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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和法国的历史上,香巴尼交易会毕竟只是一段插曲。建立在欧洲基础上的经济联合体促成一系列内陆城市举行交易会,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西欧的经济中心迁到法国境内,这也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法兰西命运的主宰对于法国得到和丧失这一宝贵机会竟没有觉察。118然而,卡佩王朝最后几个国王治下发生的事情,将使法兰西王国长期被排斥在贸易渠道之外。随着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南北陆路的打通,地中海和北海之间海上联系的发展,发展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优越路线在13世纪结束前即已确定:这条路线围绕着法国,但始终保持相当距离,并不触及法国。除马赛和埃格莫特外,这条路线所载运的大宗贸易和资本主义几乎完全处在法国版图之外。在灾难深重的百年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法国对于大宗外贸只是打开一道门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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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与百年战争相呼应的经济萧条以前,法兰西国家已与法国经济一起退出了竞争。假如法兰西王国始终坚强有力和贯彻始终,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恐怕未必如此顺利。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的新通道意味着意大利城邦和尼德兰实行强有力的垄断,以致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新兴的领土国家势必相形见绌。
威尼斯后来居上
法国在香巴尼错过的良机,又落到了谁的手里?既不是佛兰德交易会,又不是布鲁日(与朗贝尔托·印卡纳迪的见解相反119),虽然该市于1309年成立了著名的交易所。我们已经说过,布鲁日的船只、商人、贵重商品、货币和信贷主要来自南方。朗贝尔托·印卡纳迪自己也承认:“那里专营信贷的大多是意大利人120直到15世纪末,甚至更晚的时候,尼德兰的贸易结算始终对南方客商有利。121
假如重心仍留在亚得里亚海和北海的中途,它本可以固定在十几条大路的会合点纽伦堡,或者在最大的德意志城市科隆。可是,不论是布鲁日,或者是与香巴尼交易会类似的某个中间区域,都未能夺得有利地位,这也许因为意大利已在佛罗伦萨、米兰等地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中心,商人可以就近取得工业品,不再需要前往北方。佛罗伦萨的手工业早先集中为北方的呢绒坯料染色,印染业后来逐渐发展为毛织业,工业发展惊人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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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是连续几年的萧条为黑死病灾难铺平道路,一场经济退潮又接踵而至。我们已经说过,122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形势的逆转造成原有经济体系的崩溃,弱者将因此被淘汰,强者则相对变得更强,虽然他们也逃不过危机。受到风暴的袭击和震荡,意大利的成就逐渐减少。但即便韬光养晦,意大利仍留在地中海这个国际贸易最活跃的地区和最有利可图的中心。当西方普遍衰退时,意大利却是如经济学家所说的一个“避风港”:它仍有最好的生意可做;它从事的黄金买卖,123它在货币和信贷方面的经验,都使它免受损失;灵活机动的城邦比臃肿笨重的领土国家容易治理得多,城邦能在狭窄的经济环境中应付裕如。困难推给了别人,特别是推给那些病痛缠身的庞大领土国家。地中海与欧洲只剩下意大利城市像是普遍衰退中保持活跃的一群孤岛。
因此,毫不值得奇怪,在欧洲经济中心转移的酝酿过程中,只是在意大利城市之间进行竞争。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城市受各自的狂热的驱使,为着各自的利益,在争夺权杖。它们都很可能取胜。那么,为什么是威尼斯胜利了呢?
