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根据政治家的诊断，这是一种抗命危机。其实是一场具有深刻原因的宗教革命，并且悄悄地伴随着一场经济危机以及由物价上涨酿成的社会悲剧。255叙述和分析这场革命的经过不属本书的范围。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安特卫普从一开始便陷进了这场动乱之中。破坏圣像的行动于1566年8月20和21日接连两天如瘟疫般在全城肆虐，引起了人们普遍的震惊。256当时担任摄政的帕尔马的玛格丽特主张妥协退让，257局势本可以平静下来，但菲力浦二世选择了强硬手段，在安特卫普暴动过后整整一年，阿尔巴公爵率领征讨部队到达布鲁塞尔。258秩序得到恢复，但战争已在暗中酝酿，于1572年4月正式爆发。1568年，259英国人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截获一些满载羊毛的比斯开商船，船上还有准备交给阿尔巴公爵的白银以及运输者隐藏的走私白银。尼德兰和西班牙的海上联系实际上已被切断。

安特卫普并不就此一命鸣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仍将是西班牙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工业基地和金融枢纽，但为西班牙服役的部队发饷所需的现金和汇票从此将从南面，经由热那亚送来。128正是由于菲力浦二世输送的饷银改变了道路，欧洲的中心便迁到热那亚去。安特卫普在世界的地位下降，影响播及远方，特别在地中海地区。关于这个问题，我隔一会再作解释。

安特卫普的独特之处

安特卫普的鸿运高照为期相当短促，但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相当独特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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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在很大程度上拜它的外国客人为师:如同欧洲其他城市一样，它从意大利人那里学会了复式簿记；如同所有人一样，它在国际收支结算中使用了汇票(虽然在使用时相当审慎，甚至哆哆嗦嗦)，从而进入了商埠间资金和信贷的流通渠道。但它有时也想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方案。

确实，到1500年前后，安特卫普在其日常生活的范围内，天天都要去解决一些不期而遇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把它弄得“手忙脚乱”。260与布鲁日不同，安特卫普至此没有真正的银行组织。或许如赫尔曼·旺代尔·维所想，历代勃艮第公爵采取的禁止措施(1433、1467、1480、1488、1499年)几乎完全破除了这方面的尝试。安特卫普商人因此不能如在里亚托那样，把他的债券或信贷“写”到银行家的账本上去，借以抵销他支取的或垫出的款项。同样，他也不能通过出售在佛罗伦萨或别地客户签发的，或甚至在安特卫普或贝亨奥普佐姆交易会上签发的支票，向别人借钱，而这种借钱方式已被大多数汇兑商埠所采用。但要结清所有收支账目，铸币的数量是不够的，必须让“纸币”进入流通，发挥它的作用，便利交易的开展，同时又让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牢牢地固定在现金结算的稳固基地上。

安特卫普的经商方法脱胎于布拉邦特的交易会实践，261说来十分简单：借方和贷方的账目通过“借据”，换句话说，通过票证结清：签发借据的商人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这笔或那笔款项，票证持有人即为债主。如果我想得到一笔信贷，我可出售我签发的一张“借据”。某甲欠我一笔钱，他签署了一张借据，如果我欠某乙同等数额的一笔钱，我就能把这张借据转给他。债务和债权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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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50至1585年间在安特卫普的法国商人人数统计

商人人数大体上随安特卫普贸易额的变化而变化(参见E.科纳埃尔：《安特卫普的法国人与国际贸易》，第2卷，1961年版。)

在当地流动，创造一种额外的流通方式，其优点是它像雪一样，在太阳下自动融化。债务和债权相互抵销，从而出现所谓“划账”的奇迹(scontro，clearing，compensation，或用尼德兰的说法rescontre)。同一张纸传来传去，直到抵销为止，最后接受“借据”的债权人就是该借据最初的签发人。262正是为了保障由一系列背书促成的票据转让，才普遍推广了原有的签章行为，确认“从出让债款的债权人直到最后债务人”的责任。这项细节值得重视，“签章票证”一词在日常使用中终于淘汰了“借据”一词。一名商人写道：“按照商业惯例，我用签章票证支付。”263

