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热那亚的退却

在自己家门之外进行建设，难免要担风险：成功通常是暂时的。热那亚人控制西班牙的财政，进而又控制欧洲的财政，为期不过六十多年。

1627年西班牙财政破产并未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给热那亚银行家带来灭顶之灾。对他们说来，这部分地是一种自愿的脱钩。他们确实也不太愿意继续为马德里政府效力，免得担心发生新的财政破产，以致利息和本金都收不回来。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尽快把他们的资金撤回，重新投入到其他的金融活动中去，这项计划的实施取决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根据威尼斯驻热那亚领事的一些内容详尽的信件，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正是讲了这方面的问题。329

但一种单一的解释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更好地了解热那亚放款人在西班牙的处境，并且与他们的竞争对手—当时执掌天主教国王财政事务的葡萄牙人—作一比较。葡萄牙人取代热那亚人的地位，究竟是根据奥利瓦雷斯大公的决定，或者是由大西洋的形势所推动？有人怀疑葡萄牙人是荷兰资本家的傀儡，这种说法确有可能，但还有待事实作出证明。总之，英国的查理一世政府1630年与西班牙订立的和约产生了相当奇怪的后果。330负责和约谈判的弗兰西斯·科廷顿爵士给和约增添了一项附加协议，明确规定送往尼德兰的西班牙白银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输。这笔白银的三分之一将于1630至1643年间在伦敦塔的工场中铸成银币。因此，在好几年里，西班牙白银流往北欧不再由热那亚人充当中间人，而由英国人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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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热那亚人脱钩的理由吗？未必就是如此，因为协议达成的时间较晚，是在1630年。更可能的反倒是热那亚的脱钩促成了这一奇怪协议的订立，尽管这也没有任何事实能作证明。可以肯定的是西班牙绝对需要有一个可靠的资金输送系统。热那亚人的办法是通过汇票输送资金，事情当然办得相当漂亮，但为此必须掌握一个国际支付网；代替它的新办法十分简单，那就是让那些可能进行海上攻击、从事战争或劫掠行径的人负责运输。从1647或1648年开始，也许在联合省尚未签订明斯特单独和约(1648年1月)331前，为治理和保卫南尼德兰地区所必需的西班牙白银竟改用荷兰船运输，不再向英国船求助，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在这个场合，基督教和天主教能够和睦共处：钱在当时已没有香臭之分。

热那亚的苟延残喘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热那亚：热那亚已经脱钩，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契约借贷(asientistas)似乎使他们保住了一大部分资金，尽管1627年西班牙财政破产给他们在西班牙、伦巴第和那不勒斯制造了重重困难，使他们处境维艰，岌岌可危。我以为，成批本洋远抵热那亚可以证明抽回资金已获成功；关于这些本洋的数目，我们大致能逐年推算出来。3321627年后，还有本洋继续运来，有时数目颇大。此外，来自美洲的白银仍源源不断地抵达热那亚。通过什么渠道？毫无疑问，通过在塞维利亚以及后来在卡迪斯的贸易，因为热那亚在安达卢西亚的商业网依旧存在，保持着与美洲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其他放款人(改宗天主教的葡萄牙犹太人)登上舞台后，热那亚的契约借贷人仍多次同意发放贷款，例如在1630、1647或者1660年。333他们再次插手其事，难道不是因为运抵塞维利亚和卡迪斯的白银数量比官方数字所说的要大得多吗?334对西班牙放款因此又变得比较方便，甚至更加有利。这使热那亚人有更大的可能参与向欧洲供应白银的大规模走私活动。热那亚没有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第二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威尼斯以前和以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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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西班牙直接取得白银，热那亚有其制成品出口作后盾。在推动17和18世纪欧洲工业高涨方面，热那亚的功绩确实比威尼斯更大，它努力使其生产适应卡迪斯的白银。直到1786年，西班牙还进口许多热那亚织物，“甚至有一些制造厂专门迎合西班牙人的爱好；例如一些大开幅丝绸，以小花点缀，一端绣着密密层层的、微微隆起的大花……这些绸料用于制作节日盛装；其中有的相当华丽，十分昂贵”。335同样，热那亚附近沃尔特里造纸厂的大部分产品“运往印度，那里的人把这种纸当作烟叶来抽”(原文如此)。336热那亚就这样小心翼翼地抗拒米兰、维琴察、尼姆、马赛或加塔洛尼亚的竞争。

