺137主张，“让经验时间重新展现其色彩、密度与纷纭的事件”。皮埃尔·维拉尔138则提出不要忽视短时段，否则就是“系统地掩盖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旧制度的经济中，阶级斗争都呈现为短时段现象”。我们不必在这种无关宏旨的讨论中表明立场，因为我们应该全面地研究经济形势：如果不是既朝短时段的事件方面，又朝长时段的趋势方面，同时去寻求经济形势的界限，那将是令人遗憾的事。短时间和长时间共存而不可分割。以短时间为其立论基础的凯恩斯说过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俏皮话：“在长时段中，我们都是死人”，撇开幽默不谈，这句话既平常又荒唐。因为我们同时在短时间中和长时间中生活：我所说的语言，我从事的职业，我的信仰，我周围的各色人等，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后也还将存在。我还不同意若昂·鲁宾逊139的见解，他认为短阶段“不是时段，而是某种事态”。照他的算法，“长阶段”又该是什么呢？所谓时间，无非是它的内容，是在其中发生的事情。这能说得通吗？贝萨德比较合乎情理地说，时间“既不是无辜的又不是无为的”；140如果时间并不创造其内容，它对其内容施加影响，赋予一定的形态和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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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昨天和今天

作为一篇理论引论，或者作为一篇专题评论，本章在结束前必须逐步确定百年趋势各阶段的类型：上升阶段，下降阶段，标志着达到顶点的危机时刻。我们的这项工作得不到经济史或任何历史资料的助力。更何况，今后的研究也可能干脆把我试图提出的问题抛在一边。

在上升、危机、下降这三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按照华莱斯坦的三个圈进行分类，这样就能得出九种不同情形；由于我们又区分四种社会集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阶梯，我们就会遇到36种情形。最后，预见到正规的类型划分不会完全行得通，如果我们拥有适当的资料，那就还要区分许多特殊情况。为谨慎计，我们将停留于一般情况，不论它们是怎样不可靠和值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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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硬着头皮走简单化那条路。关于危机的问题，我们前面已作出了结论；危机标志着结构解体的开始：一种迄今为止顺利发展起来的、结构严密的世界体系开始或终于变坏，而另一种体系将慢条斯理地诞生。这样一种断裂表现为许多事故、故障、失调的积累。我在本卷其他几章里将试图阐明一个体系怎样向另一个体系过渡。

如果赶上百年趋势的上升阶段，经济、社会秩序、文化和国家肯定都欣欣向荣。伊尔·汉密尔顿早年(1927年)在锡曼卡斯与我多次见面，在我们的讨论中，他常说：“16世纪那时候，一切创口都能愈合，一切故障都能修复，一切倒退都能弥补”，而且这是在所有的领域：生产状况一般良好，国家拥有干预手段，社会让少数贵族发家致富，文化繁荣昌盛，经济在人口增长的支持下扩展流通渠道；而流通渠道的扩展则适应劳动分工的推广，推动物价上升：货币储存在增加，资本在积累。此外，一切上升都是保守的，它保护现存制度，扶植各种经济形态。正是在上升期间，众多的中心转移才有可能，例如16世纪时威尼斯、安特卫普和热那亚之间的中心转移。

