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如果知道放款人的姓名，我们会看到，在放款人的名义下，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资本家，其中有些掌握的资本为数很小。180几乎可以说，威尼斯全体居民都给商人贷款，不断在创建和重建遍布整个城市的商行。这种自发提供的、到处都能得到的贷款使商人单枪匹马或与二三人临时合伙，就能开展商业活动，而不必像佛罗伦萨上层人士那样，组建长期存在的和积聚资本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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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这种完美、便利的组织形式，正是资本的这种自给自足，说明了威尼斯发展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威尼斯的银行家通常不是本市的市民，他们“一门心思只注意城市的集市活动，想不到把他们的活动向外地转移，以寻找新的主题”。181因此，像佛罗伦萨在英国投资以及热那亚在塞维利亚或马德里投资这类冒险的事，威尼斯压根就没有经历过。

信贷和经营的便利还使商人能够挑三拣四和随聚随散：船只启航时几人开始合伙，返航后立即散伙。下次再重新开始。总之，威尼斯人进行的投资数额大，但时间短。长期的借贷和投资自然迟早总会出现，不仅为开辟远洋航运，如前往佛兰德地区，而且更多地为城市的工业和其他持久性活动服务。期限起初很短的互助借贷(mutuo)终于可反复展期，有时可延长至数年之久。另一方面，直到13世纪才慢慢出现和推广的汇票182往往也是一种短期信贷手段，其有效时间等于在两个商埠间的一次往返。

威尼斯的经济气候可见十分特殊。紧张的经济活动在那里被分解成众多的小笔交易。虽然也曾出现过几家寿命较长的商行，但佛罗伦萨的那种大公司在威尼斯始终找不到发展的适当场所。也许因为政府和城市贵族从未像在佛罗伦萨那样遇到真正的挑战，威尼斯城毕竟是个可靠的地点。或者因为很早过着小康生活的商人满足于行之有效的传统经商手段。但交易的性质在这里也有关系。威尼斯的商业活动主要以勒旺为对象。这一贸易需要巨额资本：威尼斯的大批货币几乎全部都用了进去，以致帆桨船每次启航叙利亚时，市内的货币简直罗掘俱空，183与后来塞维利亚的印度船队出发时的情形完全一样。184但资金的周转相当迅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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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半年至一年之间。船只的往返决定着市内各项活动的节奏。109威尼斯之所以独具一格，这归根到底要用对勒旺的贸易来解释，勒旺贸易是决定商人行为的动因。例如，据我猜测，迟至1284年才铸造金杜加的原因，大概是威尼斯直到那时为止仍认为，继续使用拜占庭的金币比较省事。只是后者的急剧贬值，才迫使威尼斯改变政策。185

总的说来，威尼斯从一开始就因成功而故步自封。威尼斯的真正主宰不是总督，而是市政会议。后者反对各种变革势力，要求遵循以往的各种先例，犹如遵循摩西十诫一样。笼罩在强盛的威尼斯之上的阴影，恰巧正是威尼斯的强盛本身。事实确是如此。同样的道理不是对20世纪的英国也适用的吗？在经济世界范围内的领导权是对强权的一种经验，强权迟早会使胜利者变得盲目，看不见前进中的和正在实现中的历史。

劳动的情形

威尼斯是个大城市，人口在15世纪已超过10万，在16和17世纪时期约在14至16万之间。除开特权者(贵族、市民、僧侣)、穷苦无告者和流浪汉共几千人外，广大居民以双手劳动为生。

有两个劳动世界在威尼斯并存：一方面是不加入任何组织，也不受任何组织保护的不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被弗雷德里克·劳恩称作“海上无产阶级”186的搬运工、装卸工、水手和划桨手；另一方面是行会的世界，行会是城市中各种手工工匠的基本组织。两个世界之间的界线有时不很清晰。历史学家并不始终知道该把他观察到的行业划在哪一边。属于第一类的大概有在大运河沿岸的葡萄酒码头、钢铁码头和煤炭码头从事装卸的工人；有几千名驾“贡都拉”船的船夫，其中大多数系大户人家的仆役；还有在总督府前面的劳动集市上应募充当水手的真正贫民。187应募的水手每人领取一笔津贴。如在指定日期不去报到，就会遇到追捕，被处以相当于津贴两倍的罚款，并被押送上船工作，工资用以抵销欠账。另外一大批不加入行会的劳动者是在丝织和毛织行业专干粗活的男女工人。相反，奇怪的是，那些从布伦塔河汲取淡水，然后再装船运抵威尼斯的“水夫”，驾驶平底驳船的“船夫”，流动的焊锡工匠乃至挨门串户送奶的“奶夫”却都照例组成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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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蒂尔登·拉普188曾试图计算这两大部分劳动者的人数，他们合在一起恰好是城市的全部劳动力。虽然数字来源不尽可靠，但我认为总的结果是相当可信的；由于在16和17世纪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大变化，这些结果显示了威尼斯当时的就业结构，在1586年，城市约有居民15万人，劳动者人数略低于34000人，换句话说，除开特权者集团约占10000户外，如果每个劳动者按四口之家计算，几乎全体居民都以劳动为生。根据拉普的计算，在33852名劳动者中间，22504人为行会成员，11348人为无组织的工人(还不好说是自由劳动者)，分别占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