143 由此可见，正如任何堂堂正正的资本主义政策一样，热那亚商人的政策多变而不连贯，灵活而能适应环境。15世纪，他们控制北非和西西里之间的黄金通道；16世纪，又通过西班牙攫取美洲开采的一部分白银；到17世纪，重新通过发展制造业，扩大商品出口。而在每个时代，他们都根据当时的情况，展开银行和金融活动。

确实，金融业务在1627年后并未完全停顿。西班牙政府既然不再像以往那样俯仰由人，热那亚资本便寻找并找到了其他主顾：城市、王公、国家、普通企业或个人。关于这个问题，朱泽培、范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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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威尼斯以前和以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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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的近著337已为我们提供了结论。早在1627年脱钩前，热那亚资本已开始“对投资方向作大规模的和彻底的调整”。338从1617年起，热那亚人在威尼斯进行投资。自16世纪开始，他们取代了佛罗伦萨银行家在罗马的地位，推动教廷革新公债。1656年发行“金山”(MonteOro)公债时，第一批债券完全由热那亚人认购。339在法国，他们最早的投资当在1664至1673年之间。340到了18世纪，投资运动朝奥地利、巴伐利亚、瑞典、奥属伦巴第以及里昂、都灵、色当等城市延伸。341如同在阿姆斯特丹或在日内瓦一样，借贷业务及其中间人和经纪人体系在热那亚的日常生活中立足生根，“手抄新闻”和报纸对此都有所报道。1743年，一名法国经纪人说：“用前面说到的宝石作抵押，匈牙利女王(玛丽-泰莉莎)向该城市一些私人所借的45万弗罗林，已分装几辆四轮马车，严密护送，于上星期五启程前往米兰(当时属奥地利)。”342

存在外国的资金数额逐渐膨胀，似乎老机器在18世纪的推动下加快了运行：以百万“银行里拉”为单位(取其整数)，1725年为271；1745年为306;1765年为332;1785年为342;年收益由1725年的7.7上升到1785年的11.5。作为热那亚的记账货币，“银行里拉的含金量”在1675至1793年间始终不变，为0.328克。把以上数字再折算成若干吨黄金，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为简单起见，不如说，在1785年，热那亚放款人的收益约比粗略算出的热那亚总收益的一半还多点。343

令人奇怪的是，热那亚在扩大投资时，竟不脱离过去鼎盛时代的地理框架！同荷兰和日内瓦相反，热那亚不向英国发展，却在法国大量投资(大革命前夕，达3500万图尔里佛)。难道这是因为信奉天主教的热那亚在北欧与基督教银行网势不两立吗?或者还是因为旧习惯终究限制了热那亚商人的思想和想象?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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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选择使热那亚随着旧制度的垮台而蒙受无数灾难。但到了下一个世纪，热那亚再次成为意大利半岛最活跃的原动力。在复兴运动时代，热那亚建立了制造蒸汽海轮的造船工业和强大的现代化远洋船队，它也为意大利银行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说过：“热那亚缔造了意大利统一”，但又补充说：“为着自己的利益。”345

再谈经济世界

热那亚资本主义的转变，或不如说一连串转变，并未把热那亚引向经济世界的中心。在国际舞台上，热那亚时代早在1627年前已经结束，也许就在皮亚琴察交易会出现故障的1622年。346从这个决定性的年头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人们有一个印象，似乎威尼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商人与热那亚银行家已分道扬镳。也许因为他们若与圣乔治城保持合作，便不能不使自己蒙受危险。也许因为意大利已不能再为热那亚保持领先地位而付出代价。但大概也还因为，整个欧洲经济已不能忍受信用货币同铸币数量和产品数量在流通中的比例失调。热那亚的金融结构与旧制度下的经济相比，显得过分复杂和过分苛求，因而当17世纪欧洲经济危机到来时，便自动土崩瓦解。尤其，欧洲的重心正向北方转移，这次转移为时长达几个世纪。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当热那亚人停止扮演欧洲金融主宰的角色，不再处在经济世界的中心时，接力棒却由阿姆斯特丹接了过去，这个新兴城市的富有建立在商品基础之上(这是当时的另一时代标志)。阿姆斯特丹成为金融中心的时候也将来到，但要晚些；到了那时候，令人奇怪的是，热那亚曾经遇到过的同一些问题又将重新提出。

第二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威尼斯以前和以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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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阿姆斯特丹