当出现长久的和持续的下降时，景观必定改变：只是在经济世界的中心，经济还保持健康。经济逐渐紧缩，朝一个极点集中；国家变得容易发怒，几乎一触即跳。这就是弗朗克·斯普纳就法国的情形得出的“法则”，即上升阶段的经济趋向于分散和分化(参看宗教战争期间的情形)，而经济萧条则使不同部分向一个表面上强有力的政府靠拢。但这条法则对法国的整个历史是否全都适用，或对其他国家同样适用，却还是个问题。至于上层社会，每逢经济形势不景气，它们便蜷缩起来，韬光养晦(如在17世纪的日内瓦，推迟婚期，剩余青年外流，实行节育)。但文化的表现最为奇特：在长久的退潮期间，文化之所以进行有力的干预(如同国家一样)，无疑因为文化的天职之一就是为整个社会填补空隙和堵塞缺口(文化果真是“平民的鸦片”吗?)，并且也因为文化活动是花费最省的活动。请看，就在西班牙的衰败业已暴露的时候，由于文化在首都的集中，让人还有盛世尚存之感：所谓盛世，首先是指马德里及其宫廷和剧场的光辉灿烂。在奥利瓦雷斯大公统治期间，大兴土木，挥霍浪费之严重，几乎可以说视金钱如粪土！我不知道同一种解释对路易十四时代是否适用。但我注意到，百年趋势的逆转有助于文化爆炸(或者我们认为的各种文化爆炸现象。1600年后，意大利的晚秋之花在威尼斯、波洛尼亚和罗马盛开，1815年后，浪漫主义使已届暮年的欧洲焕发青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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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匆促作出的判断至少提出了一般性问题，但照我看来，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虽然谈得很不充分，我们着重介绍了社会生活上层的进步或倒退，文化(精英人物的文化)，社会秩序(在金字塔顶的特权者的秩序)，国家的政府职能，投入流通的那一部分产品，最发达区域的经济。我们像所有历史学家一样，并非故意，而是极其自然地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搁在一边。在百年趋势的消长起伏中，群众总的境况又怎样呢？

当根据诊断经济上一切都极其完美时，当生产的高涨显现其效果时(生产增长使人口成倍增多，但又给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带来更重的负担)，群众的景况反而是出人意外的坏。正如依尔·汉密尔顿141所指出的，那时候，工资止步不前，物价和工资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开。根据让·符拉斯蒂埃、勒内·格朗达米、威廉·阿贝尔的研究以及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发表的文章，142那时的实际工资有所下跌。上层建筑的进步和经济潜力的扩大因而以广大群众的痛苦为代价，而人口则随生产同时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也许当人口的增长以及交换和经济努力的增长不再被生产率的提高所补偿时，一切便松弛下来，危机于是出现，运动改变了方向，开始下降。奇怪的是，上层建筑的后退却带来群众生活的改善，实际工资又重新增加。例如，在欧洲1350至1450年经济衰退的年代，就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讲，却是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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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某种历史的眼光(在夏尔·瑟涅博斯143的时代，这种历史或许可称之为“真诚的”历史)进行观察，最重大的事件，时间长、后果大的一次决定性断裂，就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当时的长期经济上升并未使群众的生活状况有任何深刻的恶化，相反使人均收入有所提高。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意见，也许很不容易。但人们会想到，由机器带动的生产率急剧和大幅度提高，一下子使可能性的极限也大大提高。正是在这个新的天地里，世界人口一百多年的空前增加竟伴随着人均收入的改善。显而易见，社会的经济高涨已改变了方式。但是，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的持续衰退又该作何解释?

过去，在百年趋势的逆转期间，群众生活得到保障是以事先作出大量牺牲为代价的：1350年的代价少说也是几百万人的死亡；17世纪则是人口增长严重停滞。确切地说，正是人口减少和经济松动才使劫后余生者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目前的危机不以相同的征兆出现：世界规模的人口大幅度增长仍继续进行，生产放慢脚步，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不可抑止，在此情况下，群众生活的改善又从何而来？饥荒和瘟疫已随农业和医疗的进步而被排除，这些过去用以治疗急病的重药今天已不再使用，人们对此并不感到遗憾；此外，出于某种休戚相关的感情，当今世界实行食物调剂，虽然还谈不上调剂其他资源。但人们会问：撇开表面现象，尽管近代世界坚信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的问题在大体上是否与过去没有两样？人口的增长是否尚未达到(或超过)由工业革命在上个世纪所扩展的可能性限度？在新的革命(例如能源革命)尚未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的提法前，人口是否暂时还能继续增加，而不致造成灾难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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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威尼斯以前和以后的情况

欧洲经济世界长期以某个幅员狭小、行动灵活但力量有限的城邦为中心；城邦为弥补自身的弱点，往往利用地域和集团之间的纠纷，挑动它们之间的互斗，借助几十个为它效力的城市、国家和经济区域。这些城市、国家和经济区域为它效力，或者事关利害，或者迫于无奈。

