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事情完全合乎逻辑:富人一方面与办得十分出色的税务机构相对抗，另一方面却经常向联省议会及各省市放贷。1764年左右，联合省的收入仅1.2亿弗罗林，低息债务却达4亿。这恰巧证明国家的有力，无论兴建公共事业，招募雇佣军，或者装备船队，国家都不缺钱用。这还证明，国家善于经营公债。伊萨克·品托解释说：“由于国家支付利息从未出现拖欠，所有人都不想抽回资本；万一需要用钱，他们能够妥善转让。”135我在品托的最后半句话上加了着重号；它能解释《商报》1759年1月的这段话：“荷兰的公债券利息仅2.5%，但在当地可赚4%，甚至5%”，136意思是说，公债券发行时如面值为100，上市价格却为104或105。每当国家需要发行公债，认购者趋之若鹜。1744年8月一封海牙的信件说：“荷兰个人之富，国家钱财之多，这里有项证据：息率为6%的300万终身年金债券以及息率为2.5%的有偿债券，不到10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如果公债发行量为1500万，同样也会卖完；但国家的钱柜不能与私人的钱袋相比:前者几乎空空如也，后者却满满登登。然而，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某种财政安排，特别是征收家庭税，筹集大笔资金。”137

“必要的情形”并不少：战争开支像是无底洞；此外，联合省这个“填海围地”的国家每年需整修堤坝。“国家为筑堤修路所花的钱比土地税收入还多”。138“然而，贸易税和消费税的收入十分巨大，尽管荷兰工匠的悭吝139胜过法国的节俭，却并没有得到相同的好处，因为荷兰的劳动力比法国要贵得多。”我们这里又回到了生活昂贵的问题上来。在经济世界的中心，生活昂贵是正常的，这对有关国家甚至还有好处。但是，如同所有的好事一样，这件好事迟早总会颠倒过来。也许只是在生产活跃的背景下，此事才能展示好的结果。在18世纪，生产日趋下降，工资则按让·德弗里斯的说法，“僵化”和“冻结”140在高水平上。税收对此肯定应负责任。国家要靠损害集体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需要，这岂不是“弱国”的征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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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其他各国

共和国“黄金时代”的对外政策表明，联合省是个强国，直到17世纪80年代前后，它在欧洲的地位才开始明显衰落。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在1618至1648年的所谓三十年战争期间看到的头面人物只是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黎塞留、奥利瓦斯大公或马扎林，而主角其实却往往由荷兰在扮演。外交上的樽俎折冲都在海牙进行。丹麦（1626年)、瑞典（1629年）和法国(1635年)的历次干涉都在海牙策划。然而，如同任何名符其实的经济中心一样，联合省始终使战争在国界以外进行：国境线上，除有许多河流作天然屏障外，又建造了一系列的要塞。雇佣军人数不多，但“挑选严格，薪饷优厚”，141训练有素，负责使联合省免受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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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省和西班牙对峙

1. 联合省的防务固若金汤

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尼德兰各城市，如欧洲其他地方一样，采用土墙加内堡的“意大利方式”设防。从此，大炮便不能像对付中世纪城市那样轻易轰开缺口。必须通过旷日持久和代价昂贵的围城战，才能攻克城市。拿骚的莫里斯于1605至1606年间对这种“现代化”防御作了补充，在各大河流沿线，建筑一系列岗楼和土坡，构成一道连续的屏障，使联合省的防务真正固若金汤。(见G.派克：《佛兰德的军事布防和西班牙的进军路线，1567—1659年》，1976年版，第48—49页。)

2.联合省陆上贸易之重要

联合省的真正危险是与西属尼德兰和德意志保持商业联系的水路被切断。西属尼德兰当局的关税收入可说明这一联系的重要：1623年的年收入为30万埃居(十二年休战的期限届满后，战争于1621年已重新开始，但没有立即切断与联合省的贸易)。每个城市名称边上的数字是该城市纳付的税额(以千埃居为单位)。(见何塞·阿尔卡拉-扎莫拉和奎博·德拉诺：《1618—1639年间的西班牙、佛兰德和北海》，1975年版，第184页。)

