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在地中海地区的人看来，这一切十分奇怪，近乎荒唐。佛罗伦萨人罗杜维利·圭哈尔迪尼于1567年写道：“地面低洼，各大江河均筑有堤坝，因而河流与土地不是一般高，在许多地方，人们十分惊奇地看到，水面竟高出地面。”15过了两个世纪以后，来自日内瓦的一名旅行者(1760年)指出，“荷兰省的一切，包括天地自然在内，都由人力造成”。16一位名叫安东尼奥·邦斯的西班牙旅行者17(1787年)甚至说：“幻想和诗意胜过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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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壮举

然而，联合省毕竟有土地、村庄和农庄。在盖尔德斯，甚至还有一些贫穷的居乡贵族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农民，构成封建制欧洲的真正的一角；在格罗宁根，则有乡绅农庄主(gentlemenfarm-ers);弗里西亚有份地农庄主。18莱顿四周的蔬菜种植实行精耕细作，收获的蔬菜在阿姆斯特丹街头叫卖，联合省最好的黄油19也在这里生产。莱茵河上架有一桥，名叫“麦桥’，因为在逢集的日子，农民带着粮食来此赶集”。20乡村富翁在各地均可遇见，他们一身穿黑，不加大衣，但“他们的妻子则佩戴银首饰和金戒指”。21最后，每逢春季，“从丹麦、日德兰、荷尔斯泰因赶来的大批瘦牛，立即被送往牧场；三个星期过后，就可以养得又肥又胖”。22“到11月中旬，(殷实之家的主人)根据家庭人口多少，买下半头或一头牛，盐腌烟熏后……随黄油拌生菜吃。赶上星期天，他们从腌缸里取出一大块肉，煮熟后，分几餐食用。这块冷肉反复端上餐桌，另加几块白煮肉，一点牛奶或蔬菜……”23

由于可支配的土地太少，畜牧业和农业势必寄希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牲畜比别处喂养得更好。奶牛每天产奶达三桶之多。24农业转向园田化经营，发明合理的轮作方式，依靠施肥(包括城市垃圾在内)求得比别处更高的产量。自1570年起，农业进步相当显著，在国家的经济起步中起了一定作用。让·德弗里斯25因此指出，荷兰资本主义是从土地中成长起来的。

确实，规模虽小却贯彻始终的进步开创了一场农业革命，这场革命并将传往英格兰，但这是另一回事了。重要的是，只要农村与城市相接触，不用太久，农村就会朝商品化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并像城市一样依靠外来物品生活。既然至少一半的消费用粮必须依靠进口(这是真实数字)，尼德兰农业便转向最赚钱的作物：亚麻、大麻、油菜、啤酒花、烟草、植物染料、菘蓝和茜草，后者系佛兰德的逃亡者所带来。26这些植物染料来得恰是时候，因为英国提供的所谓“本色”呢绒坯料都在荷兰整理和染色。可是缩绒和印染两道工序相当于呢绒坯料成本(原料、梳理、纺毛条、织造)的一倍。27詹姆士一世为此于1614年决定禁止英国出口“本色”呢绒。28但结果却是完全失败，英国人在整理和染色工序方面竞争不过荷兰的先进技术以及荷兰国内唾手可得的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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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的比例于1500年创最高纪录：在佛兰德和荷兰均超过40%。（据让·德弗里斯：《荷兰农村经济的黄金时代：1500至1700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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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由于被工业作物所吸引，必定要从市场获得食物，购买木柴和泥炭。他们因此脱离了孤立状态。大村庄变成了集会地点，那里有时设置集市和交易会。商人往往直接同生产者打交道。29

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意味着农村的富裕。“在这里，财产在十万里佛以上的富农不算稀奇。”30然而，农村雇工的工资也向城市靠拢；31且听彼得·德·拉古尔作何解释，他于1662年指出：“农民不得不给佣工开工资，数额之高竟占利润的一大部分，佣工的生活比他们的主人更加舒坦；城市中也有类似的麻烦，那里的工匠和仆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加刁顽和更难侍候。”32

高度活跃的城市经济

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联合省这个小国的城市化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显得很高，正如伊萨克·品托33所说，这是因为它的人口密度“居欧洲之首”。一名旅行者于1627年从布鲁塞尔前往阿姆斯特丹，他“发现所有荷兰城市都挤满了人，而西班牙所属城市(在尼德兰南部)则显得空空荡荡；城市之间相隔两三小时的路程”，他在途中遇到“成群的人，挤满了旅客的大车，其数量比罗马街头的四轮马车还多(天知道有多少)，而在四通八达的运河上，则有无数船只航行”。34这令人奇怪吗？联合省的一半居民在城市生活，35创欧洲最高纪录。因此，交换成倍增加，联系更加经常，人们必须充分使用海道、江河和陆路(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陆路运输由农民所推动）。

