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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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佛罗伦萨，或汇到这里〔布鲁日、巴黎或蒙彼利埃，或把钱存放在您认为最适当的地方。”32

布鲁日的作用虽然十分重要，但我们不宜过事渲染。昂利·比兰纳认为布鲁日的“国际地位”超过了威尼斯，我们对此不能苟同。这是因为他的民族主义在作祟。何况比兰纳自己也承认，出入港口的多数船只“属于外国船主”，“本地居民在商业活动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他们只要在从四面八方拥来的商人之间充当捐客就够了。”33这就等于说，布鲁日商人仅仅起从属的作用，照18世纪的说法，该市的贸易是“消极的”。让·旺伍特因此在1952年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章，指出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的区别在于前者系“国家级港口”，后者为“国际级港口”。34这也许朝另一个方向走得远了一点。我勉强可以接受里哈尔德·哈普克35和弗里茨·勒里希36的见解，承认布鲁日和吕贝克已是经济世界的中心市场，虽然还不完全是中心城市，换句话说，还不是群星拱卫的独一无二的太阳。

北方地区：汉萨同盟的兴起37

布鲁日只是从英格兰到波罗的海辽阔北方地区的据点之一，虽说是最重要的据点，但也不过是一个据点而已。这块宽广的海上商业区域(波罗的海、北海、英吉利海峡以及爱尔兰海)是汉萨同盟施展其海上商业才能的地方，特别是离波罗的海不远，位于特拉沃和瓦肯尼茨两块沼泽地之间的吕贝克城，自1158年建立不久便崭露锋芒。

但那里也并非完全白手起家。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诺曼人的征讨、侵犯和抢掠曾经抵达和超过北方沿海地区的界线。他们在欧洲的攻城略地终告烟消云散，但在所到之处毕竟留下一点痕迹。诺曼人入侵过后，斯堪的纳维亚一些轻巧、不装甲板的船只相当长时间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穿梭往返：挪威人甚至抵达英格兰海岸和爱尔兰海；38哥特兰岛农民的船只经常前往南方海港和内河，最远竟到达大诺夫哥罗德；39最近的考古成果表明，一些斯拉夫城市开始在日德兰半岛和荷兰一带出现；40俄罗斯商人抵达斯德丁，这在当时是个清一色的斯拉夫城市。41但在汉萨同盟前，不存在真正的国际性经济。依靠与王公的交换和协商，通过和解，有时也采用暴力和强迫手段，波罗的海和北海一带海域逐渐被德意志的城市以及商人、士兵或农民所控制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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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切莫以为汉萨同盟诸城市生来就有紧密的联系。“汉萨”(商人的群体)42一词出现较晚，其正式的书写形式首次见于1267年英国国王的一份证书。43最初，该词确指从须德海到芬兰、从瑞典到挪威的一群商人和一群船。贸易的中央轴线从伦敦和布鲁日通过里加和雷瓦尔，然后取道陆路前往诺夫哥罗德、维捷布斯克或斯摩棱斯克。西方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北海为中间站，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展贸易，后者提供原料和食品。在布鲁日，以欧洲和地中海为基础的经济世界接待来自汉萨同盟的大船，这些搭接式结构的单桅船于13世纪末已经出现(地中海后来的“单桅船”就是依此仿造的)。44再后来又出现了双桅船，45这种平底大船能运输笨重的盐包和桶装葡萄酒，以及木材、木制品和散装的粮食。汉萨同盟诸城市拥有明显的海上优势，但远不能完全控制海洋：直到1280年，它们的船只避免穿越危险的丹麦海峡；在海峡航运46已通行无阻后，连接吕贝克和汉堡的“地峡通道”(事实上是若干河段加一条运河)仍在使用，虽然在穿越这些河湾港汊时，船只航行十分缓慢。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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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峡通道”促使吕贝克的地位达到登峰造极，因为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的商品必须经过这个城市。1227年，吕贝克经皇帝特准，成为易北河以东唯一的自由城市。48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吕讷堡的岩盐矿近在咫尺，很早就在吕贝克的商人控制之下。491227年，通过博恩赫沃德之战打败了丹麦人，50吕贝克市初步奠定了优越地位；到了1252至1253年间，随着汉萨同盟获得在佛兰德经商的特权，吕贝克的优势地位更加巩固，51那时距1356年同盟各城市代表举行第一次议会和正式建立汉萨同盟，还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52但远在这个日期之前，吕贝克已是“汉萨同盟的象征……被公认为商业总同盟的首府……吕贝克的市徽雄鹰于15世纪成为整个汉萨同盟的徽饰”。53