3.1624至1627年间的禁运尝试

1624年，西班牙人对河道实行封锁，阻止丹麦向荷兰供应活畜（道路用双线表示)。但在1627年后，他们不能维持这一付出昂贵代价的政策。难道因为西班牙国家在那年出现了经济危机和财政破产吗？（同上书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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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地与海洋之争

由于海上遇到困难，西班牙军队的作战全靠以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地区、弗朗什-孔代和西属尼德兰为据点的后勤供应，依赖许多德意志地区的通融和中立。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的崇山峻岭中开辟了直达北海的永久性通道。西班牙的这条供应路线在图上伸展到尼德兰招募新兵的荷尔斯泰因地区。(见G.派克：《佛兰德的军事布防和西班牙的进军路线，1567—1659年》，第90页。)

再看联合省的舰队怎样于1645年在波罗的海进行干涉，以结束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损害荷兰的利益。尽管奥伦治亲王一再坚持，联合省始终不肯对西属尼德兰推行征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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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这并非出于软弱。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既已把斯凯尔特河的出口和碉堡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又何必再去解放安特卫普？再看在明斯特集会的各省代表怎样对法国人提出种种苛求和耍弄种种虚伪手法；塞尔维安142写道：“看到这些议员如何对付我们，实在觉得可悲”。再举另一个事例，请看联合省1668年怎样成功地与171英格兰和瑞典缔结三国同盟，并阻止路易十四在西属尼德兰的步步进逼。1669和1670年对欧洲整个历史具有关键的意义，紧紧抓住军队的荷兰省督约翰·德·维特与路易十四的大使蓬博纳彬彬有礼地就各个问题逐项进行讨论。细听他们的谈话，我觉得荷兰人对太阳王的代表没有丝毫自卑心理。省督十分冷静地(在我们看来是明智地)向多疑的大使说明，为什么法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荷兰。

不，尼德兰政府并非不存在，这里与其说关系到是否行使政府职能，不如说是个简单的经济实力问题。在商谈奈梅亨（1678年)、赖斯韦克(1697年)和乌得勒支(1713年)和约时，联合省仍是个举足轻重的强国。英法两国地位的上升肯定对联合省有所损害。虽说上升速度迟缓，但是联合省的缺陷和脆弱也逐渐暴露，这是需要等待瓜熟蒂落的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

商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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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政策和活动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变迁，无论在有利或不利的环境下，荷兰始终是要维护商人的整体利益。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压倒一切，为宗教感情(如在1672年后）或民族感情(如在1780年后)所望尘莫及。外国人对此往往感到愤慨，不论是否真

