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因此，假如荷兰没有推翻葡萄牙的统治，英国完全会越俎代庖，且不说荷兰立足未稳，便不得不抵御英国的进攻。他们很难把这些顽强的对手赶走，不能禁止英国人在印度定居，不能把英国人朝波斯和阿拉伯的方向，干脆利落地赶回印度洋的西部。1623年，他们必须动武，才把英国人逐出安汶。208英国仍长期留在南洋群岛，收购胡椒和香料，在开放的万丹市场推销印度棉布。

荷兰海外领地的贸易

亚洲最大的财富是几个距离甚远的不同经济地区之间的贸易，即法国人所说的“印度洋贸易”(commerce d'Inde en Inde)，英国人所说的“区域贸易”(country trade)，荷兰人所说的“海岛贸易”(inlandse handel)。在这远距离的近海运输中，一种商品带动另一种商品，后者又迎来第三种商品，如此等等。这种贸易就在构成一个活跃整体的几个亚洲经济世界的内部开展。欧洲人进入这个地区，远比人们通常所说的更早。首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但荷兰人也许因为他们拥有在欧洲取得的经验，比别人更善于抓住远东贸易的联系环节。雷纳尔神甫209说：“他们还成功地掌握亚洲的近海运输，就像他们掌握欧洲的近海运输一样”，因为他们把这种“近海运输”看作是一个严密的体系，他们必须控制其中最关键的商品和市场。葡萄牙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如同在别处一样，远东贸易涉及商品、贵金属和证券。每当货物不足、贸易受阻时，贵金属便参与其事。每当货币因数量不足或流通不畅，不能立即结清贸易差额时，信贷便出力相助。但在远东地区，欧洲商人不像在国内那样能支配充足的信贷。对他们来说，信贷与其说是推动贸易的马达，不如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他们有时向日本210或印度(苏拉特)211的放款人借贷，但这些“银行家”主要不对西方的商人和经纪人放款，而是为当地的中间人服务。结果就不得不动用贵金属，特别是欧洲人从美洲取得的白银，白银因而成了打开这些贸易大门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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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输入的这些白银仍不敷应用。荷兰人于是便动用他们从远东贸易中所得的当地贵金属。例如，他们在占领台湾期间(1622年被占，1661年被称雄海上的“国姓爷”夺回)使用了中国的黄金(主要用于在科罗曼德尔购货)；从1638到1668年止，日本开采的白银曾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日本于1668年禁止白银出口，荷兰转而购买日本金币“小判”(koubangs)。1670年前后，随着“小判”的贬值(虽然日本人在贸易中仍按以前的价格计算)，东印度公司减少购买黄金，转而大量接受日本出口的铜。212它当然并不忽视苏门答腊或马六甲生产的黄金，有时也很关心勒旺贸易继续倾注到阿拉伯(莫卡)、213波斯和印度西北部的金币和银币。它甚至还利用阿卡普尔科大帆船定期带到马尼拉的白银。214

在此情况下，从17世纪中叶开始使荷兰人离开波斯丝绸市场的长期危机，便显示出人们一眼便能看到的另一层意义。1647年10月，掌玺大臣塞吉耶的一名代理人指出，荷兰人觉得“去东印度买丝绸不合算”，并已“命令他们在马赛的代理商进行采购并发货，多多益善”。215确实，1648年后，从印度开出的荷兰船不再随带波斯丝绸。216波斯市场既然被亚美尼亚商人所控制，我一度曾以为，这场危机应归罪于这些奇怪的商人，他们决定亲自把丝绸运到马赛。但这些解释大概是不够的。荷兰人从1643年以来一直同伊朗国王进行协商(他们于1653年达成协议)，他们其实并不十分希望买进大量波斯的丝(价格有所上涨)，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持贸易顺差，也就是把金币和银币从波斯带回国内。217他们此外还能得到中国的蚕丝，特别是孟加拉的蚕丝，218后者在17世纪中叶印度公司运返欧洲的货物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东印度公司因此并非消极地忍受波斯的丝绸危机，它相反挑起了这场危机，借以保存其金属铸币的供应来源之一。总之，荷兰人不得不根据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随时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无数亚洲铸币之间的可变比价天天都把局面搞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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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商品调剂系统几乎毫无障碍地在运转，直到1690年为止。从那时起，困难开始出现。但在这以前，荷兰在亚洲的贸易渠道和贸易网，正如丹尼尔·勃拉姆219写于1687年的详尽报告(可是造化弄人，恰好在那时候，完美的体系开始出184现故障)所说，依靠有效的海上联系，本土的信贷和投资，以及对垄断的不懈追求，构成一个如同欧洲那样的协调的贸易体系。

