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这批劳动力巴不得能前往荷兰。1688年，奥伦治的威廉整装出发，要去英国驱逐詹姆士二世，舰只将在路易十四船队的眼皮底下通过；招募海员相当容易，只消增加点开拔费就够了。100总之，荷兰人之所以能“开创”他们的共和国，原因并非欧洲的“迟钝”，101而是欧洲的贫困。直到18世纪，海员不足在英国显得十分尖锐，在荷兰也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每当俄国船在阿姆斯特丹停靠，总有一些俄国海员选择自由；荷兰的招募者赶紧截住他们，这伙倒霉鬼迟早要被送到安的列斯群岛或远东，到那时却又苦苦哀求把他们遣返俄国。102

联合省是个“国家”吗？

海牙的政府以软弱无力著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机器的无所作为有助于资本主义的成功，甚至是资本主义发迹的条件。历史学家并不十分赞同这个结论，宁愿接受P.W.克莱茵103的判断，就是说，联合省勉强“有一点像是国家的样子”。皮埃尔·让南104的说法不如克莱茵那么肯定，他只是谈到，荷兰的繁荣实际上与“很少能出力干预的国家”没有丝毫关系。当时的人没有对此提出异议。1647年春，葡萄牙使者苏查·库提诺在海牙进行谈判，并试图买通对方可被收买的任何政府官员。据他说，该政府“群龙无首，各持己见，即使对他们最有利的事，政府代表也很少达成一致意见”。1051753至1754年间，杜尔哥曾说过：“在荷兰、热那亚和威尼斯，虽然私人非常有钱，国家却软弱贫穷。”106这个判断对182世纪的威尼斯还算正确，但15世纪的威尼斯在欧洲经济世界占着统治地位，这个判断显然就说不过去。至于荷兰，情况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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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首先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或国家作何解释。如果像通常那样，不把国家及其社会基础合在一起考察，就有对国家作出错误判断的危险。联合省的政府机构确实偏于陈旧；基本结构是从相当古老的时代留传下来的：七个省区不但各自认为享有主权，而且下面还分为许多小不点儿的城市共和国。确实，联合省的中央机构—国务会议(Raad van Staat，“确切地说，执掌共和国各项事务的总管”107或相当于财政部一类的行政机构)108和联省议会(各省派驻海牙的常设代表机构)原则上没有任何实权。一切重要决定需交各省分别研究，并取得一致通过。由于各省利害迥然不同，特别在沿海省区和内陆省区之间，这个制度经常引起冲突。威廉·坦普尔1672年说过，联合省联而不合。109

这些内部纠纷在政府一级表现为荷兰省与奥伦治王族之间连绵不绝的斗争，前者利用其金融势力，企图独揽大权，后者以统领身份，在七省中“掌管”五省，并兼任国务会议总理和共和国陆海军统领。荷兰省由该省省督兼国务会议秘书为代表，一贯维护各省的主权和自由；如果中央政权衰弱，荷兰省就能依靠其巨大的经济优势(国家一半以上的收益由该省提供)110，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在统领这方面，则竭力要确立君主专制式的个人政权，即要加强中央集权，阻止荷兰省充当霸主；其余各省和各城市往住受荷兰和阿姆斯特丹的欺压，统领就利用它们的嫉恨来达到以上的目的。

联合省因而危机四伏，纷争不绝，两名对手轮流主持国家的政务。1618年，当阿明尼乌派和戈马尔派发生猛烈宗教冲突时，拿骚的莫里斯下令逮捕荷兰省督约翰·旺·奥尔登巴内费尔德，后者被判处死刑，并于次年处决。1650年7月，统领威廉二世发动政变，在海牙获得成功，但在阿姆斯特丹碰壁。在这前后，奥伦治亲王的夭折使“共和派”有了施展抱负的天地，他们取消了统领制，并统治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1672年为止。当法国入侵时，威廉三世恢复了统领制，履行类似救国委员会的职责。荷兰省督约翰·德·维特及其兄弟均在海牙被杀害。后来，到1747年，法国在西属尼德兰的成功引起了普遍的担忧，威廉四世乘机恢复权威。111最后，1788年，由内外因素一致促成的尼德兰“爱国党”革命反而导致了威廉五世的胜利，“奥伦治派”借此大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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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讲，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对外政策起了重大作用。就在1618年，除开宗教纠纷以外，中心问题正是应否决定对西班牙重163开战端。联合省统领的主张压倒一贯主和的荷兰，结果在两年后造成了十二年休战的破裂。

以上可见，随着欧洲战局的变迁，联合省政治势力的中心在统领和荷兰(以及实力雄厚的阿姆斯特丹)之间往返摇摆。对于各省和各城市的官员来说，这些反复意味着“清洗”，或者用另一种借自别处，不无夸大的形象说法，叫作“层层剥皮”；总之，在这些反复中，社会的精英集团如果不能得到，便是蒙受损失，甚至干脆垮台。“随风倒的”112或谨言慎行者自属例外，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坚韧不拔者也属例外：某个家族在一场危机中遭排斥，二十年后的另一场危机又使该家族卷土重来。

