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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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

以强盛的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在欧洲地图上没有明确划定的界线。到波兰和匈牙利为止的东部边界相当清晰，而在巴尔干地区，由于土耳其在夺取君士坦丁堡(1453年)以前即已进行征讨，并且势如破竹般地向北扩张，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安德里诺波尔于1361年被占领；庞大的塞尔维亚帝国1389年在科索沃战役中惨遭失利。朝西面去，没有问题，整个欧洲都在威尼斯支配之下。包括君士坦丁堡(直到1453年为止)在内的地中海，也是如此，在更远的地方，黑海海域曾有几年归西方控制。尚未被土耳其人占领的伊斯兰地区(北非、埃及和叙利亚)，即从1415年变为葡萄牙属地的休达直到贝鲁特和特里波利的狭长形沿海地带，向西方商人开放。但通往黑非洲、红海和波斯湾等纵深地区的道路仍对外关闭。香料、药材、丝绸均运往东地中海诸港口，西方商人只得在那里等待。

比确定整个边界走向更加复杂的是划分不同的组成地区。中心地区比较容易被认出；前面引证的托马索·莫塞尼戈的讲话表明，威尼斯与米兰、伦巴第诸城市、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具有优先的联系。南达佛罗伦萨和安科纳一线，北抵阿尔卑斯山沿线，这个城市群不容争议地就是以威尼斯为首的经济世界的中心。但这一星云状城市群向北延伸，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又形成一个银河状商业城市群：奥格斯堡、维也纳、纽伦堡、雷根斯堡、乌尔姆、巴塞尔、斯特拉斯堡、科隆、汉堡乃至吕贝克，还有始终很有实力的尼德兰城市群(布鲁日仍居领先地位)，以及伦敦和南安普顿这两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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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港口。

因此，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再到伦敦这样一条南北向轴线横贯欧洲，并把欧洲切成东西两大块，这两块地区远不如主轴线附近的经济那么活跃，属于边缘区域。与曾经促使香巴尼交易会兴旺的基本法则相反，经济世界的中心这次位于轴线的南端，其实也是在与地中海轴线的会合处，由西向东的地中海轴线是欧洲远程贸易的主线，也是其利润的重大源泉。

威尼斯的责任

关于中心在意大利形成的方式，另有一条补充理由：在伊斯兰国家经商的威尼斯商人要忍受困守“货栈”(一条街或一系列房屋)的痛苦，151威尼斯把这个办法照搬过来，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它为德意志商人设立了一个对外隔离的强制性集中地点，即在商业区中心、里亚托桥对面的“德意志商馆”。152所有德意志商人均得在那里存放货物，住进为此预订的一间屋子，在当局严密监视下出售货物，再把售货所得的钱用来购买威尼斯商品。德意志商人对这种严格的管理不断有所抱怨：威尼斯正是通过这个办法，把远程大宗贸易作为禁脔留给本市的公民(包括市内和市外），而把德国商人排斥在外。德国商人若敢插手，其货物即被没收。

另一方面，威尼斯实际上也禁止自己的商人直接去德国经商。153结果是德国人势必要亲自来威尼斯购买呢绒、棉花、羊毛、丝绸、香料、胡椒、黄金等。在华斯哥·达·伽马的航行后，葡萄牙103商人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安特卫普设立商站，154亲自把胡椒和香料送到北方顾客的手里。当然，德国顾客也可前往热那亚，他们实际上也去那里，热那亚对他们洞开门户，不加太多的限制。但是，热那亚主要与西班牙、葡萄牙和北非保持联系。除此以外，威尼斯是世界的货仓(如同日后规模更大的阿姆斯特丹一样)，凡在威尼斯找不到的东西，在热那亚也不可能找到。作为一个经济世界的中心，威尼斯的便利和诱惑怎能让人抗拒？整个德意志都参与对威尼斯的贸易，德国交给威尼西亚商人的货物有铁、五金、条绒(棉麻织品)，还有15世纪中叶后数量日益增多的白银，威尼斯把部分白银送往突尼斯，在那里换取金屑。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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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威尼斯的一项有意识的政策，人们对此不可能产生怀疑，因为威尼斯把这项政策强加于多少受它控制的所有城市。威尼西亚共和国的所有交易，勒旺各岛屿或亚得里亚海各城市的全部出口(即使是送往西西里或英国的货物)都必须经威尼斯港转口。威尼斯有意识地设计了让附庸经济(其中包括德意志经济在内)就范的陷阱；它从附庸经济中攫取利润，阻止附庸经济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逻辑行事。在地理大发现后不久，假如里斯本强迫北方的船只前往葡萄牙购买香料和胡椒，安特卫普的优势就不会很快确立，至少也会受到阻挠。但里斯本也许缺乏足够的力量，没有意大利城市的商业经验和银行经验。“德意志商馆”的圈套难道不正是威尼斯优势地位的原因和结果吗?