然而，东欧和北欧的木材、石蜡、毛皮、黑麦、小麦和木制品只能转手向西欧出口才有价值。在另一方面，还必须换回食盐、呢绒和葡萄酒。这种简单而坚实的交换遇到不少困难。正是为了克服困难，各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这个集团可以说是既脆弱又坚实。之所以脆弱，因为它无非是70至170个城市的松散同盟，在召开议会时，各城市的代表并不到齐。在它的背后，既没有国家，又没有坚强的联盟，而仅有抱住各自特权不放并引以为骄傲的若干城市；在城墙的保护下，这些城市各有其商人、贵族、行会、船队、仓库和既得财富，城市之间有时持敌对态度。汉萨同盟的坚实则来自共同的利益，因为各城市必须进行相同的经济活动，也来自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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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到里斯本这块欧洲最活跃的海域上从事贸易而培育的共同的文明，最后还来自共同的语言，这一因素对促进统一并非微不足道。这种共同的语言“以下德意志语(不同于南部的德语)为基础，适当吸收拉丁语、雷瓦尔的爱沙尼亚语、卢布林的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乌克兰语以及立陶宛语的一些成分”，54这是“少数84有财有势之人”的语言，使用这种语言“意味着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职业集团”。55此外，由于这些以经商为业的城市贵族很少流动，安格尔门德、魏金古森、苏斯特、吉埃斯、苏什吞等大家族在雷瓦尔、但泽、吕贝克和布鲁日的后裔分别相互保持着联系。56

所有这些联系造成某种协调一致和休戚与共，养成某些习惯和一种共同的自豪感，以及种种一般性束缚。在地中海，各城市的财富相当充裕，可以进行分别活动，互相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事情就要困难得多。那些价格低、体积大的压舱货，利润十分微薄，而费用和风险很大。利润率至多在5%左右。57为此就必须比别处更加精打细算和厉行节约。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是要使供应和需求掌握在同一只手里一无论是向西欧出口或是反过来向东欧分发进口的货物。汉萨同盟设立的商站是所有商人共同的据点，不论是诺夫哥罗德的“圣彼得会馆”，贝尔根的“德意志桥”或伦敦的“斯塔尔会馆”，它们全都享有特权，得到坚强的防御。前来商站小住的德国商人服从严格的纪律。青年人在贝尔根充当“学徒”，为期长达十年，他们要学会各种语言以及本地的商业实践，并且应过独身生活。这个商站的一切事务由元老会和两名官吏处理。商人必须住在商站，但布鲁日是个例外，那里不可能实行以上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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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北方地区被置于一系列监视和制约之下。挪威的利益在贝尔根将不断遭到践踏。由于农产品不足，挪威受制于吕贝克商人从波梅拉尼亚和勃兰登堡运来的小麦。58挪威刚想削减汉萨同盟的特权，小麦禁运(如1284—1285年)便迫使它重新就范。由于进口小麦的竞争妨碍当地农业的发展，外国商人从挪威取得他们希望得到的咸肉，罗弗敦群岛的腌鳕鱼或鳕鱼干，以及木材、油脂、柏油、毛皮等。

在西欧，面对拥有较好自卫能力的对手，汉萨同盟也设法取得某些特权，他们在伦敦比在布鲁日得到的特权更多。设在英国首都伦敦桥附近的“斯塔尔会馆”拥有自己的码头和仓库，其规模堪与威尼斯的“德意志商馆”相比。汉萨同盟在那里免纳大部分捐税，任命自己的法官，甚至守卫城市的一座大门，这对它显然是一项荣誉。59

然而，吕贝克和汉萨同盟其他城市只是在很晚的时候，即在1370到1388年期间才达到兴旺的巅峰。1370年，汉萨同盟迫使丹麦国王接受斯特拉尔松德条约，60并占领了丹麦海峡一带的要塞；1388年，汉萨同盟同布鲁日发生纠纷，通过有效的封锁，迫使富裕的布鲁日市和尼德兰屈膝投降。61然而，在这些姗姗来迟的成功的掩盖下，一次突出的经济衰退即将开始。62

在这14世纪下半叶，一场大危机席卷西方世界，汉萨同盟诸城市怎能不受丝毫损失？尽管人口下降，西方对波罗的海产品的需求并未减少。尼德兰受黑死病的危害较少，西欧海运业的发展使人以为，木材进口量不应降低，而相反应该提高。但西欧的价格运动对汉萨同盟起了不利作用。毛皮和粮食的价格先后自1300年和1370年后开始下跌，而工业品价格却在上涨。两大部类价格剪刀差的逆向运动对吕贝克和其他波罗的海城市的贸易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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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都互为联系，汉萨同盟背靠的内陆发生了危机，使各地的王公、贵族、农民和城市互相对立。此外，遥远的匈牙利金矿和波希米亚银矿的产量急剧减少。63最后是一些领土国家纷纷出现或复活：勃艮第的瓦洛阿家族把丹麦、英格兰和尼德兰连成一片，波兰于1466年战胜条顿骑士团，伊凡雷帝的莫斯科公国于1476年结束了大诺夫哥罗德的独立。64此外，英国人、荷兰人和纽伦堡商人纷纷侵入汉萨同盟的海域。65一些城市进行了抵抗：例如，吕贝克于1470至1474年间打败了英国；另一些城市则与入侵者妥协。