但重要的是，联合省无论如何都关心着自己的威望和强大。约翰·旺·奥尔登巴内费尔德或约翰·德·维特执掌政柄同拿骚的莫里斯或威廉三世一样坚定。敌对双方的分歧在于目的和手段。荷兰把维护商业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它竭力谋求和平，并使共和国在军事上致力于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从而保证它自身的安全(该舰队于1645年在波罗的海断然采取行动，以结束有损荷兰利益的丹麦和瑞典之战)。对统领俯首听命的其他各省则更多地关心陆军，让陆军保护它们免受强邻咄咄逼人的威胁，并为各省贵族出任军职广开大门；它们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参与欧洲大陆连续不断的龙争虎斗，但不论是海军或陆军，战争或和平，统领或省督，联合省总是力图号令天下。作为经济世界的中心，难道联合省舍此能有别的道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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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变的内在结构

国内政治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市长和市政官员被罢免和撤换造成了特权阶级内部的某种流动性，一种轮流执政的局面。但总的说来，无论是荷兰或奥伦治王族得胜，统治阶级的整体地位依旧不变。正如E,H.科斯曼113所指出的，“奥伦治王族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毅力去根除荷兰的寡头政治”。这大概因为，如另一位历史学家114所说，“归根到底，他们自己就是贵族和现存秩序的维护者”。也可能因为，他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同荷兰对立，而且他们的对外扩张政策要求他们不损害国内的秩序和国家的社会基础。“当奥伦治亲王在登上英格兰王位后首次回到海牙时，联省议会派人问他，究竟愿意作为英格兰国王还是作为联合省统领在议会受到接待。他回答说，他很高兴能在共和国中保留他的祖先和他曾经承担的职务，他希望按其职务应该享有的礼遇受到接待；果然，他在联省议会仍按常例就座，但不用原来的主席座椅，而是给他一个较高的绣有大不列颠国王徽饰的靠椅。”115虽说这是礼宾方面的细节，但这毕竟意味着凡事都要遵循典章制度，首先是要维护荷兰寡头统治的利益。直到18世纪，荷兰寡头统治将一再把统领的存在和行动看作是社会秩序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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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特权阶级处在全部政治制度的中心，但要为特权阶级下个定义，却并不容易：政治制度支撑着特权阶级，特权阶级则推动政治制度的发展。如同政治制度一样，特权阶级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是从在勃艮第和西班牙统治时期执掌市政要柄的“资产阶级”逐渐演变而来的。1572至1609年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确立了这个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多数省份，资产阶级使贵族威信扫地，尽管发生了1618至1619年的宗教危机，新教教会仍屈从省区和城市当局。“革命”终于确认了“市镇官员”的权势，他们作为政治精英，在各城市和各省区执掌要柄，在税收、司法和地方经济活动等方面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

这些官员组成一个单独的集团，高踞商业资产阶级之上，后者不得随意跻身其中。官职收入不足以维持官员的生活，俸禄十分微薄，因而家境清贫者无从任职。市镇官吏势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联合省的财富积累。他们与工商界有着联系；有的更直接来自工商界；经商致富的家族迟早会挤进表面上封闭的政治寡头的行列，或者通过联姻，或者利用政权危机。这些政治精英组成一个特殊集团，一种城市贵族。市镇官员的人数可达2000上下，他们来自相同的家族和社会阶层，有钱有势，每有缺额就互相举荐，从而把各省市、联省议会、国务会议、东印度公司统统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与商人阶级保持联系，并往往继续参与工商活动。B.M.佛莱克曾说道，“特权集团”约有10000人，116这个数字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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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除非把家属也包括进来。

然而，市镇官员在黄金时代肯定还不摆贵族架子，不讲排场。据当时的人说，联合省一般居民惯于锋芒毕露，自由情绪十分强烈，面对这样的民众，市镇官员长期装出一副端庄自重的样子。《荷兰趣闻》一书(1662年)的作者说：“穷光蛋与富家翁稍有口角，117便放肆辱骂：这类事情常能遇到；你比我富，但我的品德不比你差，还有其他不堪入耳的话。对于这种遭遇，聪明人识相地”118躲开，富有者为不失身份，尽量少同小民百姓打交道。”119