联合省由自命独立并以此为标榜的七个小省所组成，它们是荷兰、泽兰、乌得勒支、盖尔德斯、上艾瑟尔、弗里西亚和格罗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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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每个省都是一个相当密集的城市网。就荷兰省而言，除在荷兰省议会享有投票权的六个旧城市外，还有鹿特丹等十二个其他城市。每个城市均自己管理自己，各自征税，进行司法裁判，监视邻近城市的一举一动，不断保卫自己的特权、自治权和税收制度。这也正是税卡众多的主要原因，36“数不清的道路通行税”37和交不完的入市税。然而，国家的这种各自为政，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分权状态，也给个人创造一定的自由。作为城市的统治者，城市资产阶级执掌司法大权，可随意进行处罚，将被处罚者永远逐出城市或者逐出省外，而且几乎不容上诉。反过来，城市也保卫和维护公民的权益，使公民不受高级司法当局的侵犯。38

为了求得生存，尼德兰城市不免需要共同行动。彼得·德·拉古尔说得对，“它们的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39城市之间尽管存在争吵和妒忌，但蜂房自有其法律，要求各城市群策群力，开展商业和工业活动。这些城市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阿姆斯特丹

这些城市相互联系，各司其责，组成网络状和多层次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结构要求，在网络的中心或金字塔的塔顶，有一个与其他城市相联系，但其地位和力量又比其他城市更加重要、更加强大的中心城市。面对联合省的各个城市，阿姆斯特丹的地位相当于面对威尼西亚各城市的威尼斯……何况，阿姆斯特丹的自然条件与威尼斯惊人的相似，倒灌进陆地的海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河道将城市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岛屿，并使城市四周沼泽遍布。40往返穿梭的驳船，即所谓水船(vaterschepen)，41向城市供应淡水，正如布伦塔河上的船只向威尼斯提供淡水一样。两个城市同样被困在一汪咸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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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拉古尔42解释说，阿姆斯特丹的诞生可归结为一次海啸，海啸“在泰瑟尔岛附近冲破了”沙洲保护线，于是便出现了须德海(1282年)；人们因此可以“乘坐大船通过泰瑟尔水道”，波罗的海的航海者便在至此还只是一个普通村庄的阿姆斯特丹会面和贸易。尽管有着天时地利的这种帮助，在城市靠岸仍然是困难的，危险的，至少是麻烦的。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船只应在泰瑟尔岛或在须德海入口处的弗利等待，那里的流沙对船只是个经常的威胁；离开阿姆斯特丹的船只也在这些港口停泊，等候出现顺风。无论进出须德海，船只都必须稍候片刻，以便当局进行严密检查。1670年3月，法国的一艘三桅船，而且是国王的战舰，未经许可，竟从泰瑟尔岛来到阿姆斯特丹，这一无礼行为当时惹起了一场风波，43此事在后世人看来，倒也不乏兴味。再一个困难是：大商船不能穿越阿姆斯特丹北面的一片浅滩(潘皮斯沙滩仅被浅浅的一层海水浸没)，直到1688年左右，44人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两艘驳船—所谓“骆驼船”—分别紧靠大船的左舷和右舷，在大船船身下布设链条，将大船抬起，拖往港口。