诚客观，他们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把事情看得更加清楚。

确实，人们怎能不感到惊讶，一些荷兰商人受荷兰东印度公司143的压迫，嫉妒其特权，竟用他们的资金帮助和支持英国、丹麦、瑞典、法国的印度公司(甚至还有奥斯坦德公司)。他们出资扶植敦刻尔克的法国私掠船，而这些私掠船有时劫掠他们同胞的船只。144荷兰商人还与在北海行劫的柏柏尔海盗串通(这些柏柏尔海盗其实往往是些乔装的荷兰人)。1629年，在哈瓦那附近截获西班牙大帆船后，西印度公司的股东们要求立即分配战利品，这一要求的付诸实施为公司开了一项恶例。145同样，葡萄牙人于1654年把荷兰人逐出累西腓，路易十四于1672年进攻联省共和国，都是使用从荷兰人那里买得的武器。就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法国在意大利的作战部队却经由阿姆斯特丹发放军饷，这使与荷兰结盟、反对法国的英国人愤慨万分。这一切都是因为，在荷兰，商人是国王，商业利益是立国之本。彼得·德·拉古尔(1662年)146说：“贸易要求自由。”法国大使拉杜依勒里147在致马扎林的一封信(1648年3月31日)中惊呼：“赚钱是这里的人唯一的行动指针。”就在同一时期，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于1644年强烈主张，“十七董事148在东印度夺得的要塞和堡垒不应被看作是国家的战利品，而应看作是商人的私有产业，商人有权把这些产业卖给他们愿意的任何人，即使是西班牙国王或者联合省的其他敌人”。149荷兰的敌人(他们人数很多)不难在这篇檄文中再添上几条罪状，似乎别人的缺陷就是自己的功绩。一名法国人说：“在荷兰，国家从贸易获利，也使个人得利，二者并行不悖(也就是说，国家和商业公司是一码子事)。贸易绝对自由，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对商人是禁止的，他们只要遵循利润法则就够了:在国家看来，利润法则是基本的行为准则。因此，当个人因经商而似乎违背国家利益时，国家便闭上眼睛，装着没有看见，这在1693和1694年发生的事情中，容易作出判断。法国当时缺少小麦，饥荒遍及各省；时值战争紧要关头，局势对反法联军有利，法国的处境岌岌可危。荷兰及其盟国理应促使法国失败，或至少迫使法国根据他们提出的条件接受和平；他们舍此难道还有更高的国家利益可言吗?荷兰人不但不应向法国提供小麦，而且要想方设法让法国耗尽其小麦储备。他们并不是看不到这种政治形势，他们曾发布命令，严格禁止商人及其控制的船东以任何借口前往法国。然而，这并不妨碍荷兰商人与法国商人保持联系，使用瑞典和丹麦的船只，或者用中立国旗号作掩护的荷兰船，甚至更多的打着荷兰旗号的荷兰船，向法国运送货物……”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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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些行为，对于17世纪初投机商伊萨克·勒美尔的违法行为所暴露的一系列买空卖空与贪污舞弊，阿姆斯特丹竟没有任何人声色俱厉地进行谴责。151既然做生意，就按生意人的规矩办事。在用道德观念作判断依据的外国人看来，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国家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1665—1667年)，法国大使埃斯特拉德伯爵甚至认为，“这个国家有向英国人屈服的危险。国内有一大帮人策划投降”。152

抓住欧洲，抓住世界

欧洲是尼德兰求得繁荣昌盛的第一项条件，世界则是第二项条件。但后者多半也正是前者的结果。荷兰既已征服了以商业著称的欧洲，世界也就合乎逻辑地，几乎顺便地奉送给它了。总之，无论在这里或那里，在近处或远处，荷兰都用类似的方法确立其优势地位，推行其贸易垄断。

1585年前大局已定

在中世纪时代，波罗的海可被认为是近在咫尺的美洲。但从15世纪起，载运盐和鱼的尼德兰船只已在波罗的海与汉萨同盟竞争。1544年153在斯派尔，查理五世皇帝从丹麦国王处取得了佛兰德船只自由通过松德海峡的权利。十年过后，由于国内粮食严重不足，安特卫普的热那亚和葡萄牙商人向阿姆斯特丹定购小麦；阿姆斯特丹从那时起超过了斯凯尔特河口的安特卫普，一跃而为最大的小麦集散港，154不久更享有“欧洲谷仓”的名声。1560年，尼德兰已把波罗的海重货运输的70%吸引过来，155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功。在这以后，波罗的海犹如他们的“囊中之物”。谷物和造船用材—厚薄木板、船桅、柏油、松脂纷纷向阿姆斯特丹集中，在尼德兰光辉灿烂的时代，谷物贸易156仍吸收联合省流动资金的60%，每年使用船只达800艘之多。阿斯特里·弗里斯认为，来自波罗的海的大批原料是17世纪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原动力。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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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不论多么重要，它只占尼德兰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如果不开发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波罗的海贸易便不能兴旺发达；拥有金属铸币的伊比利亚半岛逐渐成了波罗的海贸易的关键。为了发展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必须用现金支付购大于销的差额。