热那亚同威尼斯的争夺
1298年,热那亚在科尔丘拉前方的海域击溃了威尼斯的舰队。八十年以后,热那亚于1379年8月夺得基奥贾,这个小渔港是扼守威尼斯潟湖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门户。124骄傲的圣马克城似乎垮台了,但经过一次出人意外的挣扎,竟使形势彻底改观:费托尔·皮萨尼于1380年6月收复基奥贾,一举消灭热那亚舰队。125次年在都灵签订的和约未给威尼斯任何实际的利益。126但这是热那亚节节后退和威尼斯确立优势的开端,热那亚舰队从此将不再在亚得里亚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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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威尼斯先败后胜的原因并不容易。更何况,在基奥贾失败后,热那亚并未被逐出富强城市的行列。那么,地中海这个辽阔的封闭战场上,为什么竟彻底停止了战斗?敌对双方过去曾长期互相攻击,劫掠沿海地带,拦截商船,摧毁战舰,并利用安茹、匈牙利、帕莱奥洛格、阿拉贡等王公的斡旋,纵横捭阖,与对方为敌。
但是,也许由于长期的经济繁荣以及贸易的蒸蒸日上,这些激烈的战役并未造成任何致命后果,似乎伤口每次都能自动愈合。基奥贾之战所以使战争至此告一段落,无非因为长期经济高涨的势头到1380年间发生了不可挽回的逆转。小打也罢,大打也罢,战争开支变得过分昂贵。和平共处已势在必行。尤其,作为商业大国和殖民大国(因已达到先进资本主义的阶段),热那亚和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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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宜拼个你死我活: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即使在坚定的对手之间进行,也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妥协。
总之,我以为威尼斯的崛起并不在于其资本主义的无比优越。它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并不如奥利维·柯克斯127所说,意味着一种独特典型的诞生。热那亚开风气之先,单枪匹马朝资本主义的路上走去,任何历史学家对此都不会怀疑。从这个角度看,热那亚比威尼斯更加现代化,也许正是这种领先地位造成热那亚的某种弱点。威尼斯的优点之一也许恰恰在于,它更加通情达理,不那么盲动冒险。地理位置显然对它十分有利。一出潟湖,便到亚得里亚海,这对威尼斯人来讲,就像还留在自已家里。对于热那亚人,离开了城市,便到海面广阔、不能有效控制的第勒尼安海,这里实际上是个公海。128由于东方是财富的主要源泉,威尼斯有通向东方的海岛之路的方便,处于有利的地位。当“蒙古之路”于1340年间被切断后,威尼斯捷足先登,于1343年率先来到叙利亚和埃及的门口,并发现大门没有关上。129最后,在所有意大利城市中,威尼斯与德意志和中欧建立了最好的联系,而德意志和中欧又是用白银购买棉花、胡椒和香料的最可靠的主顾,因而也是勒旺贸易的关键。
威尼斯的强盛
到了14世纪末,威尼斯的优势地位已经巩固。它于1383年占领了扼守亚得里亚海咽喉的科孚岛。1405至1427年间,又顺利地(虽然并不少付代价130)占领了帕多瓦、维罗纳、布雷西亚、贝加莫等内陆城市。131面对意大利,威尼斯如今得到由城市和陆地构成的一块开阔地的保护。这块开阔地很早就在威尼斯的经济影响之下,威尼斯占领这个地区属于一个意义深远的整体运动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米兰扩张成伦巴第;佛罗伦萨控制了托斯卡纳,并于1405年占领了与它为敌的比萨;热那亚成功地朝地中海东西两个方向扩张其优势,并且把与它为敌的萨沃纳港一举填平。132意大利的大城市通过削弱小城市而加强自己。这一过程说来也是相当普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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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前,威尼斯早已建立起自己的海外领地,虽说版图不大,但因其纵贯勒旺通路沿线,战略地位和商业地位极其重要。这些七零八碎的领地,如果作个不相称的比较,很像葡萄牙人或荷兰人后来在印度洋各地按照英美国家所谓“贸易据点”格式拼凑的殖民体系:一系列商业据点共同组成一根很长的资本主义触角。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腓尼基式”的帝国。
富裕与强盛齐头并进。这种富裕(因而也是强盛)可以在市政会议的预算133中,以及在老总督托马索·莫塞尼戈于1423年去世前所作的著名训词中得到证实。