这后一部分劳动者，如果把男女老幼都算上，在威尼斯少说也有40000人，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占很大比重。这是为任何城市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乃至低级劳动力。他们能否满足威尼斯的需求呢？威尼斯人口不多，难以提供足够的水手，因而外国无产者很早便前来增援，虽然并不始终心甘情愿。威尼斯还在达尔马提亚和希腊诸岛招募工人，往往在康提亚(后来又在塞浦路斯)装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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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桨船。

相比之下，工匠们的行会组织似乎是个享有特殊利益的世界。行会并不完全按照章程办事：章程的规定是一码事，实际又是另一码事。任何行会都逃不了国家明察秋毫的监视：无论是拉朱代卡的制革业行会，米拉诺的玻璃制造业行会，早在1314年卢卡工人前来增援前业已成立的丝织业行会，或是在1458年初春根据元老院的公告189重建的毛织业行会。为保护毛织业而发布的公告是针对威尼斯本身的商人，他们很想在佛兰德和英格兰190等外国制造“佛罗伦萨式”呢绒，那里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规章也比较灵活。克尽厥职的威尼斯国家对产品质量作出严格的规定，其中包括毛料的尺寸，原料的选择，经纬线的数量，以及使用的染料，结果却使生产很难适应需求的变化，尽管这种种规定能保证产品的声誉，特别在勒旺的市场上。

所有这些新旧行业从13世纪起开始在威尼斯组成行会(arti)和同业公会(scuola)。191但这类自己保护自己的组织不能保证工匠免受政府和商人的侵犯，而在威尼斯，政府的干预尤其突出。于16世纪开始兴旺并于1600至1610年间达到鼎盛的呢绒业，它的发展和成功有赖于包买商制度的推行，而包买商往往又是外国人，特别是侨居在威尼斯的热那亚人。甚至古老的造船工业及其船坞主，自15世纪起，也受提供足够金钱以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材料的商人兼船东的支配。

工业至上

总而言之，劳动的世界受到金钱和当局的压制。当局拥有四个监督和仲裁机构：老公平署(Giustizia Vecchia)、商务仲裁五贤人(Cinque Savii a la Mercanzia)、公共督察署(Provveditori di Co-mun)、行会理事会(Collegio alle Arti)。威尼斯的社会十分安定，几乎很少或完全不发生严重事故，难道应该用这种严密的监督作解释吗?1446年2月，192一些划桨手在总督府门前苦苦哀求发放他们被克扣的工薪。至少雇佣3000名工人的兵工厂是个庞大的国家手工工场，圣马克教堂的大钟每天召唤工人上工，他们处在国家严格的控制之下。每次怀疑有骚乱发生，便把一两名为首者处以绞刑(impicati perla gola)，于是一切又恢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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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行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从未像佛罗伦萨的行会那样参与政务。威尼斯的社会安定因而更加使人感到惊奇。确实，在经济世界的中心，即使小民百姓也可从资本主义112的掠夺中分得一点残羹剩饭。也许这是社会安定的原因之一。威尼斯的工资相对的高些。想把工资再压下去无论如何都很不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威尼斯的行会还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们可以看到，在17世纪初，面对北方织物的竞争，威尼斯毛织业的繁荣将因工匠拒绝放弃高工资而终告停止。193

17世纪的这种形势表明，威尼斯的工业活动面对附近的威尼西亚共和国和遥远的北方工业的竞争已经开始衰落。我们应该根据理查·蒂尔登·拉普的提议，回到15和16世纪的威尼斯去，从而研究工业活动当时是否构成威尼斯的主要特征。再进一步考察，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是否必定深深扎根在工业活动之中？布鲁日、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都属于这种情况。我倾向于承认，考虑到当时工业活动的范围，工业技术的发达和早熟程度(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讲到的各种工艺技术早在二百年前已在威尼斯出现），15世纪的威尼斯大概居欧洲工业中心之首；确认这个事实对威尼斯的命运殊关重要，这意味着威尼斯工业繁荣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头二十年遭到破坏，决定了威尼斯的衰落。至于能否作此解释，二者是否真有因果关系，这是另一码事。商业资本主义胜过工业资本主义，这很少会引起异议，至少直到18世纪为止。1421年，老总督普里乌利在列举威尼斯的财富时，没有提到工业财富；大概在13世纪业已存在的毛纺织业，经过了长期的间歇后，于1458年复苏，只是在1580至1620年间，才真正蓬勃发展。总的说来，在推动威尼斯致富的过程中，工业似乎作为一种补偿，作为克服不利环境的一个方式，很晚才发挥作用；我们将会看到，这与1558至1559年后安特卫普发生的事情简直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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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祸患