但正是销售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确保了尼德兰船只向南方航行的成功。因此，他们在胜利地打入了波罗的海地区以后，不久又抵达拉雷多、桑坦德、毕尔巴鄂、里斯本以及塞维利亚。从1530年起，至迟在1550年左右，158佛兰德的双桅帆船在北海和西葡两国各港口间的海上运输中居多数地位。不久更负责运输伊比利亚半岛与北大西洋之间交换货物的六分之五：北欧用小麦、黑麦、造船用材和工业品(经塞维利亚转销新大陆)换取食盐、食油、羊毛、葡萄酒，特别是白银。

控制这条运输路线恰与开办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同时发生。另一项巧合：在向地中海大量出售粮食(1590—1591年)后不久，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修整一新(1592年)，159接着又成立了一家保险公司(1598年)。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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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联系对双方都生命攸关，以至在尼德兰暴动(1572—1609年)期间也未被切断。再次套用热尔曼·蒂永的话(1962年在谈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时)来说，暴乱各省与西班牙和葡萄牙集团之间的关系像是不能也不愿分开的、互为补充的两个冤家对头。161西班牙感到恼火，有时简直发怒，高声宣布将采取镇压措施。菲力浦二世于1595年下令截住留在半岛各港口的400艘船(过去与敌方进行贸易并不如今天那样触犯禁令)，据说占当时总数为1000艘的荷兰船只的五分之二。162被扣押的船只均被用于义务运输，但后来终于获释或自行逃离。在1596和1598年，荷兰船只再次被禁止驶往西班牙港口，但这一措施仍得不到执行。同样，一度曾酝酿不再向暴动者供应锡图巴尔或卡迪斯的盐，以迫使他们就范，但始终流于一纸空文。163更何况，法国大西洋沿岸的盐田，布罗阿日和布尔纳夫的盐田，仍然对外开放，它们可向北欧提供比伊比利亚的盐质量更好的产品。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西班牙过去小麦能够自给自足，但在1560年后陷入一场危机之中，导致了农业的解体。164西班牙从此仰赖外国谷物，而在16世纪末，地中海不再有外国谷物运来。1580年征讨葡萄牙期间，被占领地区饿殍遍野；必须向北欧求助，而购买粮食必须用黄金支付，西班牙在地中海惯常的现金周转因此被打乱。165菲力浦二世顾问们的意见也起一定的作用，他们认为，取消与叛乱者的贸易，将使自己丧失每年100万杜加的关税收入。166实际上，西班牙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这些讨厌但又必要的交换。联合省处于类似的境遇中。

西班牙人1595年在塞维利亚进行的一次调查167揭露，市内竟有北欧商人的往来客户，而且几乎不加掩饰；他们的信件被查封，一些西班牙高级人士受到牵累，但因他们身份过于尊贵，调查者未敢提及。在当时，荷兰人已悄悄地完成了对塞维利亚的征服。168直到1568年为止，热那亚银行家始终从财力上支持塞维利亚对美洲的贸易，并使当地的商业界在信贷的帮助下，得以渡过大西洋远航所需的长期等待。1568年后，热那亚人放弃这项活动，他们宁肯把资金用于向“天主教国王”放款。北欧商人趁虚而入：由于尚无财力进行放款，他们对塞维利亚赊销货物，等船队返回后收取货价。一种进一步的联系从此建立了起来：北欧终于打入了西班牙对印度的贸易。在塞维利亚，西班牙商人逐渐成为受人操纵的经纪人或顶名的代理人，因为“印度之路”的贸易在法律上只归西班牙人经营。因此于1596年发生一桩怪事。在卡迪斯海湾，60艘满载货物准备运往印度的船只在英国人劫掠港口时被扣留。胜利者建议，在当场付清200万赔款的条件下—这批货物至少值1100万杜卡—船只可不予焚毁。但是，货物属于荷兰人，在此事件中，有受损失危险的不是西班牙人。由于这个原因，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拒绝了诱人的建议，可他至少还是荷兰人的朋友，即使算不上同伙。船只终究被付之一炬。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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