随着阿姆斯特丹1的崛起，以对外扩张为使命的城市的时代终告结束。维奥莱·巴布尔写道：“没有统一的现代国家作后盾，一个真正的贸易和信贷帝国竟得以存在，这是最后的一次。”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经验界于经济霸权的两个连续阶段之间：一方是城市；另一方是现代国家，是民族经济，其中最初以英格兰为基地的伦敦居首。因节节胜利而势力大增的欧洲，到了18世纪末年，已逐渐扩展到全世界；中心的统治区域也不能不有所扩大，以保持整体的平衡。如果得不到附近的经济足够有力的支持，城市势孤力单，很快就会压不住阵脚。领土国家将取代城市的中心地位。

作为旧局面的延续，阿姆斯特丹的崛起是按照旧规津——个城市接替其他城市：安特卫普和热那亚—完成的，这相当合乎逻辑。但与此同时，北方重新压倒了南方。并且从此不再变更。因而人们常说，阿姆斯特丹所接替的不仅是安特卫普，而且是在热那亚时代仍占主导地位的地中海。3具备各种有利条件的和极其富饶的地中海，从此被长期处于无产者地位，并且尚未得到很好利用的大西洋所取代；国际分工至此只把费力大和得益小的差使留给大西洋。热那亚资本主义的后退，进一步说，四面受敌的意大利的后退，为北方商人和航海者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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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胜利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取得的。地中海和意大利的衰落也不是朝夕之间实现的，衰落过程逐渐铺开，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16世纪70年代，英国船重新进入了地中海。再到90年代，又有尼德兰船进入地中海。但典型的地中海船只(naves，saètes，marcilianes，caramusalis)并不因此绝迹。北方运输者的入侵要取得成功，必须让北非沿海、里窝那港、安科纳港及地中海东岸诸港容许和欢迎他们的到来，让富饶的地中海城市接受他们的服务，同意租用他们的船只。还必须使英国人于1579年与奥斯曼苏丹订立外侨权利协定，而尼德兰人则在1612年才做同样的事。尤其必须做到，使呢绒布匹以及北方的其他产品占领地中海市场，同时排挤当地的传统产品。4在17世纪初，威尼斯仍以其优质呢绒在勒旺的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为此，必须排挤威尼斯和其他城市。最后必须等待热那亚的信贷霸权逐渐分崩离析。阿姆斯特丹地位的上升意味着这些过程的陆续完成；与安特卫普不同，阿姆斯特丹对地中海经济将不再放松马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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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省在自己家里

当时的人只是看到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跟往常一样，他们对长期的准备过程未加注意，直到尼德兰获得光彩夺目的成就时，他们才猛然醒悟。刹那间，任何人都不明白，一个初出茅庐的蕞尔小国居然一举成功，发展神速，无比强盛。人们纷纷议论荷兰的“秘密”“奇迹”和“出奇的”富有。

幅员褊狭，土地贫瘠

联合省领土狭窄，一位西班牙人于1724年5说，不超过加里西亚王国；继英国人塔克尔之后，杜尔哥6指出，不到德文郡的一半。路易十四的一名大使(1699年)曾解释说：“一个很小的小国，海岸尽是寸草不生的沙丘；国内江河纵横。海岸及河流两岸经常发生水灾，仅适于草地生长，牧草为唯一天然富源，当地收获的小麦和其他粮食不够养活百分之一的居民。”7笛福讥讽说，“不够用以喂养公鸡和母鸡”。8另有人于1697年断言：“荷兰的全部物产，那就是黄油、奶酪以及只能用来烧制碗碟的泥土。”9十分严肃的西班牙经济学家乌斯达里茨(1724年)还说：“该国有一半是水或不出产任何东西的土地，种植面积每年不过国土的四分之一；因而好些作家都说，农业收成勉强只够居民四分之一的消费。”101738年的一封信更是危言耸听：“荷兰尽是浇薄之地，土地漂浮水面，草场每年三季被淹，耕地狭小，产粮不足以养活居民的五分之一。”11在这一领域是大行家的阿卡里亚斯·德·塞里奥恩，1766年毫不犹豫地断言，荷兰(即联合省)的“物产不够其四分之一居民的衣食”。12简单说来，这是个穷地方：出产的小麦很少，质量又差，另有少量的黑麦、燕麦和绵羊，没有葡萄架(在乡村的房前屋后或菜园墙边，间或还能见到)，没有树木(除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两岸及村庄四周)。相反，草场很多，“临近10月底和11月初，草场被水淹没，风雨交加之日，一片浊浪翻滚……许多地方，但见堤岸、屋顶、塔尖在一片汪洋泽国中起伏出没”。13冬季积下的雨水将“在春季依靠风车”14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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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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