威尼斯城当时的财政收入高达75万杜加。如果我们在别处使用的系数134——预算收入约等于国民收入的5%到10%—在这里同样适用,城市的国民收入毛值约在750万至1500万之间。威尼斯市及其市辖区(包括基奥贾在内的郊区)的人口据估计略多于15万,城市的人均收入约在50至100杜加之间,这是一个很高的水平;即使按50计也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与当时的各国经济作个比较,人们对威尼斯收入之高,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威尼斯的一份文件135恰好提供了关于15世纪欧洲各国财政收入状况的一张清单,其数字分列于后面的图表。威尼斯的财政收入约达75万至80万杜加,法兰西王国当时的境遇相当可悲,收入不过100万左右;威尼斯与西班牙(但那是怎样的西班牙啊!)平起平坐,与英格兰不相上下,远远超过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等自称在威尼斯背后紧跟不舍的许多其他意大利城市。就热那亚而言,这个城市的财政收支数字确实不说明什么问题,私人利益已把很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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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从财政收支情形来看,威尼斯比其他国家更能抵抗危机这张图表(《结算》,第一卷,1910年版,第98—99页)同时显示欧洲各国的财政收支总额及其在15世纪的下降情形。前面在正文中提到的数字较为可靠,在图中用深色圆圈表示,无疑反映1423年的情形。浅色的圆圈反映以往年度的财政收支状况,总额显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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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只是说到威尼斯及其市辖区。在市政当局的收入(75万杜加)之上,还需加上威尼西亚芝和国的收入(46.4万),以及海外领地的收入(37.6万)。威尼斯的收入总额(161.5万杜加)跃居欧洲的首位。实际数额更要大得多。如果把整个威尼斯(威尼斯市加上威尼西亚共和国,再加上海外领地)的人口算作150万,把查理六世统治下的法国人口大致算作(为便于计算)1500万,人口等于威尼斯十倍的法国,在同样富有的情况下,财政收支理应等于威尼斯的十倍,就是1600万杜加。法国实际财政收入仅100万左右,这就表明城邦比领土国家有着极大的优越性,并且使人想到资本集中在城市少数人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另一项比较同样值得重视,如果并非不容置疑:我们的文件表明,各国财政收支于15世纪趋向衰退,不幸又没有确切说出衰退究竟从哪个日期开始。同原先的指标相比,英国约下降65%,西班牙(但这又是怎样的西班牙?)减少73%,威尼斯仅下降27%。
第二项检验见于莫塞尼戈总督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同时是遗嘱、统计材料和政治攻击。136老总督在临死前拼命要阻止弗朗赛斯科·福斯卡里上台,好战的福斯卡里于1423年4月15日继任总督,主宰威尼斯的命运,直到1457年10月23日卸职为止。老总督向听众说明,和平对于维持国家和个人的财富是多么重要。如果你们推举福斯卡里,他说,“不用很久,你们就会打仗。有一万杜加收入的将只剩一千,有十所房屋的将只剩一所,有十件衣服的将只剩一件,其他的裙、裤、衬衣等物件也依此类推……”相反,如果维持和平,“如果你们听从我的劝告,你们将看到,基督徒的黄金将归你们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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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演说词确实令人惊奇。它意味着,威尼斯当时有一些人能够懂得:保住自己的杜加、房屋、裤子等,是真正的自强之道;通过商品流通,不靠武力,可以使“基督徒的黄金归自己所有”,就是说,可以左右整个欧洲经济。据莫塞尼戈的估计,每年投入商业的资本约达1000万杜加(他的数字一度曾引起争议,今天已不再有异议了)。这笔款子除200万利息外,还有200万商业利润。我们要注意,这里把利息同商业利润分开,都按20%的比率计算。可见,照莫塞尼戈计算,威尼斯从远程贸易中获利的比率高达40%,这也就说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何以欣欣向荣的原因了。对那些竟敢声称12世纪的威尼斯已有资本主义的人,桑巴特可以斥之为“幼稚”,但到了15世纪,在莫塞尼戈演说中隐约可见的那个世界,又该给它什么名称?