人们不能不问，从如此狭小的中心出发，怎么能在如此宽广的地区推行和维持这样的统治。尤其在其内部，处于严酷统治下的、往往“无产阶级化”的居民对当局的举动密切注视，不断反抗。全部权力集中在几个众所周知的大家族的掌握之下，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不满的对象；它们既然能掌握权力，也就可能在哪一天丧失权力。何况，这些大家族之间还在互相残杀。1

围在这些城市四周的经济世界本身确实只构成一个脆弱的联系网。联系网虽然容易被撕裂，但修复也不太困难。问题是要保持警觉，清醒地使用力量。帕麦斯顿或迪斯累里执政时的英国不就是这么做的吗?为了控制辽阔的区域，关键是要掌握战略据点（威尼斯于1204年夺得康提亚，1383年占有科孚，1489年占有塞浦路斯；英国于1704年偷袭直布罗陀，于1800年攻克马耳他)；关键是要建立适当的垄断，并且像我们维修机器那样去维护垄断。这些垄断往往凭惯性就能运转，虽然它们势必遇到其他城市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时能造成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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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威尼斯以前和以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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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些突出地表现为风云变幻的外部争夺，对于这些以政治对抗和社会运动为标志的内部冲突，历史学家不是十分重视的吗？这些城市的对外争霸，有钱有势之人在城市中的至高无上地位，都是长期存在的事实；无论是为工资和就业进行的斗争或者党派之间的倾轧，这个小天地中一切的一切都从不能阻止为资本健康成长所必须的演变。即使在舞台上一片吵吵嚷嚷，有利可图的交易都在幕后顺利进行。

中世纪的商业城市都以获得利润为目标，并且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有鉴于此，保尔·格鲁赛甚至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丝毫的发明。”2阿尔芒多·萨波利3进一步指出：“直到今天，人们不能找到任何东西，包括所得税4在内，在天才的意大利共和国中没有先例。”确实，汇票、信贷、铸币、银行、期货、财政金融、公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以及社会动乱、劳动力的完善、阶级斗争、社会凶残、政治暴行等，一切都早已存在。在热那亚或威尼斯，很早就有大笔款项用现金清偿，至少从12世纪起，尼德兰的城市也同样如此。5但是信贷活动接踵而至。

走在时代前面的近代城邦利用了其他区域的落后和劣势。正是这些外部弱点的总和几乎使城邦注定要成长壮大，压倒别人，几乎为它们专门保留远程贸易的巨额利润，让它们置身于共同的规则之外。可能与之抗衡的对手，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南意大利草创的近代领土国家，发展很不顺利，或者至少不够迅速，而14世纪持久的经济衰退又给它带来危害。一系列国家因此遭到排斥，纷纷瓦解，使城邦重获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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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城邦和国家毕竟是势均力敌的对手。究竟谁压倒谁呢？这是决定欧洲最初命运的大问题；城邦何以能长期统治，要解释清楚也并不容易。不管怎么说，让-巴蒂斯特·萨伊6对于“13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在意大利没有一寸土地，竟能通过贸易致富，以至征服达尔马提亚、希腊的多数岛屿和君士坦丁堡”感到惊奇，并非没有道理。另外，认为城邦需要拥有地域、市场、流通区和保护区，就是说，需要有大片国土可供开发，这也并不有悖常理。城邦必须捕食猎物才能生存。没有拜占庭帝国，没有后来的土耳其帝国，威尼斯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敌我双方互为补充”的普通道理。

欧洲的第一个经济世界

为要解释城市的领先地位，必须把它们置于11至13世纪期间逐渐在欧洲形成的第一个经济世界的范围之内。正是在那时候，出现了相当广阔的流通区域，而城市则是流通的工具、转运站和受益者。作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工具，欧洲经济世界的历史并不同本书一起从1400年开始，它的诞生至少比1400年要早二三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里有必要走出本书的时间限度去追根究源，以便通过对其构成部分进行尚不完善的分级和组合，具体看到一个经济世界的诞生。欧洲历史的主线和脉络早在那个时候已勾画清楚，狭小的欧洲大陆的现代化(含义十分模糊的词)这个大问题，因此可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正确的角度得到考察。随着中心区域的出现，几乎势必会形成一种原始的资本主义，而中心区域的现代化并不表现为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简单过渡，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的过渡和阶段，其中最早的阶段出现在15世纪末文艺复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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