虽说如此，阿姆斯特丹总是船满为患。一名旅行者于1738年153说：“我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奇景。如果没有亲眼目睹，不能想象有2000条船在同一港内的绝妙场面。”451701年的一本旅行指南谈到，港内的8000条船，“墙桅林立，遮天蔽日”。46船只数目到底是2000或8000，我们不必深究。可以肯定的是，从丹姆广场放眼望去，只见到处都是船旗。旅行指南接着说，“那条样子还新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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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海的泥沙与潮汐侵蚀下的联合省。沙滩包围着沿海地带和各岛屿。这张绝妙的地图1707年由约哈恩·洛茨刊印，但未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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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国船，悬挂的旗子上红色直纹与金色直纹相交叉。另一条船是勃兰登堡的，银色船旗上雄鹰振翅”；这边一条是施特拉尔松德的船，船旗上有个金色太阳。那里还有打着卢卡、威尼斯、英格兰、苏格兰、托斯卡纳、拉古萨等旗号的船，拉古萨旗为银色，饰有盾形纹章，镶边上绣着自由字样。甚至还有打着萨瓦旗号的船，真是让人不能相信。更远处是专门从事捕鲸的大船。“这些悬挂白旗的船”，不必再向你们解释，“既然你们是法国人”。47此外，如果你读《阿姆斯特丹新闻报》，48你可以得知有几百条船向阿姆斯特丹驶来，并了解到它们的名称和航行路线。1669年，来自波尔多的“仙鹤号”“亚麻车号”“朝阳号”“毕尔巴鄂狐狸号”“南特双桅船号”于2月8日抵达泰瑟尔岛；同月12日抵达的还有波尔多船“无花果树号”和“杂色鲸鱼号”；过不多久，又有来自毕尔巴鄂的“饲草车号”，加来的“猎兔狗号”，以及从加利西亚返回的“杂色小羊号”；6月间，“花盆号”“从莫斯科公国(大概是阿尔汉格尔)驶来，它在那里过了冬季；人们于2月获悉，黄油罐号’已抵达阿利坎特”。船只的穿梭往来使阿姆斯特丹成了“各地物产和八方财富汇集之所，天下钟灵毓秀之地”。49

但假如没有联合省和尼德兰诸城市的协助，情况就不会如此。它们是阿姆斯特丹繁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让·德弗里斯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经济世界，真正的“中心”其实不单是荷兰，而且是与海上贸易有关的整整一块尼德兰地区，包括泽兰、弗里西亚、格罗宁根以及乌得勒支的一部分。只是盖尔德斯、直属省和上艾瑟尔仍贫穷落后，处于中世纪状态，排除在大商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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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与阿姆斯特丹的合作导致了分工：莱顿、哈勒姆、德尔夫特的工业欣欣向荣；布里尔和鹿特丹以造船业见长；多德雷赫特主要从事莱茵河贸易；恩克赫伊曾和鹿特丹控制北海的捕鱼业；还是鹿特丹，作为仅次于阿姆斯特丹的大城市，在对法和对英贸易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首都海牙为政治中心，其作用与美国的华盛顿相同。所以，东印度公司分成几个独特的地方商会，绝不是偶然的。除了成立于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外，分别还在米德尔堡(1616年)、德尔夫特(1621年)、鹿特丹(1635年)成立了类似的银行，只是活跃程度不如前者而已。皮埃尔·博代套用关于美国和福特公司的一句名言，正确地指出，“对阿姆斯特丹合适的东西，对联合省同样合适”；但阿姆斯特丹必须依靠其他城市的合作，忍受其他城市的忌妒和敌视，并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对其他城市曲意迁就。

五方杂处之地

城市必须使用劳动力。联合省诸城市的繁荣要靠人口的增长:居民从1500年的100万上升到1650年的200万（其中有100万在城市)。这一进展不是仅仅在原有基础上实现的。荷兰经济的扶摇直上需要吸引外国移民，这一成果部分的也是侨民们的功劳。外国人在阿姆斯特丹远不是全都找到了“福地”。尼德兰的昌盛始终意味着存在大批生活极其艰苦的无产者。非鱼汛期间，至少在11月，“按照规定，禁止在荷兰捕鲱鱼，但现在予以宽容，因为鲱鱼可供穷人食用”。50如同在热那亚一样，一切都以慈善活动为掩护，以缓和可能出现的阶级斗争。不久前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厅阿姆斯特丹：鲱鱼塔，斯托克·纽韦尔思胡斯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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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一次展览会鲜明地展示了17世纪荷兰的悲惨景象，在那里，富人比别处更富，穷人比别处更多，而且由于生活的昂贵，可能比别处更贫困。

移民来到荷兰，并不都想发财。也有不少人为了逃避16和17世纪在各地肆虐的战乱和宗教迫害。在1609年与西班牙签订停战协议后，联合省由于宗教冲突(抗议派同反抗议派)和政治纠纷(市政机构同陆海军统领拿骚的莫里斯)，随时可能出现内部分裂，国家濒于崩溃。新教正统派在多德雷赫特教务会议上(1619年)获胜标志着这一系列冲突和纠纷的激化，联合省陆海军统领于同年下令处决荷兰省省督约翰·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但是这些暴力浪潮不能维持很久，因为国内天主教徒众多，东部地区存在路德派，新教分裂派也十分活跃。宗教宽容终于立足生根，个人自由也随着政治分权而有所加强。“宗教改革者试图把共和国改造成为日内瓦式的新教国家，但只取得有限的成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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