帆桨商船

威尼斯同勒旺和欧洲的联系，即使在圣马克城的鼎盛时期，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运输问题，因为贵重商品的分销遍及全欧洲。在顺利的经济形势下，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每当形势恶化，就必须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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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桨商船系统正是威尼斯国家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的一种经济统制措施。商船系统创设于14世纪，旨在推行某种“倾销”（用吉诺·吕扎托的话来说)，以对付旷日持久的危机；它既是一种国营企业，又包括私人的有效合作，是出口商为了降低运输费用和维护对外国商人的竞争地位乃至立于不败之地而设置的真正海上联营机构。156可以肯定，从1328年起(也可能从1314年已经开始），市政会议让兵工厂制造帆桨商船（最初为100吨，后来增到300吨)，底舱装货容量相当于50节火车车皮。在进出港口时，帆桨船使用划桨，其他时间则像普通圆头船一样扬帆航行。它们算不上是当时最大的商船，因为热那亚的大帆船于15世纪达到或超过1000吨。157但它们结队航行，并由弓箭手和投石手守卫，后来更在船上架设大炮，因而相当可靠。市政会议在穷贵族中招募投石手，也是帮助他们维持生活的一项办法。

国家船只的租赁每年以投标方式进行。中标的城市贵族又从其他商人那里收纳与托运货物相应的租金。“私方”由此便使用“公方”建造的工具。使用者或者随船航行，在旅程中均摊开支，“只记一笔账”(就是说，实行联营)，或者组成一家公司，租用一条船，往返装载货物。市政会议鼓励这些保证参与者原则上机会均等的做法。同样，为在叙利亚购买棉花，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购买胡椒，又经常采用对所有商人开放的联营方式。相反，对于它认为有垄断倾向的特殊集团，市政会议一概予以解散。

根据威尼斯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文件，我们可以复原帆桨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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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尼斯帆桨商船航行图

上面四张草图选自阿尔贝托·泰伦第和科拉铎·维旺第于1961年在《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发表的一系列照片，概括展示帆桨商船系统及其护航手段衰颓的各阶段(通往佛兰德、埃格莫特、柏柏尔、特拉法尔加、亚历山大、贝鲁特、君士坦丁堡)。这些路线在1482年全都通行。在1521和1534年，只剩下与勒旺的富有成果的联系。为简化草图，路线起点只画到亚得里亚海，而不画到威尼斯。

逐年的航行路线，并且看到威尼西亚共和国遍布地中海各地的商业活动正逐渐在变化。从1314年起，随着“佛兰德帆桨船队”的成立，威尼斯朝布鲁日的方向(确切说是朝其外港)伸出了章鱼的腕足。读者可参看上面的解释性简图。商船系统的鼎盛时期大约就在1460年前后，158市政会议在那时组建了特拉费戈船队，从而加强朝北非方向的活动，以取得苏丹的黄金。后来，商船系统遇到几次挫折，并于16世纪衰落。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商船系统的衰退，而是衰退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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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资本主义

奥利维·柯克斯159把威尼斯的胜利归因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在威尼斯诞生和发明的，后来的资本主义无不以威尼斯为师。这种说法能让人相信吗？与威尼斯同时，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有其他资本主义城市的存在。假如威尼斯不坐头把交椅，热那亚大概会毫无困难地占据它。威尼斯的成长壮大并非孤立现象，当时还有一系列活跃的城市，也面临相同的命运。许多真正的革新往往并不由威尼斯首创。在银行和建立大公司等方面，威尼斯远远落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先进城市的后面。最早铸造金币的不是威尼斯，而是热那亚(13世纪初)以及佛罗伦萨(1250年开始，而杜加于1284年才出现，不久被称作“色庚”160)。发明支票或股份的也不是威尼斯，而是佛罗伦萨。161最早使用复式簿记的不在威尼斯，而在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的费尼公司和法罗尔费公司的档案里，至今保存着13世纪末最早的复式簿记样本。162不经公证人的介绍直接订立航海保险协议(这可简化许多手续)，最早从佛罗伦萨(而不是航海城市)开始。163还是在佛罗伦萨，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工业，并且毋庸置疑地达到了制造厂的阶段。164热那亚最早于1277年通过直布罗陀与佛兰德建立了定期海上联系(这是一项巨大的创新)。热那亚的维瓦尔迪兄弟领革新风气之先，于1291年首先想到寻找一条直通印度的道路。1407年底，热那亚商人马尔方特，似乎为赶在葡萄牙人远航的前面，深入图瓦特绿洲勘查黄金产地。165