德国历史学家用德意志的政治幼稚病解释汉萨同盟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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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赫克谢尔66指出他们的看法是错的，但未加详细说明。人们可以想到，在城邦称雄的时代，一个强大的德国对汉萨同盟诸城市的帮助和妨碍也许不相上下。在我看来，汉萨同盟的衰落是这些城市停滞不前的经济与西欧比较发达的经济迎面相遇的结果。就整体而言，无论如何不能把吕贝克置于威尼斯或布鲁日同等的地位。西欧正在急剧变动，东欧则变动较小，夹在中间的汉萨同盟固守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那里的经济在物物交换和货币交易之间摇摆，很少采用信贷，长期只接受银币。即使在当时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这些也都是落后的传统。14世纪末期的急风暴雨只会打击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经济。只有最强大的经济才能相对地少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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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另一极：意大利诸城邦

伊斯兰于公元7世纪并未一举征服地中海。据E.阿斯托尔67认为，伊斯兰的不断入侵甚至使商业活动全部撤离地中海。但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商业交换重新复活，地中海上的船只往来繁忙，沿岸居民不论贫富都得益匪浅。

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沿海，不仅有威尼斯(当时规模不大)，而且还有一二十个比威尼斯更小但十分活跃的港口。其中以阿马尔菲居首，68虽然临海的悬崖峭壁只给城市留出一块谷地，勉强能容纳海港、住房以及后来兴建的大教堂。阿马尔菲的领先地位，乍眼看来，使人似乎难以理解，但可以用阿马尔菲优先与伊斯兰建立的联系来解释，土地贫瘠迫使这个小城市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航海事业中去。69

这些小城市的命运就在离当地海域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决定。对它们说来，成功就是做成一笔三角贸易：前往富有的沿海地区、伊斯兰城市或君士坦丁堡，取得埃及和叙利亚的第纳尔和金币，70换取拜占庭的华丽丝绸，再转运到西欧出售。这就等于说，当时的意大利还只是一个平庸的“边缘”地区，它以经商为手段，主动为欧洲的中心服务，向中心提供它能搞到的木材、小麦、麻布、食盐和奴隶。这一切都发生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互相对抗以前。

这些活动唤醒了自罗马崩溃以来处于半休眠状态的意大利经济。阿马尔菲受到货币经济的渗透：一些公证文书表明，商人从公元9世纪起已用金币购买土地。71从11到13世纪，阿马尔菲山谷的景色有了彻底改观：栗树、葡萄、橄榄、柑橘、磨坊成倍增多。阿马尔菲法规变成基督教各国地中海航运的重要准则之一，充分表明该城市国际活动的兴旺发达。但在劫难逃：阿马尔菲市于1100年被诺曼人所征服；又于1135和1137年两次受比萨人的洗劫；最后在1343年，近海城区毁于一次海啸。阿马尔菲虽然仍在海上活动，但从此已从历史的前台退出。721250年后，该市的贸易大大下降，贸易额也许只及公元950至1050年间的三分之一；海上往来的范围也逐渐缩小，最后只剩几十条双桅或单桅小船在意大利沿海从事近海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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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威尼斯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早在公元869年，威尼斯总督尤斯丁尼·帕脱希巴齐奥留下的遗产竟达1200斤白银的巨款。73就像夹在山谷中的阿马尔菲一样，由60来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威尼斯是个安全但又生活不便的奇怪地方：没有淡水，没有食物，有的是盐，太多的盐！人们常说，威尼斯人“不耕地，不播种，不采摘葡萄”。74乔伐尼·索朗佐总督于1327年用以下的话描绘这个城市：“城市建在海上，完全没有葡萄园和耕地。”75这是个纯而又纯的城市，不属城市的东西在那里悉付阙如，为生存所需的一切全靠贸易取得：小麦、玉米、黑麦、活牲畜、奶酪、蔬菜、葡萄酒、食油、木材或石块无不如此，甚至饮用水也不例外。所有居民都不从事“第一产业”，而在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中，第一产业通常占相当大的比例。威尼斯展开的活动，用今天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讲，属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即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些部门的劳动效益较农业活动为高。这就等于把利润较少的活计留给别人，并制造所有的大城市都将遇到的一种不平衡。佛罗伦萨土地富饶，自14和15世纪起，却要从西西里进口粮食，只在附近的丘陵上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食用波罗的海地区的小麦和黑麦、丹麦的肉和多格滩“渔场”的鲱鱼。至于威尼斯、阿马尔菲和热那亚这类不真正拥有疆域的城市，它们起步伊始，就注定要按这种方式生活，它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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