除了独享进入日本的特权之外，荷兰长期垄断的唯一货物是细香料：肉豆蔻及其假种皮、八角茴香、桂皮。每次使用的办法都相同：使生产仅限于某个岛屿的弹丸之地；牢牢控制该岛屿；占有市场；阻止别处种植这类作物。因此，安汶专门生产八角茴香，班达生产肉豆蔻及其假种皮，锡兰生产桂皮，有组织的单一种植使这些岛屿的食品和织物仰仗进口。与此同时，马鲁古其他各岛的丁子香树统统都被拔掉，必要时甚至向地方首领按期支付偿金；西里伯斯群岛的望加锡被武力攻克(1669年)，因为如果听其自然，该岛会成为香料自由贸易的中继站。印度的科钦也同样被占领，“虽然占领该地对东印度公司得不偿失”，220但这是阻止科钦生产廉价的次等桂皮与上等桂皮进行竞争的手段。在土地面积过大和驻军开支颇高的锡兰岛，桂皮种植园也只准许占较小的地面，以便限制桂皮产量。可见，东印度公司只是依靠暴力和严密监视，才有效地维持其垄断，东印度公司从细香料赚取的利润始终很高。221名法国人于1697年222说：“任何男子防范别人染指其情妇，却超不过荷兰提防别人插手其香料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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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荷兰的优势还在于，东印度公司推行长期的计划，其人员恪守纪律，堪称典范。虽然众多暴行使历史学家不寒而栗，但看到收购、装运、出售和交换一环扣一环地穿插进行，既工于心计，又出人意料，甚至诡怪离奇，他们又只会感到十分有趣。细香料不仅在荷兰销售旺盛，印度的消费超过欧洲的两倍；223细香料在远东还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交换手段，是打开许多市场的钥匙，就像波罗的海的小麦和桅杆在欧洲一样。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交换手段，但有一个条件，先要仔细探明有利的地点和有利的交易。例如，荷兰人在苏拉特、科罗曼德尔沿海和孟加拉大量收购质地不等的各种印度织物。他们用这些织物在苏门答腊换取胡椒(如果政治手腕运用得当，还能订立优惠的协议）、黄金、樟脑；他们在暹罗出售科罗曼德尔的布匹，没有很大的利润(那里的竞争者太多)，但他们出售香料、胡椒和珊瑚，带走专门为他们生产的锡，一直运往欧洲倒卖；他们还从暹罗带走为数可观的鹿皮(在日本的卖价很高)，一些象(到孟加拉卖出)和许多黄金。224帝汶的商站因经营不善而有亏损，但岛上得到的檀香木在中国和孟加拉十分畅销。225至于孟加拉(荷兰势力进入较晚，但剥削深重)，该地区提供蚕丝、大米和许多硝石，后者与日本的铜和不同产地供应的糖一起，是返航欧洲时最好的压舱货。226勃固王国也有其特别的吸引力：在当地可收购生漆、黄金、白银和宝石，可出售香料、胡椒、檀香木以及戈尔孔达和孟加拉的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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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荷兰人善于抓住所有的机会。人们不能不感到惊奇，南非好望角生产的小麦竟然运到阿姆斯特丹。或者，阿姆斯特丹成为从锡兰和孟加拉带回的“贝壳”(couris)的市场(欧洲人有收集贝壳的爱好，其中包括英国人)，成为黑非洲贸易的市场，以及购买准备运往美洲的奴隶的市场。再者，中国、孟加拉、暹罗和爪哇(从1637年起)的糖，根据其价格能否在欧洲与巴西和安的列斯群岛的糖相竞争，交替被阿姆斯特丹所接受或拒绝。当宗主国的市场关闭时，巴达维亚存储的食糖便供应波斯、苏拉特或日本。227这一切充分表明，黄金时代的荷兰已经以全世界为其活动场所，随时注意开展和操纵世界各地的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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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成功，在美洲失败

对东印度公司来说，根本的问题是要从其在亚洲的贸易活动中取得欧洲所需的商品，或更正确地说，欧洲愿意消费的商品。东印度公司就像一台二冲程发动机：它把商品从巴达维亚送到阿姆斯特丹，又从阿姆斯特丹送到巴达维亚，如此周而复始。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把商品从一经济世界(亚洲)送往另一经济世界(欧洲)，本身就是困难重重；更何况，双方不断就对方的影响作出反应，就像天平的两个载重不等的托盘一样：只要在一个托盘上加上额外的重物，平衡就被打破。例如，随着欧洲的势力日益深入亚洲，胡椒和香料的收购价格便趋上涨，而这些价格对欧亚两大陆的关系长期具有决定性意义。拉瓦尔的皮拉德于1610年指出，“葡萄牙人原来只花一苏所能买到的东西，荷兰人如今要花四五苏”。228相反，由于海外食品到货日增，它们在欧洲的售价便自动下跌。像1599年这样的好年头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那时在班达花45里亚尔可买一“担”(荷兰重量单位，等于525磅)八角茴香，花6里亚尔可买一“担”肉豆蔻。这些价格是一去不复返了。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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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和成功的时代

在亚洲，香料的垄断，专横的定价，商品量的控制(必要时销毁剩余货物)，长期使荷兰人处于比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更有利的地位。但在欧洲，随着其他公司纷纷成立(几乎所有这些公司都有荷兰资本的投资，以对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垄断)，230或者由于市场上出现与远东产品相同，但产自别地的商品，如糖、铜、靛青、棉花、蚕丝等，竞争不断变得更加激烈。事情可见并未定局，胜券并未在握。一名荷兰旅行家231于1632年解释说：“且莫搞错，在这里，即使有一天能把葡萄牙人排挤出去(葡萄牙当时还掌握着果阿、马六甲、澳门等咽喉要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大概也只够从事亚洲贸易的六分之一。在另一方面，当人们能筹措足够资金来从事这一贸易时，却又很难能够消费或推销从中得到的所有商品。”