以上的话若是对产生细小口角的原因再补充几句，就会更加适合我们的需要。十分清楚的是，在这所谓平静的17世纪，社会上业已出现紧张局势。金钱是让每人恪守秩序的手段，但这个手段不宜暴露。阿姆斯特丹的富人长期装穷藏富，而且表演得相当真诚自然，他们玩这种花招，究竟纯属某种爱好或者出于本能的机敏？1701年的一份指南说道：“不论官员的地位多么尊荣，却不摆任何排场，市长出门也总是轻装简从，丝毫不比他属下的市民更加引人注目。”120威廉·坦普尔121(1672年)惊奇地看到，即使荷兰省督约翰·德·维特或当时最伟大的航海家米歇尔·德·勒依特也与“最普通的市民”或“最平凡的船长”没有什么区别。埃伦格拉什街上的富人住宅并无阔绰的门面。在这17世纪的黄金时代，室内几乎不摆昂贵的家具。

但这种谨慎、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于1650年“共和党人”上台后开始变化。寡头统治从此承担众多的新任务，官僚习气与日俱增，官员多数退出商界。此外，奢侈风气一开，对发了横财的整个荷兰上层社会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伊萨克·品托于1771年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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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以前，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批发商还没有他们的经纪人今天拥有的那种花园和乡间别业。为了建造和维修这些神仙宫室，开支之大难以计算，且不说最大的坏处，即由这种奢侈造成的懒散和疏忽习气往往给工商业带来很大损害。”122实际上，对有钱的特权者说来，贸易在18世纪已降到次等地位。过剩资金脱离开商业，转而投入年金、金融和信贷方面。这些食利者富豪逐渐形成对外封闭的集团，并更加与社会相脱离。

这一断裂在文化领域留下深刻的痕迹。当时，社会精英纷纷抛弃民族传统，欢迎冲决一切堤岸的法兰西影响。伦勃朗死后(1669年)，荷兰绘画几乎再也没有任何长进。“法国1672年的入侵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均告失败，但在文化方面却取得几乎全面的成功”。123如同在欧洲其他各国一样，法语在联合省开始通行，讲法语几乎成了与普通百姓保持距离的一个手段。彼得·德·格洛特于1673年给亚伯拉罕·德·维克福尔写信说：“法语为有知识的人所使用……佛兰德语只为无知者所使用。”124

针对穷人的捐税

荷兰社会既如上述，税制对资本十分宽大，也就丝毫不值得奇怪的了。个人捐税中以仆役税占首位：雇仆人1名需纳税5弗罗林16苏；雇2名纳税10弗罗林6苏；雇3名纳税11弗罗林12苏；雇4名纳税12弗罗林18苏；雇5名纳税14弗罗林14苏。这是一种奇怪的递减税率。所得税业已存在，如果换在今天，谁还会不觉得心满意足！所得税率为1%，就是说，1500弗罗林中征税15弗罗林，1200弗罗林中征12……低于300弗罗林者不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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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凡没有固定收入，依靠经商执业谋生者，则根据他们可能得到的收入课税”。125至于怎样估计应纳税的收入，这里就有许多逃税的法门。最后，这里同法国一样，126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便宜：直系亲属继承可免纳遗产税。

捐税的重担压在间接税方面，联省议会以及各省市全都使用这个武器，向着消费者大众开火。观察家们异口同声地说，在17和18世纪，任何国家都不像荷兰那样，有如此沉重的税收负担。18世纪对“葡萄酒和烈性甜烧酒、醋、啤酒、各种谷物、面粉、水果、土豆、127黄油、木材和木柴、泥炭、煤、盐、肥皂、鱼、烟草、烟斗、铅、瓦、砖、各种石料、大理石”128征收所谓“消费税”(accises)。1748年，129一度曾考虑建立一整套复杂的税则。但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任何全面的税则都不能把这么多陆续设置的并为纳税人勉强习惯了的具体税目统统吸收进去。如同小部队比大兵团容易调动一样，捐税划分为众多的名目无疑也容易征收。总之，税额小和名目多是当时税收制度的重大特征。一位见证人逗笑说：“一头奶牛以60法郎的价格出售前已经付过70里佛的捐税。端上餐桌的一盘牛肉至少已付过20次消费税”。1301689年的一份陈情书说：“没有一种食品不缴消费税；对面粉和啤酒征收的消费税极高，相当于物品本身的价值；他们甚至巧施手腕，抬高啤酒的价格。既然有言在先，他们不能公开禁止啤酒进口，但为阻碍这种商品在国内销售，他们便征收极高的消费税，以致任何个人都不愿购买和享用，所有商人都担心没有销路而不愿出售。”131

间接税是生活昂贵的主要因素，特别对普通百姓是个不堪忍受的重负。富人可以经受得住，或者不难趋避。例如，商人在关卡有权申报纳税商品的价值。他们的申报完全随心所欲，132而在检查通过后，就不会再进行任何复查。总而言之，人们不能设想还有什么社会和国家能比荷兰更加不讲公道。在威廉四世出任统领期间，只是由于发生了暴动，才取消包税制，133威廉四世对暴动的发生负有部分的责任。设置税务局(仅荷兰一省就有50000职员)134专门负责征税，丝毫改变不了税收制度的根本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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