在发展技术和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等方面，威尼斯与其说是领先，不如说是落后。其原因或许在于：威尼斯历来主要与东方往来，而意大利其他城市则更多地同西方(正在创造中的世界)打交道。威尼斯的财富既然得来容易，人们也就拘泥于陈规旧例；其他城市面对的形势往往变幻莫测，人们只能多想对策，因而变得更加精明。虽说如此，在威尼斯建立起来的制度一开始就提出了有关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在资本主义今后的长期演变过程中，这些关系势必与资本主义一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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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开始，尤其在14世纪，威尼斯已拥有经济活动的各种工具：集市、店铺、仓库、拉桑萨交易会、造币所、总督府、兵工厂、海关等。每天早晨，在里亚托广场上，当货币兑换商和银行家在圣雅克小教堂166前面开始营业时，来自威尼西亚共和国、意大利其他地区或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本国和外国大商人纷纷到此会面。银行家手里拿着笔和小本，随时准备签发银行划账单。这是商人之间通过划账当场结清交易的好方法，不必借助货币，也不用等到下次交易会再清账。转账银行(banchidi scritta)167甚至允许某些顾客透支，有时也发行某种银行券。168客户存在银行的存款，不是借给国家，便是用于商业投机。

里亚托广场上举行的“交易所”集会确定各种货物以及市政会议公债的行市（市政会议的收入最初来自税收，后来逐渐依靠公债)，169此外还确定海上保险率。直到今天，在里亚托广场附近，“保险巷”仍使人回想起14世纪的保险人。所有的重大交易就在里亚托桥附近的街巷中进行。假如有位商人被“剥夺前往里亚托广场的权利”，这项处罚“意味着，如许多赦免请求所说，被剥夺从事大商业的权利”。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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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等级迅速形成。已知的关于威尼斯纳税人的第一份调查(1379—1380年)171表明，在纳税的贵族(共计1211户)中，约有20至30户富豪，还发现几户平民财主(共计6户)，再加上几家殷实铺主：肉店、鞋店、营造行、肥皂作坊、首饰铺和香料店，其中以香料店地位最高。

威尼斯的财富分配已经十分多样化，商业收益在富有程度不同的阶层中不断积聚，并反复转化为投资。正如佩特拉克后来所说，船舶像是漂浮的房屋，它几乎总被划分为24“开”(每名船东拥有一定数量的“开”)。船舶经营因而几乎从一开始便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载运的货物通常是赊来的。至于所谓“互助”(mutuo)借款，则是历史就已存在，同人们的设想相反，它并未陷入高利贷的泥潭。威尼斯人很早“按照生意人的规矩”，接受“信贷业务的合法性”。172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高利贷就绝对不高；当时的借贷息率也很高(正常的息率已达20%)，此外还需实物抵押，归放款人掌握。通过这些办法，齐亚尼家族自12世纪起攫取了圣马克广场四周和“服饰用品街”沿线的大部分土地。在现代化银行建立前，各地的高利贷难道不都是必要的邪恶吗？基奥贾战后不久，经受巨大创痛的威尼斯只得让第一批犹太高利贷者在市内定居(1382—1387年)，173他们向一般百姓，有时甚至向贵族放账。

“商业互助”(mutuo ad negotiandum)则是另一回事。作为贸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这种借贷息率虽高，却不被看作是高利贷，因为息率通常与银行利率持平。商业融资十之八九与迟于1072至1073年间174出现的所谓“协作”(colleganza)契约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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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不久以两种形式出现。或者是单边协作：放款人又称“留在陆地的合伙人”(sociusstans)，他向“登船出海的合伙人”(sociusprocertans)提供一笔贷款；后者在返航算账时，除偿还动身时所借的款项外，自己留下四分之一的收益，其余都归资本家。或者是双边协作：放款人只拿出资本的四分之三，“登船出海的合伙人”提供劳务，外加四分之一的资本。在此情况下，获利由二人平分。吉诺·吕扎托175认为，这第二种协作形式不止一次被用于掩盖单边协作的高利贷嫌疑。“协作”一词在这里名不符实，它的形式与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合约”(commenda)十分相像，人们早先和后来在马赛和巴塞罗那都能找到类似的组织。由于commenda一词在威尼斯具有储蓄的含义，176我们必须另找一个词，用以确指海上借贷。

既然如此，安德列·赛约177于1937年采取的，并为包括马克·布洛赫178在内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的立场，也就可以被人们理解了：1050至1150年间，资本与劳动在威尼斯已出现了分化。“留在陆地的合伙人”不就是不出远门的资本家吗？他那位登船出海的合伙人前往君士坦丁堡，随后再去塔纳或埃及的亚历山大……如果旅行顺利，当船返回时，出力干活的贩运人便送来所借的本金和赚得的利润。一方为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但于1940年发现的新资料179迫使我们修正这个过分简单的解释。首先，“留在陆地的合伙人”虽有这个名称，却不断在流动，就我们观察的那段时间看(1200年前后)，他们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及圣让达克尔和法马古斯塔，君士坦丁堡更是常来常往(这个细节足以表明，威尼斯在多大程度上靠打入拜占庭经济的内部而发了财)。至于“登船出海的合伙人”，他丝毫不像服劳役的农奴那样任人支配，每次出门总随带十来份“协作契约”(这就事先保证他在顺利情况下有丰厚的利润可得)；此外，他在一份契约中是借款人，而在另一份契约中，又往往是放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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