再说，为维护垄断而推行监视和镇压的政策，必须付出高昂代价。例如在锡兰，任务特别艰巨，岛上多山的内陆归康提国王控制，“从未被葡萄牙人或荷兰人征服过”，要塞的驻守和维修费用几乎耗尽出售该岛生产的桂皮“所得之全部收益”。232农民揭竿而起，反抗东印度公司的盘剥，因为给予他们的报酬太低。荷兰人通过暴力和战争的手段，把土著作为奴隶押送爪哇，才在班达群岛实现了垄断，但东印度公司最初确实损失不小。233生产大幅度下降，不得不在新的基础上重起炉灶：1636年，班达群岛的土著居民只187剩560人，荷兰人和外来的自由民却分别为539人和834人，因而只能从孟加拉或若开王国“输入”1912名奴隶。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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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巩固和维护自己的垄断，荷兰东印度公司展开了长期的努力，直到攻克望加锡(1669年)及征服和摧毁万丹港(1682年)方告结束。东印度公司不断压制土著的航运和贸易，打击和放逐土著居民，以全部精力进行警察行动和殖民战争。在爪哇，与马塔兰、万丹等土邦的斗争造成了接二连三的惨案。巴达维亚四周的乡村乃至郊区均不安全。235尽管如此，征服行动仍然取得成功，但所付的代价却在增加。甘蔗种植(从17世纪第一个三分之一开始)和咖啡种植(从1706至1711年开始)在爪哇获得成功236。但对这两种作物的种植必须严加控制，中国人1740年举行的起义遭到了残暴的镇压，导致了食糖生产无可挽回的危机；爪哇岛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才恢复元气，但仍不如往昔。237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合乎逻辑地有赚有赔。17世纪那时大体上总能得利。只是在1696年前后的三四十年期间，形势才不断恶化，这一突变从东印度公司不很清楚的账目中可以算出。克里斯托夫·格拉曼238认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当时已在进行，同时把亚洲贸易和欧洲市场的现存秩序搅乱。

在欧洲，胡椒已退居次等地位，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从1670年起变得十分明显。细香料却相反始终购销两旺，甚至地位有所提高；印度的纺织品，不论是丝绸或棉布，印花或白坯，交易额不断在扩大；茶、咖啡、漆器、中国瓷器等新商品正打开销路。

假如仅有这些变化，那么，像其他印度公司一样顺应潮流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就会适应，肯定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但是，原有的途径和市场运行失常，东印度公司调试妥帖的流通渠道又出现缺口。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存在的旧制度有时阻碍了必要的适应。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新事物无疑是茶叶贸易的扩大和中国对所有外商的开放。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98年迅速展开了直接贸易(用白银付款)，239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惯于接待乘坐帆船前来巴达维亚采购胡椒、八角茴香、檀香木和珊瑚的中国商人，始终坚持以货易货的间接贸易，避免使用现金。结果是孟加拉与中国的联系(用棉花和白银以及后来用鸦片换取茶叶)将对英国人有利。荷兰东印度公司还受到一个尤其沉重的打击：印度内战把它苦心经营并获得突出成就的科罗曼德尔沿海沦为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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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所有这些竞争，荷兰东印度公司难道就没有抵抗吗？统计资料表明，在18世纪，甚至直到公司存在的最后一年，即1798年，240公司还把数量日益增多的白银运到亚洲。在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远东，白银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但在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境遇却不断恶化，对于它的衰落，我们很难找出解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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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兴衰

衰落的趋势从何时开始？通过对公司账目的研究，或许可以看到1696年的分界线价值。这个日期是否定得太过确切?克里斯托夫·格拉曼241主张把1700年前后的四十年作为分界线，这也许更加明智些。

何况，等到当时的人意识到局势严重恶化，为时已经相当晚了，例如在1712年，敦刻尔克有两人在一起闲聊，其中一人是为德马雷总管打听消息的小人物，另一人是圣约翰勋爵；路易十四为求得和平将把敦刻尔克出让给英国，而犹如旭日东升的英国却还忧心忡忡。这名法国小人物写道：“我对他讲，通过搞垮荷兰人来恢复英国在印度的贸易，是安抚大不列颠民族并使它得到一切的可靠手段；他听后随即回答说，英国人为达此目的将不惜卖掉他们的衬衣。”242由此可见，他们认为自己尚未达到目的！十二年后，在1724年，以判断力见长的乌斯达里茨毫不犹豫地写道：“荷兰东印度公司实力之强大，其他各国的印度公司不能望其项背。”243

已知的数字并不真正说明问题，但它们至少让人知道这家公司商业活动的规模。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创始时拥有资本650万弗罗林244(每股的股本约3000弗罗林)，等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多，后者比前者早成立两年，却深受资金不足之苦。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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