这个大城市的逐渐衰落不能仅仅由它自己负责。早在欧洲开始地理大发现(1492—1498年)和向世界各地扩张前，各领土国家已纷纷重振旗鼓。这里有咄咄逼人的阿拉贡国王，实力雄厚的法兰西国王，喜欢发号施令的尼德兰大公，野心勃勃的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即使他还是财政拮据的奥地利大公时就已如此)。城市的发展普遍受到威胁。

在这些如旭日东升般兴起的领土国家中，国土最为广阔、对威尼斯威胁最大的，无疑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威尼斯最初对它估计过低，认为土耳其人在陆地生活，在海上并不可怕。但不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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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土耳其海盗(或冒名的土耳其人)在勒旺海域突然出现，奥斯曼帝国的陆上征服逐渐对大海呈包围状，从而预先取得了制海权。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犹如晴天霹雳，土耳其人一举夺得了控制大海的冲要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养料已被拉丁民族(其中包括威尼斯人)所吸尽，因而不经土耳其人一击，就自动垮台。君士坦丁堡迅速被伊斯坦布尔所取代，这个朝气勃勃的城市新增了大量13人口，其中不少是由当局指定搬迁过来的。194土耳其的首都成了苏丹们推行海上扩张的策源地，等到威尼斯终于发觉，已受累不浅。

威尼斯是否能够抵挡君士坦丁堡的扩张？威尼斯曾有此打算，只是为时已晚。195此外，它很快倾向妥协，宁可迁就苏丹。1454年1月15日，威尼斯总督对派驻土耳其苏丹的大使巴托里缪·马尔切罗解释说：“我们的政策是与土耳其皇帝达成和平和友谊”。196和平毕竟是通商的前提。至于苏丹，既然他愿意与欧洲展开贸易，这也是为维持土耳其帝国的生存所必需，那么他势必要通过威尼斯。二者保持着一种典型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一切都使他们分道扬镳，利益又使他们生活在一起；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情形将变得越来越是如此。1475年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被攻克，黑海对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几乎因此关闭。1516和1517年占领叙利亚和埃及使土耳其人有可能关上勒旺贸易的传统大门。可是土耳其人并不这么做，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停止他们从中攫取厚利的过境贸易。

威尼斯和土耳其必须和平共处，但共处中不免出现可怕的风暴。第一次威土战争(1463一1479年)197显示出双方力量的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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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像后来英俄之间的那种鲸熊之斗。如果土耳其帝国是熊，它的对手威尼斯至多能算是一头胡蜂。但这是一头不知疲倦的胡蜂。威尼斯与欧洲技术进步相联系，因而处在有利地位；仗着财大气粗，威尼斯在欧洲各地招募军队(1649至1669年的康提亚战争期间，甚至前往苏格兰招兵），抵抗和骚扰敌人。等到敌人气喘吁吁时，它自己也精疲力竭。威尼斯还善于在伊斯坦布尔施加影响，蓄意进行收买或贿赂，即使在战时，也设法通过拉古萨和安科纳保持其部分贸易活动。此外，威尼斯还策动其他的熊共同对付奥斯曼熊，其中包括查理五世皇帝、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俄罗斯，欧根亲王的奥地利。康提亚战争期间，甚至还一度把路易十四的法国也拉上了。为了包抄奥斯曼帝国的后方据点，还利用萨非王朝的波斯。作为什叶派的摇篮，萨非王朝的波斯与土耳其的逊尼派为敌，伊斯兰内部当时也有宗教战争。总之，威尼斯出色地抗拒了土耳其人，直到1718年订立帕萨罗维茨协定为止，从君士坦丁堡和约算起，历时达两个多世纪。

我们看到，土耳其帝国对威尼斯的存在投下多大的阴影。威尼斯因此逐渐丧失活力。但从16世纪初期开始的威尼斯的衰落，原因不在于城邦和领土国家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争斗。更何况，从1500年起，另一个城市安特卫普将取代威尼斯的地位，成为经济世界的中心。城市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旧结构并未被破除，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财富积聚的中心却已悄悄地从威尼斯退出。为说明这些，就必须涉及海上的地理大发现，大西洋进入贸易圈子以及葡萄牙的鸿运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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