对商业实践的这些保障，辅以诉诸法律，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一体系的极其便利和行之有效。所谓便利，就是说，在安特卫普商业活动中收到的汇票有时能变为持有人手中的“借据”，并129且辗转传递。至于行之有效，“借据”的流通解决了从交换开始就潜在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没有加以制度化)，即贴现的问题。作为时间的价格和租金，18世纪在英国开始推行的贴现264其实不过是照搬过去的老办法。在买进或卖出一张“借据”时，票面金额不能确定其售价。如用现金买进，支付的价格要低于市价；如作为一种债务收进，我就要求借据签发人给我一笔高于债权的款项。由于借据只是在到期后才值票面规定的金额，它的价值势必是开头低于末尾。总之，这是在汇兑和银行的传统体系之外自动形成和广泛推行的一种灵活体系。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新体系还在鲁昂和里斯本通行，伦敦肯定也是如此，它从安特卫普那儿接受了新体系。至于阿姆斯特丹，它在兴旺初期和发达过程中，始终与传统的汇兑系统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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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安特卫普以及在尼德兰其他活跃城市已很明显，人们容易把这些进展归功于安特卫普。提博尔·维特曼265在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中正是这么想的，但我觉得他似乎过分迎合一些理论公式。与根特、布鲁日或伊普尔的活动相比，尤其与前几个世纪中佛罗伦萨、卢卡或米兰的活动相比，16世纪在这方面是否有所创新？我对此十分怀疑，即使我们注意到，安特卫普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其市政建设走在欧洲其他城市的前面，即使我们跟随雨果·索利，仔细观察杰出的商人吉尔贝尔·旺·斯孔贝克的业绩。斯孔贝克于1550年左右负责建造安特卫普城墙，他组织了一个垂直的托拉斯，把15家砖厂，一个泥炭矿，几座石灰窑，一个森林采伐场和一系列工人住房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同时又鉴于工程规模巨大，把某些项目交营造商承包。在1542至1556年间安特卫普的庞大改建工程中，他是最大的承包商，因而获利也最多。但是，我们能否因此脑子一热，就说这是工业资本主义，是安特卫普王冠上的花叶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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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估量热那亚时代的重要地位

安特卫普时代是富格尔家族的时代；下一个时代是热那亚时代，为期实际上不到一个世纪，仅仅七十年(1557—1627)而已；热那亚的统治藏而不露，以致长期得不到历史学家的重视。理查德·埃伦贝格的一本书已朦胧地有所觉察，该书写作年代已久(1896年)，但其价值至今无与伦比。菲力浦·吕兹·马丁不久前在《热那亚时代》一书中对这个时代作了准确的估量，作者为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地查找新鲜资料，致使这部非同寻常的著作至今未能出版。但我有幸读过该书的手稿。

在四分之三的世纪里，热那亚的商人兼银行家通过操纵资金和信贷，得以主宰欧洲范围内的支付和清账。这段经历本身值得大书特书；它肯定是欧洲经济世界历史上有关中心形成的最奇特的例子，因为经济世界环绕的中心点这次几乎是非物质的。整体的轴心不是热那亚，而是一伙银行家兼金融家(用今天的术语，可以说是一个跨国公司)。这还只是热那亚这个独特城市的一个独特方面；在热那亚时代以前和以后，这个条件如此不利的城市偏偏都朝着世界商业活动的顶点上升。我觉得，用各个时代的尺度来衡量，热那亚始终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城市。

“一道荒瘠山丘”