威尼斯总督估计年商业收入为400万,这个数字据我估计只占城市总收入的一半到四分之一。莫塞尼戈的演说顺便提到有关威尼斯贸易和海运的几个估计数字。它们可以确证我在计算中所使用的数量级。这些数量级也符合人们了解的威尼斯“造币所”(造币所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当时正值通货膨胀,即有些人称之100为“威尼斯之衰落”的时期)的活动情况。造币所在16世纪末年每年约铸造200万杜加,金币和银币各占一半。137人们据此可以猜想,当时流通的货币总额该达4000万,138这批货币只是在威尼斯通过,但每年都有所更新。既然威尼斯商人紧紧掌握着胡椒、香料、叙利亚棉花、小麦、葡萄酒和食盐等海上大宗贸易,这么高的货币流通量丝毫也不令人感到奇怪。皮埃尔·达吕在《威尼斯史》(1819年)139这部至今有用的传世之作中已经指出,“食盐贸易给威尼斯带来的收益不可胜数”。为此,市政会议十分注意控制亚得里亚海和塞浦路斯沿海的盐场。仅伊斯特里亚一地生产的食盐,每年就有四万多匹马从匈牙利、克罗地亚以及德国前来装运。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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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富有还可以从兵工厂看出,那里集中着大批帆桨船和载重船;关于帆桨商船系统,我们下面再谈。141城市的不断美化又是另一明证,就在15世纪期间,威尼斯逐渐改变了面貌;原来的夯土路改铺石子路面,运河上的木桥和木板码头一律改砌石块(城市设施的“石块化”虽说是种奢侈,却也十分必要),其他市政建设还不算在内,如开挖水井,142清理有时变得奇臭难闻的市内运河。143
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政治威望,对国家、城市或个人来讲,政治威望可以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威尼斯政府完全意识到美化城市的必要性,“不对美化城市的开支斤斤计较”。144总督府的重建工程虽然旷日持久,但工程几乎不断在进行;1459年,在老里亚托广场德意志商馆的对面,兴建了充当商人集会地点的新“会堂”。1451421至1440年间,孔塔里尼家族在大运河沿岸建造了“金屋”以后,新盖的华丽建筑在这一带日渐增多。这种建筑狂热在意大利和别国的许多城市中无疑普遍存在着。但在威尼斯,用几千根橡木作为桩基打进潟湖的泥沙之中,又从伊斯特里亚运来石块,建筑所费的开支实在昂贵。146
威尼斯的力量自然还鲜明地表现在政治方面。威尼斯对政治艺术十分精通,很早就派出大使进行“游说”。还有为其政治服务的雇佣军:只要有钱,就能雇佣或收买,放在战争的棋盘上使用。雇佣军并不始终是最好的士兵,“队长”们发明了一种脱离接触、互相和睦相处的战争形式,147就像1939至1940年间的“滑稽战争”一样。但威尼斯毕竟遏制了米兰的称霸企图;参与了旨在建立或维持意大利列强间平衡的洛迪和约(1454年);1482至1483年第二次费拉拉战争期间,威尼斯轻松地抗击了敌人的进攻,而敌人的企图是,如其中之一所说,把威尼斯赶回海里,既然威尼斯过去对海战十分内行;1481495年,威尼斯策划了种种交易,让科明尼斯大吃一惊,使在上一年不费吹灰之力就直逼那不勒斯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灰溜溜地退回本国: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一个极其富有的城邦又是何等的强大。普里乌利在他的《日记》149中,回顾欧洲各国的大使及苏丹代表的这次异乎寻常的会议时,未免踌躇满志。会议的结果是于1495年3月31日缔结了旨在保卫意大利免受侵犯的反法同盟,而威尼斯人则以“基督教保卫者”和意大利之父自居。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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