热那亚及其通往地中海东岸和西岸的两条“河道”只占很小的地域。据法国人写的一篇游记说，热那亚人“在从摩纳哥到马萨的这段海岸沿线约有三十法里，朝米兰方向有七八法里平原可供发展。剩下的就是一道荒瘠山丘”。266在海边，每条小河的出海口和每条河汊旁边总有一个港口，一个村庄或一个小城市，一句话，总有几架葡萄，几棵柑橘树，盛开的花，成排的棕榈树，美味的葡萄酒(尤其在塔比亚和“五土岗”)以及充足的优质植物油(在奥内利亚、马罗河、迪亚诺以及文蒂米利亚的四个河谷)。267卓万尼·博台洛268于1592年说：“粮食少，肉食也少，虽然质量是第一流的。”对眼睛和鼻子来讲，这是世界最美的地方之一，是个天堂。接近冬末，人们如果从北欧来到这里，将会看到水流湍急，百花盛开，自然界一片欣欣向荣。269但这些如画之乡仅占十分狭小的地面；亚平宁山为与阿尔卑斯山汇合，朝尼斯方向伸展，270硬是让“寸草不生、遑论树木”的“荒瘠”山丘，以及高耸入云的村庄穿插其间。在这些贫困落后的村庄里，热那亚的旧贵族拥有采邑以及甘愿为他们干粗活的农民。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在前面的热那亚背靠着一座“封建”大山，形象与贴墙种植的果树相似，这也是热那亚的许多怪僻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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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可供盖房的地皮不够，华丽的建筑只得向高处发展。街道湫隘狭窄，因而只有“新街”(Strada Nova)和“巴尔比路”(ViaBalbi)可通四轮马车；271在市内的其他地方，就必须步行或坐轿子。市外的空地也不多，附近山谷里建造的许多别墅显得相当拥挤。一名旅行者272说，出马洛纳广场，朝圣皮耶尔·达雷纳关厢方向沿大路走去，“人们看到杜拉佐府邸，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与五十来所其他漂亮府邸交相辉映”。五十来所府邸，可见即使在乡下，房屋照例还是鳞次栉比。特别是，要走出这些小得像手帕但又互不联系的街区，确实很不容易。为使分散住在别墅中的贵族能去热那亚参加参议院会议，共和国必须派帆桨船去迎接！273有时赶上热那亚海湾的连阴潮湿天气：大雨倾盆，海上风急浪高，就有几天乃至几星期的煎熬。274任何人都出不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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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这是一个先天不足、虚弱多病的躯体。它怎么养活自己？怎么抵御外敌？城市地势易攻难守：敌人从北面进攻，能势如破竹地直达城市的制高点。只要敌人在制高点架起大炮，城市便束手待毙。热那亚一再被迫、甘愿或为谨慎而退让。例如，1396年屈服于法兰西国王，2751463年屈服于米兰公爵。276总之，外敌经常能压倒热那亚，而不可攻克的威尼斯在众多的水道防线的保护下，只是于1797年，才首次在波拿巴面前屈服。1522年5月30日，277热那亚被西班牙及其同盟者旧贵族所攻占，城市遭到了可怕的抢掠，只比1527年洗劫罗马稍逊一筹而已。后来，1746年9月，278热那亚再遭厄运；撒丁和奥地利军队这次兵不血刃地打开城门，对极其富有的城市横征暴敛，这是一种新的洗劫手段。三个月后，争胜好斗的热那亚百姓举行暴动，逐走胡作非为的胜利者。279但总起来讲，损失相当惨重。不设防或不能防御使热那亚付出沉重代价：解放后的城市面临可怕的危机，发行钞票导致无情的通货膨胀，于是不得不在1750年恢复原已撤销的圣乔治商行。一切终于勉强恢复正常：共和国重新控制了局势，摆脱了困境，其办法不是对资本征收极轻的税(1%)，而是增加间接消费税，280这一办法符合热那亚的传统，人数众多的穷人又一次遭受打击。

热那亚在海洋方面也有弱点。它的港口面对不属任何人、因而属于所有人的公海。281在西地中海的航线上，力求保持独立的萨沃纳长期是敌对行动的据点，更靠西的尼斯和马赛也是如此。282在16世纪，柏柏尔私掠船趁着南风，在科西嘉岛周围和热那亚的航线上不时出没，而护航又没有组织好。难道可能把护航组织好吗？威尼斯有亚得里亚海为它效力，热那亚却没有为它服务的大海。也没有保护出海口的潟湖。1684年5月，路易十四下令杜凯纳的舰队轰击热那亚。傍山靠海的城市是理想的靶子。恐慌之余，“居民纷纷逃进山里，留下家具房屋听任劫掠”；窃贼乘机渔利。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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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本地活动

让我们再说一遍:热那亚有先天不足的弱点；城市及其属地只能依靠外部世界为生。必须向外求援，有的地方要鱼、麦、盐、酒，别的地方要腌货、木柴、木炭、食糖，如此等等。只要地中海的船只(“拉丁国家的食品船”)不再到来，只要北方圣马洛、英格兰或荷兰的船只不再把“封斋期食品”(就是说这段时间食用的鲱鱼和鳕鱼)及时运到，生计当即变得困难。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由于海盗蜂起，必须实行国家干预，才使城市不致饿死。据一封领事书信说，“昨天有热那亚共和国为小船护航的两艘武装船只到港，它们来自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随航的船只约40艘上下，其中17艘装载那不勒斯的葡萄酒，10艘载运罗马尼阿的小麦，其他的船则装各种食品，如那不勒斯的板栗以及奶酪、无花果干、葡萄、盐和其他同类货物。”284

食品供应问题通常不难解决：热那亚有钱，事情自然好办。小麦源源不断地运来。人们往往对“丰裕公署”(MagistratodellAbbondanza)有所批评，热那亚和意大利的许多其他城市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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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的港口(1485年)。克里斯托费尔·格拉西作画，佩格利民用船舶博物馆(热那亚)。逐级上升的城市，高大的房屋，防御工事，军械厂，港口的灯塔，帆桨船以及大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